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反击“右倾翻案风”
44.1“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继续革命的车，又颠簸了起来。
林彪事件以后的短短几年，一会儿“反复辟”、“反复旧”，一会儿“抓革命，促生产”，一会儿“批林批孔”，一会儿又“治理整顿”。当政者苍老的手已经无力把控方向盘，一会儿扭过来，一会儿扭过去。既想要消除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混乱，又想要坚持左倾错误的实质，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而这是一个根本无解的难题。
当邓小平纠正和消除左倾错误的一系列做法，无疑将引向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方向盘又一次打转了。
对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还不到一年，极左势力就无法容忍了，因为这不但将失去他们的表演机会，也将失去他们表演的场地，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们立足的基础。1975年下半年，一场来势汹汹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开始了。由于上层的目标是直接针对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所以这场运动里的运动，习惯也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毫无例外地也波及到了龙头公社，波及到了西北村。一些比较热心于治理整顿的干部下了台，而文革前期有着强烈表现欲望、在踏踏实实搞经济活动中无法施展才华的一些人又不甘寂寞地重新崛起。为“革指联”出了不少力而没争到台前来的程贵安，不知怎么被任命为龙头公社的一把手，纪社长被挤了下去。到处上下找人、托关系的宗发奋，当上了二把手。
程贵安和宗发奋他们俩人，尽管曾经分属不同的两派组织，所谓的观点不同，却照样能走到一起，也算是“革命大联合”吧。实际上他们有更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利用文革、利用政治运动，迅速占领制高点，不惜代价和手段，宁可去踩别人，也不能被别人踩。虽然他们本身也都是文革的受害者，程贵安还仍然拄着拐，宗发奋自己老婆被人欺，还一直蒙在鼓里，见到秦德才还笑嘻嘻地想利用他一下，但文化大革命、搞运动、整别人、政治动荡，是他们能爬上去的唯一绳索。他们在政治漩涡中被抛上抛下、四下翻滚，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那根绳索，一旦抓住，拼了命也要把自己拉上去。不是他们的本性如此，而是几十年的政治风云让他们练就了这身本事。
程贵安在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动员“反击右倾翻案风”：“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们龙头公社的阶级斗争还是不彻底。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嘴上说永不翻案，事实证明不可靠嘛。我建议你们去看看那部电影‘欢腾的小凉河’。啊，那里面非常生动地说明‘走资派，还在走’。他们和地富反坏一样，人还在，心不死。”
宗发奋也说了一通：“各大队要回去对照一下本大队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凡是有资本主义回潮的现象，要坚决刹住，立即改正，狠狠批判、严肃处理！”
他端起了一大缸红红的水，咕咚喝了一大口，打了个饱嗝，又喝了一大口。宗发奋喝的是当时流行的又一种养生之道——红茶菌。各人自己在缸子里用点种菌培育，每天捞出来点当茶水喝，据说又是跟前一阵的打鸡血一样效力无比。但宗发奋喝这非但没见什么效果，还老是肚子不舒服。每天另外还得加上“痢特灵”，听说这又是治胃病的好药。喝上两大口后，觉得舒服了些，宗发奋指着平金刚他们几个西北村的干部，说：“就拿你们那个西北村来说。把劳动分配，由“人八劳二”改成“人七劳三”，这不明明是扩大贫富差距，为产生资本主义提供温床嘛！还有对地主富农、国民党的子女那么温情脉脉。他们结婚，大队还提供房子、生活用品，这是哪个阶级的感情啊？屁股坐到哪儿去啦？我是革命干部，我结婚的时候，也没见你们西北村送东西来嘛！”
下面哄然大笑。
“严肃点，不要笑，这不是好笑的事。”程贵安依然板着脸严肃地说：“早在1962年，毛主席就说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现在他老人家又说了：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你们要注意了，不要以生产压革命，不然就没有好下场！我们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永不停止！”下面又鸦雀无声了。
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老王头一家，又被指定有“专人看管”了。
这一天，是轮到迟解放“看管”他们。正在院门外等着，要跟着他们家一起上山干活。
王山扛着锄，在院子里没动。他真不想在别人的“看管”下出去，他更担心连四嫂会受不住。
他见连四嫂也扛着锄出来了，轻声地问：“这儿的日子不好过。要不，你还是回娘家去？”
“我哪儿也不去了，就跟着你了，”连四嫂也是轻声地却坚定地说着。
王山放下了心，又说：“天天这么有人跟着，就怕对小孩不好。要不，让他回连家住段时间？”
“唉，真不想一家人再分开。”
“我们可以常去看他。”
王山说得也对，连四嫂点头同意了。老王头家（尽管老王头已经去世很久了，大家还是习惯叫老王头家）一家五口，五个姓。其中的一个，小连子，来了几个月，又要离开了。
迟解放看着他们在院子里挺伤感、挺为难，反倒走进院子，对王山俩口说：“嗨，什么‘看管’呀，你们也别看得太重。上面说上面的，咱们还不是乡里乡亲，把它看成一起干活就是了。大队不叫我来，我也得扛锄上山干活嘛，我也可以来喊你嘛。”
王山俩口才略略宽慰些。
王家五个人里，没把王溪算上。王溪还挺得意，觉得自己有眼光，你看国民党又不行了吧，亏得自己没有扯进去。她真想把姓也改了，以示跟老王头家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改成哪个姓呢？改成哪个也没有依据。问过公社的民政干部，人家也不赞成，这才算了。
44.2搜查集市
政治学习又恢复到每个晚上都要搞，尤其是赶集那天的前一个晚上，必须要学到十点以后，省得第二天精神十足地去赶集。
对赶集，完全取消又太过分，于是公社做出了一系列严格规定，比如必须是社员群众的自产自销、互通有无，而且只限本公社社员参加，以避免“长途贩运”，还要组织民兵上集巡逻检查。
现在西北村的民兵队长是彭小宾，彭小宾把这事交给了迟解放安排。迟解放就带了时治国、齐成材几个上集了。尽管公社要求很严，真到了具体执行也就打了很多折扣，文化大革命都十年了，没有几个人再有这劲头了。
民兵小分队带上红袖章，四处走走。赶集的人也并不是很多，摆的摊子也稀稀落落。那个年头，想买的、想卖的，都不是很多，但毕竟还是需要的。公社要求只能是本公社的人来，本公社四乡八里的人，尽管不认识，但看上去总有个差不多。只有时治国不认识，还特认真，一个摊、一个摊地去问。人家告诉他，他还听不懂，因为他不知道这些村到底在哪儿，是不是本公社的。
还在大家有点对他嫌烦的时候，时治国问到了有一份卖蘑菇的，也就一小篓，是个中年汉带了小女孩，从北山来的。时治国一下子高兴起来，问了半天，总算有了成果，发现了一个不是本公社的，要赶人家走。倒是在边上想买蘑菇的老乡不干了。
“就买这么三两四两的蘑菇，你还得叫我上北山去跑一趟啊？去到那儿，人家又要说是外公社的，不让来。那这一辈子就不用吃蘑菇啦？”
“是哎，人家这么远从北山过来不容易，也方便了咱们。赶人家走，干什么呢？”旁边的人也都这么说。
时治国答不上来，就说：“这是公社规定的。”
迟解放过来打个圆场，说：“人家篓里剩得也不多了，卖完这份，就叫他走吧。”
“不行，得全部充公，人带公社去。” 时治国不知道是过分认真，还是过得太乏味，想找点刺激，上去就要提走人家的篮子。
卖蘑姑的带来的那个小女孩却挺勇敢，抓住篮子不放手，叫着：“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呀？”
这时，王山正好走过来。他本不想多嘴，但一眼看过去，挺眼熟。再一看，不就是高家庄的高梁山么？好在有迟解放在里面，好说话一些，就走了上去，说：“啊呀，兄弟，来龙头一趟，也不上我这儿来坐坐。”
“我这不正想过来，叫这位同志给拦住了。”高梁山反应也挺快，随口就应上了。
“解放啊，小时啊，这是我北山的一个亲戚，真不知道咱公社的规矩。你看……”
“行啊，行啊，不知道是你亲戚，快过去吧。”迟解放还是挺通情达理的。
时治国也没别的法，只好松了手，还没忘了说：“下次别再来啦。”
王山领了高梁山父女就回家了。
民兵小分队又走到一个鱼摊前，时治国看见一个人推着自行车，穿着中山装，不像个老百姓。革命几十年以后，老百姓这个词渐渐地专门是指农民了。好像在单位里有工作的人已经不是老百姓了，是老百姓之外、老百姓之上的人了。时治国认真得很，又上去问了，果然不是农民，是县城里一个饭店来买鱼的，他又要赶他走了：“不是本公社的人，不让来买。”
“不让我们来买，你叫我们县城里的人上哪儿去弄鱼啊？上地瓜地里去钓啊？”那人不在乎时治国，还说起了俏皮话，惹得四周的人哈哈大笑。
时治国脸上一阵红，想发个脾气、摆个架子，可还没学会这一套，一时有点下不了台。
迟解放又出面了，问那人：“你是哪个饭店的啊？”
“东风饭店。”
“带介绍信了吗？”
“没听说买鱼还要带介绍信的。”
“为了加强市场管理，这是我们公社的新规定。这次不知道就算了，下回要带上啊。”
离开了鱼摊，时治国好生郁闷，就问迟解放：“这公社的规定执行不下去，怎么办？”
迟解放说：“这要看具体情况啦。人家有正常的需要，非要去拦，当然就执行不下去了。”
“那咱们怎么办呢？”
“也就根据具体情况啦，人家也不是干犯法的事，这么认真干吗呀？”
王山把高梁山父女领到了自己家。
王大妈一见，也能记得起来，连忙倒水请坐，“那时得要谢谢你们啊。”
“唉，那时想帮你们，也帮不上啊，也不敢帮啊。” 高梁山还问起了回龙头以后怎么样啊。
王山母子又是几声哀叹，一行热泪，把老王头的惨死等等说了一遍。
高梁山听了，也是又惊又悲。
王山说：“不讲那些了。你怎么想到过来了？”
高梁山说：“想卖点蘑菇，换点现钱。连买油买盐的钱都没有，怎么过日子？”
小女孩说：“我是想来看看大海。”
“好，一会儿我们就去。”王山对高梁山赞赏地说：“你这丫头挺不善。”（“不善”，海源话里有时是褒义词，勇敢、不打怵之意。）
“不好意思啊，都是在家里惯的。”
小女孩叫高秀珍，不认生，刚十岁，在上小学，提起刚才的事还气鼓鼓的：“我就看不惯坏人。”
大人们都笑了。
“走，我们到海边去。”王山说。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这儿的。”高秀珍说。差不多十年之后，高秀珍竟然成了老王家的一员。
44.3铲资本主义的苗
集市上的事可以睁一眼闭一眼，收回自留地可真像是从社员身上割肉一样。公社要求自留地每人不超过一厘地，就西北村来说，就要收掉一半，这可是难办的事，而且公社真的还要来检查，想瞒也瞒不过去。怎么去收？叫团支部去收，肖胜利不干；叫民兵队去，彭小宾也不干。平金刚实在没辙了，只好又叫了秦德才来。谁说秦德才没有用，这不就有用了吗？
秦德才又高兴起来。可再叫上谁呢？储小二死了，少了一个跟班的，这对秦德才是个大损失。秦德才想来想去，能喊得动的，愿意干这事的，首先是他儿子，再有就是时治国。还有就是齐成才、皮高深几个。秦德才去喊一遍，除了他儿子和时治国外，没人愿意来。
社员们看躲不过去，把自己自留地另一半地里的白菜、土豆都砍了、拔了，一边拔一边心痛得直骂。
秦德才领着那两个人来了，又是几番鸡飞狗叫，又是几番争吵和叫骂。
邬大妈已经是满头白发，可还是气不服某些事情，见秦德才收地铲庄稼，就讲了：“这算是在干什么呀？家里都没有粮没有菜，还这么糟蹋啊。”
秦德才一拍胸脯，呲着牙说：“这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通通都要铲掉。”
秦德才他们又来到于村长的自留地旁，于村长扶着锄把站在地头，秦德才都不敢上前。秦有理上前，不敢提收自留地，而是挺客气地说：“老于村长，我们来丈量下各户的自留地，你家还整出来啦？”
于村长手指着旁边一块已经铲掉了植株、地上狼籍不堪的空地，从鼻子里哼了一下，说：“喏，就是这块。”
“好，好，好。”秦有理连连点头，叫时治国在纸上记下。
他们走后，于村长脚一跺，往地上“呸”地吐了口痰：“弄了盘什么景？那块地腾出来有用啊，谁要？还不是白白地晒太阳。”
是啊，各户退出来的那小块自留地，并不能再分给别人。因为别人要了这块地，他自己原先的地就要交上去，上面的菜不是白种了吗？所以尽管从每户收回了一半的自留地，可那些地块都很细碎，好几十块，分散在社员们的自留地之中，生产队也很难利用，白白地闲在那儿。开春以后，胆子大一点的，还是捎带种上了。
就这样，大田里的生产上不去，自留地又收了上去，社员们的生活水平又降到了仅高于三年困难时期的水平。正如万里委员长在文革结束不久从农村视察回来后所说的：“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但这次到农村一接触，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真是家徒四壁呀！”（请见《改革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岁月》，韩广富、胡永强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