第四章 社教运动
4.1运动初始
1965年，对于民主村，除了歼灭高增光一伙国民党武装特务而外，更大的一件事情是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开始是叫“四清运动”。1964年前的四清是小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1964年后扩展为触及农村社会各方面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对于社教运动，有些人并不陌生。最早在解放之初，1950、1951年，就有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那时也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后，1958、1959年，在农村也搞了一场以“反右倾”为主要内容、以大辩论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习惯上称做“反右补课”。后来，因为“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才没有进一步激化。
但是，从1963年开始的这场社教运动可不一般了。在大跃进失败和遭受严重经济困难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对经济工作中极端做法的怀疑和异议。有些地方为恢复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则采取了一些自发的相对务实温和的补救措施，比如：开放集市贸易、重划自留地、分田到户等等。也有一些干部因此而意志消沉，脱离群众，甚至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对于这些原本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当政者认为都是属于阶级斗争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威胁，绝对不能容忍。为了统一思想、整肃纪律、消除对权力的隐患，于是再一次以习惯了的急风暴雨的群众运动和对敌斗争的方式，发动了这次大规模的社教运动。其决心之大，出手之重，时间之长，涉及之广，在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是空前的。
为此，中央先后于1963年5月发布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前十条）、1963年11月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第一个后十条）、1964年6月发布了“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1964年9月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订草案）”（第二个后十条）、1965年1月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在这些文件里，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尤其是“二十三条”，第一次指明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对象由1957年反右派时的知识分子，1959年反右倾时的党内不同意见者，这次直接指向了广大农村，指向了广大农村的基层干部。并在全国范围组织了数百万工作队员分期分批进驻各地农村，整个运动成了“阶级斗争理论”的一场大操练。（在一些城市和企事业单位也开展了社教运动，这儿就不多说了。）出手之重，下手之狠，打击面之宽，也是前所未有。这场运动由此而号称是自土改以来最深入、最广泛、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运动。
这一期间，中央领导的有关论述比较多，为简便起见，本书就引三段话。
第一段是《四清运动实录》（郭德宏、林小波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所述：“毛泽东更加坚信，社会主义教育势在必行，‘如果我们不整风，哪个县都要出修正主义’，‘如果我们不搞增产节约，不搞社会主义教育，不搞阶级斗争，就要变成南斯拉夫。’”
一段是毛泽东在1963年2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请见：《毛泽东传》-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另一段是从《六十年国事纪要（政治卷）》（朱永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转述：“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农村和城市，大约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而掌握在敌人手里……会议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对烂掉了的单位要夺权，不仅要追‘四不清’干部在下面的根子，还要追他们在上面的根子，把运动搞深搞透。”
从这三段话，我们就可以看出社教运动的意图和基本做法了。
海源竟然有幸成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社教运动试点单位。
县工作团的成员，有中央机关和省地县各级干部，还有根据“文科要以社会为课堂”而参加进来的文科高年级大学生。龙头公社工作队队长就是建国初期的海源县教育局长、1961年曾来过这儿的省委但处长。远在上海的经大臣1962年复职后在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某处任副处长，因为对海源情况熟悉，也过来参加社教，担任团部的联络员。
西北村的工作组有四个人：组长，很不幸，正好是宗书记；另外，一个是省里一个出版社的时编辑；一个是县民政局的（建国初也是县教育局的）女干部，四十多岁的白云。这个组里还有一个人，想特别说一下，是1949年被国民党杀害的祖责成的孙子，祖云涛。祖责成的儿子祖如海，早年参加革命，当兵在外，前两年才转业回来。现在在县粮食局当副局长，按说以他的资历，不该就是个副科级（当时的县局是科级），这儿就先不说。祖云涛父子俩跟他们那个冲动、蛮干、走极端的长辈祖责成不一样，文化程度一个高过一个。祖云涛现在是北京一个财经学院的大三学生，还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全然不像一个义和拳的后代。他爹也没怎么带他回过民主村，民主村的人并不认识他。
工作队是在十月国庆节后进的村。在县城集中训练了十天后，坐着卡车分赴各公社。到龙头公社各村的工作队员，在西门外下车，然后按各组排队步行进镇。他们每人肩背行李，手提装着脸盆和日用品的网兜，一脸严肃认真，走进了西门。
街两旁挤满了观看的乡亲们，他们也是脸色茫然。他们听说了这是一场大运动，却不知道这场运动将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以前的运动也有过，但像这样派出大队人马，连中央北京都来了人，还要住在村里，吃在老百姓家里，还要搞好几个月，这可是头一遭。以乡亲们的智力，已经想不出来将会是怎样的结果，只能茫然地看着。
没有布置各村要出来迎接，村干部知道自己将是这场运动的对象，也都没有出面的。只有在镇的十字路口，挂着一条横幅“欢迎社教工作队进驻我公社”。留在公社维持日常工作的纪社长领着几个人，在陶家大院那垛姜雪花牺牲的墙下，站着鼓掌，算是迎接。简单的几句话后，工作队队部的几个人进了陶家大院，其余驻各村的工作组再继续步行前往各自的驻点。
民主村的工作组是最近的了。拐过胡同向北，他们住进了申老汉原先住的院子。申老汉俩口子五十年代去世后，一直空着。祖云涛和时编辑住西面的外间，宗书记住里间；那位白云住在李芹原先住的东间。放下行李，吃过自己带的干粮，宗书记说：“下午咱们各自找个生产队干活去吧，晚上开社员大会。”
宗书记对这次运动是考虑了好久的。他意识到这又是一次对各人利益的大调整，是又一次对各人政治地位、社会角色的重新洗牌。如果抓得好，那又是一次绝佳的表现和上升的机会，所以要不断革命啊。他不同于其他公社干部的疑虑重重，反而主动要求参加工作队，他相信以他自己的政治素质和能力，更适应于这种大风大浪。别人呛水的时候，正是他得心应手、向前冲刺的时候。
当天晚上，民主村场院又拉起了电灯。
社员们陆续地来了，唯一不同的是于村长、杜家骏这些村干部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前面，而是和普通社员一样找了个犄角旮旯蹲了下来。
电灯下摆了一个方桌，方桌后坐的是宗书记他们四个人。
当然是宗书记在做报告：
“社员同志们！从今天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在我们西北村正式开始了。
这次运动不同于以往的运动，这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加广泛、更加复杂、更加深刻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这是因为当前农村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已经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乘着困难时期，和帝修反、国民党反动派相配合，不断地猖狂进攻，企图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在派遣特务、武装登陆失败以后，就改变了反革命策略。从内部拉拢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一些看上去是共产党的干部变成了他们的代理人，到处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威胁到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了。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在经过调查研究之后，竟然发现全国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了。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情况啊！反革命复辟的危险就在眼前了！难道我们海源县、龙头镇会是例外吗？不会的。我们这次社教运动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失去的政权再夺回来。但是别看问题严重，只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你们这个村，我是知道的，问题不少啊！可以这么说，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不说别的吧，就说这个村的名字，叫什么‘民主村’，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腔调嘛！以后不要叫了。什么民主啊、自由啊、人权啊，鸟东西，那都是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外面裹着的花花纸。我们无产阶级决不施仁政，只讲无产阶级专政。用专政的铁拳，把那些阶级敌人砸个稀巴烂！
我警告西北村的大小干部，要积极主动地检讨这几年存在的四不清问题。有不少的干部，这几年馋懒占贪变，也变成了革命的对立面。有人说，我们都革命几十年了，还会有问题吗？毛主席说了，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请见：《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有了问题就不要怕疼，不要怕丑，要自己脱裤子洗澡，把腚沟里的屎洗干净了，不就好了吗。党在挽救你们，要不就要和地富反坏右站到一起了，真的就变成了革命的敌人，被革命所打倒……
你们不要小看我们这四个人，我们虽然只有四个人，但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是刘主席派来的。虽然我是龙头公社的书记，就住在你们隔壁，差不多天天见面，但是这一次我是毛主席派来的，是刘主席派来的，是代表党中央的，手里有尚方宝剑，权力大得很呐，不管什么样的石头都能搬掉……
在这次运动中，我们会坚决依靠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同志们，你们要勇敢地站到斗争的第一线，做革命的主力军，你们在这次运动中会得到第二次翻身解放……
对于我们工作队员，我们也会严格要求自己。对我们的纪律，我现在告诉大家，请你们监督，哪个工作队员违反了这些纪律，立即开除。第一条，要和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吃，就是要到贫下中农家里去吃，不但地富反坏右家里不能去，也不能到干部家里去吃。而且还规定只能吃素，不能吃荤。不但肉和鱼不能吃，鸡蛋不能吃，豆腐也不能吃，酒更不能吃。只要好一点的菜都不能吃……”
宗书记洋洋洒洒地讲了两个多小时，除了于村长他们几个村干部一句也不敢漏地听着，秦德才搓着手也来了精神，其他好多社员群众都已经睡着了。
4.2访贫问苦
虽然是中午，天气却已经秋风凉了。可宗书记还是高高地挽着衬衫的长袖，黄军装的外衣披在肩上，裤腿卷到了膝盖，扛着一把锄头在西街上走着。乍一看有点像报上登的焦裕禄照片上的样子，像个干部参加劳动的模样(说明：焦裕禄是困难时期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因肝癌死于任上，当时是作为一个勤政爱民的领导干部的典型而广为宣传)。可这时是收秋玉米的时候，扛个锄头干啥呢？不去管了，这时他正要去吃午饭了，今天轮到秦德才家。
秦德才还是住在那个两进房的里院那套的西屋。对面的齐阿姨因为实在不愿意再看见秦德才，已经另外盖房跟儿子出去住了，东屋一直空着。宗书记踏进后院，秦德才就从屋里迎上来了，满脸堆笑，连连称呼：“宗书记，宗书记，您来了。里面请，里面请。”
宗书记走进里屋一看，炕上已经摆得满满的，不但有一盘猪头肉，竟然还有一只乡间难得一见的烧鸡，边上还竖着一瓶白酒。
宗书记不悦，说：“我跟你说弄一点，没叫你弄这么多。别人知道了多不好。”
秦德才狡黠地一眨眼，“宗书记，您放心，我这是叫储小二昨天上县城买的。村里人谁也不知道。”
宗书记：“嗬，想不到你这鲁莽之人也有这个心眼。好，好，他妈的，饿了这么几天了，今天可是得解解馋了。”
“是啊，是啊。革命干部不保重身体怎么干革命呢？西北村的革命事业全靠您啦。”
“也得靠你啊。这次社教运动，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就是要发动、依靠你这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你才是西北村的革命主力军啊。秦德才啊，这回好好干，会有你的出息。”
“是，是。我是最愿意革命的啦。夜里躺着都想革命，都想昏头啦。想了这么多年，被那些干部，喔，被那些四不清干部压了这么多年，终于又要革命啦！可盼到头了，嘻嘻。”
“对，社教运动就是第二次土改，你们就会有第二次翻身。但是你得好好地干。”
“对，干，干。宗书记，咱们先干它三盅。”
“好，好。”宗书记是个好酒量，三杯下肚脸不红，一点没事，又连忙扯开鸡架子，狼吞虎咽起来，毫不谦让。吃了一会儿，宗书记又说：“不过你这小子，得听我的，懂吗？”
“是，是。不管什么事，只要你宗书记一句话，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秦德才决不会皱一下眉头。”
“好。你一个人还不够，还要有一帮人，才能搞得过于村长他们。像你这样的苦大仇深、又愿意干革命、不怕四不清干部的，再去串联几个，就成气候了。西北村你就踩得响了。”
“好，好。还有这么几个人，比如像储小二。”
“行，你去找去。有了人，就可以成立贫下中农战斗组，你当组长。”
“好，好！”这下，秦德才更是高兴得不得了，拿起酒碗连连敬酒。
“你这家伙，才喝了几口，脸就红成这样。”宗书记满脸通红，瞥了秦德才一眼，“这么不中用，下午就别出去了，睡一觉吧。省得叫人看出来。”宗书记自己打了个饱嗝，也倒头呼呼大睡了。
4.3四不清干部
社教运动的重点当然就是要对付村干部了。讲到要对付基层干部，那历次政治运动就积累了太多的经验，用也用不完。比如，怎么跟干部谈话呢，基本上是这样的三步曲：
先是“唬”。告诉你，这次社教运动是很严肃的，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决定部署的。不是吓唬你们，再不搞运动不行啦，眼看就要党变修国变色啦。你们看苏联都变成修正主义，劳动人民受二茬罪啦。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不搞出点名堂是决不收兵的，你看北京的大干部都下来了。你们队就没有阶级斗争的表现？你们这个队问题也不少啊。你就没有问题啦？不要再抱幻想啦。
二是“诱”，诱导。你那点问题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可大可小，就看你什么态度啦（这是以所谓“政策”代替法制的典型话语。多少年来，不少干部对这套办法运用得可谓轻车熟路、得心应手，所以很不喜欢用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法规行事，更不喜欢公平公正公开的阳光下的操作了）。我们工作组对你抱有很大希望啊，你毕竟是经过党的多少年教育培养了，应该是有觉悟的，不要辜负了组织的期望。我们工作组搭个梯子，帮你下楼，洗洗澡，把灰去掉。（当时有很多这种形象的能让人容易接受的比喻说法）。怎么样？快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吧。你过不了关，我们也替你着急啊。这个大队的工作，还准备靠你呢。
要是不肯交代，不承认有问题呢，那工作组手里的办法就更多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没有多少本事，搞这些可有的是办法。第三步，就是“压”。猛喝一声：呸！你还没有问题，那谁有问题啊？我们都掌握你情况啦，群众都揭发啦，连你和那、那、那个的狗屁事，我们也知道啦。要及早回头啊，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以为我们是白吃饭的啊，不要低估了我们工作组的能力。不肯交代问题，就是站到了党和组织的对立面，与党和人民为敌。给你出路，你不走，想一想吧，那会是什么后果。你的那些问题，说实在，拉一拉就过来了，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还是同志。推一推就过去了，那就到敌人那一边了，我们之间那就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了。在原则问题、立场问题上，我们决不会心慈手软。那就不光是开除党籍的问题了。漏网地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现行反革命，这几顶帽子，你看要哪一顶？你想不通？想一死了之？那你就更错了，那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别拿这套来要挟我们，告诉你吧，我们见多了。你死了，你以为就完啦，没事啦？你不想你自己，你就不想想你老婆孩子？你死了以后，你的老婆孩子会比你更惨，你信不？讲了吧，不就是讲几句话么。我就不信，怎么就这么难呢。不要怕脱裤子，不要怕丑。把腚洗干净了，再穿上，不就行了么。群众会谅解的，党和人民会谅解的。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不要再执迷不悟、错失良机了。
这台词写出来了，下面就套到具体的人身上了。
大队部办公室。
夜已经挺深了，北风敲打着后窗，屋里透着阵阵的凉气。幽暗的电灯光下，宗书记一脸杀气瞪着站在角落里的于村长，祖云涛在桌上摊开纸准备着。
“于继承！今天找你来，已经是对你很客气了。别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材料，完全可以给你定性，你就是西北村资本主义势力的总代表。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给你个梯子，你自己下楼来。不然，过了时候，我们撤了梯子，你就只能摔下来。你自己说吧……”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当干部几十年，跟着党革命几十年，我问心无愧。我从来没有贪过一分钱，没有多拿过集体一根草。当然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出工少了，休息的天数多了些，这是有的。但这不是腐化变质。”于村长脸色苍白，精神疲惫，但头脑还是很清醒，还是倔强地说着。
“我就不信，哪有当干部几十年不贪一分钱的。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说……”宗书记瞪着眼，拍起了桌子，反而把桌子边拿着钢笔等着记录的祖云涛，吓了一跳。
“……”于村长干脆闭起眼不说了。
“好小子，竟敢顽固对抗。你不要以为我们就拿你没有办法了。我宣布，立即对你隔离审查，不交代清楚问题，不许回家。”宗书记又对祖云涛说：“4号，你在这儿看着他。明天通知他家属送饭、拿被子来。”说完，就走了。
祖云涛怎么变成了4号？这次社教运动为了确保对基层干部的高压势头，采取了一些神秘主义的做法，其中之一就是工作队员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身份和单位。宗书记为了简便起见，就给他们四个人编了号，祖云涛自然是排在4号。宗书记自己，大家都认识，这个1号的称呼一直也没用上。
4号祖云涛看宗书记摔门走了，也叹了口气，合上了记录本，扶了扶眼镜，对于村长说：“老于，你也坐吧。”
西北场院又拉起了电灯，北风更是飕飕地凉，阳历已经十一月了。
今天是批判于村长的大会。
于村长站在前面的电灯下，拿着一张他儿子给他写的纸。从来的大会都是批斗地富反坏分子，还有逮捕董平章，还从来没有批干部的。西北村的乡亲们坐在下面惊讶地看着这一幕，这世道怎么变了？
大会由衣春玲带领呼口号，她本来不想在这种场合干这种事，但看了一下口号的内容，也并不针对哪个人，所以也就站在前面领着呼上了：
“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彻底铲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宗书记手一挥，示意衣春玲停下，对于村长说：“开始吧。”
主持过多少次大会的、在全村大会上讲过不知多少次话的于村长，哆嗦了起来，嗑磕巴巴地念着：
“我参加革命几十年来，工作是努力的、认真的，但是不免也有很多缺点，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很多工作抓得不紧，关心群众不够，参加劳动也不是很积极，比起焦裕禄同志有很大的差距……”
“不要你讲这些轻描淡写的，要检查四不清的问题。”宗书记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虽然工作做得不够好，但是确实没有四不清的问题。”
“你还不老实，闭上嘴。下面由群众检举揭发批判！”宗书记眼珠骨碌，看着下面。
好一会儿，迟一敬举手开口说了。他是个很少在公共场所说话的人。所以，他一开口，把大家惊了一下。
其实这也不奇怪，困难时期，他爹迟得法死了。他觉得是不应该死的，那是压在他心上的山。
迟一敬悲切地说：“那时，你们大队干部没有尽到责任啊……”
他不会说话，嘟囔了两句就没了。就这，也是宗发奋提前找了他，躲不过去，没办法才说的。
乡亲们听着也都难过得低下了头。
于村长回应着：“是的，这事尽管和大环境有关，但是我们大队，特别是我自己是有责任的，没有照顾好大家，没有照顾好迟老弟。我在这儿郑重地向迟老弟，向你们家属赔罪。”
按说反右倾时于村长已经被免了职，灾荒时没担任什么职务，对这事没有直接责任，但于村长没有辩解，还是认认真真地向迟一敬鞠了个躬。
提起那时的事，大家也都深深叹气，不再多语。
宗书记又拿眼睛四处看着大家。
好一会儿，戴着眼镜的齐成才举起了手，喏喏地说：“我给于村长提个意见。今后要多关心青年工作，多参加一些共青团的活动。”
于村长又谦逊地说：“好的，好的，团支部是党支部的助手。过去，确实关心不够。”
于村长还没讲完，秦德才憋不住了，噌地站了起来，大声说着：“我来讲。我们贫下中农讲话没有这么文质彬彬。于继承是个四不清干部，他刚才避而不谈，我来揭发。困难那几年，我们那么困难，国家那么困难，他却私藏粮食好几千斤，这是什么罪行？你要老实交代！”
底下的群众嗡嗡地议论起来。
“嗷，对了，我想起来了。”宗书记好像恍然大悟似地拍了一下大腿，“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破坏国家政策，损坏国家利益，这是个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典型案例！”
“这些粮，于村长分给大家了，救了大家一命啊！”皮安己在下面喊了一声。
“呸！”秦德才瞪着眼说：“分了的，才有多少？他自己吞的要多得多。”
“你这时候不能血口喷人啊！”于村长激愤地说。
“那天我就是要查你们到底私藏了多少，才爬进去的，结果被你们抓起来游街。是你们要掩盖罪行哪！”
“这是个大问题，一定要一查到底。杜家骏，你讲讲，是怎么回事？”
“我，我事先不知道这事。”杜家骏说。
“嗷，嗷。”对于杜家骏的推脱，下面又是一片不满意的嘘声。
“不许吵，严肃点！社教运动不是儿戏。我现在宣布，立即停止于继承、杜家骏的职务，由我们工作组实施对西北村的全面领导。于继承，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山上的玉米还没有收完，地里的地瓜还没有刨，搞革命不要忘了生产。不要再出现1958、1959年以后的困难时期。”
“这个，不用你操心了。你还想盼望再有困难时期啊，盼我们再失败啊，痴心妄想！你这是以生产压革命，又是一个反革命阴谋！”宗书记忿忿地说，“于继承，继续隔离审查，直到彻底交代清楚为止！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