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派遣特务
45.1诱骗
1964年。大陆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并没有发生台湾当局梦寐以求的民众揭竿而起的“暴动”，政权依然稳固。国民党方面虽然也挖空心思搞了一些空投、海漂的宣传品，扔一些糖果饼干之类的小玩意，却丝毫没有起到作用，没有听到想听的动静。大陆那里面究竟怎么啦？来自大陆内部的消息十分的有限和混乱，国民党高层满腹狐疑、不得其解。就像四十年代在延安的“抢救运动”期间，陕北解放区在康生一伙的指导下抓了一万五千多名“国民党特务”，而重庆国民党情治系统的二号人物唐纵还在纳闷地对蒋介石说：“唉，我们在那儿一个内线的人也没有，真不知道那里面发生了什么。”
为此，台湾国民党集团在“国防部”内专门增设了“特别情报室”，加强对大陆派遣特务的工作。那个罗团长（罗自成）和高增光因为对大陆情况熟悉，也都调到这个系统，在台中工作组，搜集网罗可供派遣的对象。
罗团长刚到台湾时，已无一兵一卒，安排在一个县警察局当科长。虽然他对大陆了无牵挂，但在一个警察局里每天面对叽叽喳喳的当地土语，实在是脑袋都大了，头疼得很。时间长了，上头也看出来了。正好要加强大陆工作，就叫他过来了。他也没什么高兴，因为他对什么都没了劲头。唉，混吧，混吧，过一天算一天吧。这台湾也就是他老死的地方了，虽然离死的年纪还早了点，不过跟死也差不多了。
高增光上次窜回大陆，给自己争了面子，又正式授衔，留在了特工处。可在特工处没有适合他干的活，既不会训练别人，自己都还没学到手呢；也不能老是再去海源吧。这次有新的机构，从事大陆工作，看起来挺适合他，也把他给调过来了。还挺巧，又跟罗团长凑到一起了。
山前公路边一栋不起眼的小屋，由栅栏围了一个小院，几棵高大的芭蕉挡在前面，粗看与农舍无异，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室。
高增光在屋里一个人喝着闷酒。这些年来，他仍然孑然一身，满心燃烧着对共产党的仇恨，无处发泄。他没有思念。他知道他的妻儿必死无疑，就算能活下来，也会是生不如死。他早就不去想了，可又扔不下，心里有的只是仇恨，连身体也被这仇恨煎熬得更加黑瘦。这会儿，一边喝着，一边拳头还朝着桌上敲，两眼冒着十几年不熄的怒火，嘴里喃喃地嘟哝着别人听不清的什么，额头的伤痕更深、更显眼了。
收音机里响着：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疆域。
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高增光眉头一皱，“啪”地关掉了。
（说明：这首歌词取自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的一篇演讲稿“从乡愁到美丽岛”，请见2010年8月5日《南方周末》。本书有意识地选取了一些歌的歌词，也想以此反映当代中国歌曲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要问，这国民党的歌曲也算吗？这也是曾经有过的历史存在吧。到后面，文革的“造反歌”也会出现。在本书的这些歌里，现在这首歌，是笔者少有的不会唱的歌。）
罗自成从门外进来。他倒似乎又有一些发福，两鬓稍有白发，但总的保养得还蛮好，腹部隆起，脸上似乎还有点红晕。他比较想得开，自逃出大陆，就觉得能多活一天就是赚一天。当个小小工作组的副组长，似乎有点委屈，但他知道过去的荣耀不会再有，过去的苦难也不会再有。管他什么组长不组长，这辈子就这么过吧。家乡？没到台湾来之前就已经没有了联系。家人？还在大陆时就已经隔阂重重。不去想了，想不过来了，这辈子就这么过吧。从海源撤下来的人，除了方茂名能去美国，他比不上，其他人的日子，他都觉得赶不上他。
但他今天进门有点不太高兴，因为上面又在催他了。
“你还喝得下酒？”他对着高增光嚷着，“上面今天又说了，都讲了半年了，怎么还没找到派出去的对象？再这样下去，我们这个站就要撤了，让我们喝西北风。”
“哪有那么容易找？共产党统治得那么厉害，谁敢去送死？”高增光没停下他的酒，又咪了一口。
“那怎么办？还能我们自己去？”罗自成显然不是真要去，反而一屁股朝沙发里坐了下来。
“你别急，我在想着呢！你送早了，上面又会让你再找，那不自找麻烦吗。”
“你的意思是……，你已经想到一个了？”
“我是想到了一个，不知行不行。”
“喔？还真有？哪一个？”罗自成后仰的脑袋向前伸了过来。
“那天我在前面修路的工地上见到干活的一个人。我一眼就看出来，那是龙头镇西北村的，跟我们一条船过来的。在彰化时，还见过几次。”
“村里的农民啊？土包子一个，能干什么呀？”罗自成往后仰了过去，有点鄙夷地说。
“到这时候，就不管土包子不土包子啦。”
“可上面那头能通过吗？”
“差不多吧，三十多岁，身体还行，长相平常，没有显眼的标记，不像我脸上有伤疤。我跟他一讲话，他的口音还没改，还是一口海源土话。”
“这样好啊。这些都符合上面千挑万选的要求啊。”
“而且我还记得，国军在海源反攻那几天，他还帮着青年军的章团长干活呢，还是劳军队的队长。”
“啊呀，那太好了，还是我们自己人呢。”
“哪里啊，那个队长是硬按上去的。他自己明白是拉过来当苦力，没办法违拗就是了。”
“那我们对上面可以说是，他多年来一直积极追随三民主义，愿意为党国效劳啊。”
“对上面的审查可以糊弄过去，就是不知他愿不愿意，干特工可是随时要掉脑袋的。”高增光觉得还有点难。
“那他家里有些什么人？想不想家啊？”
“听他意思，是很想家。他家里有老婆、孩子。走的那年，小孩才几个月。”
“那是会想。”
“他老婆挺漂亮，是个美人胚子。我还见过呢，有印象。”高增光说到这儿，脸上也有了点愉悦之色。
“那好，那好。我们可以对他说，现在有机会让他回家，但就是要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身份，顺便还要完成一个特殊的任务。”
“这些都不用跟他讲。一个乡下人，跟他讲这些，就被吓住了，哪还敢去？就哄着他同意回去，就行了。”
“这样也好，这样更省事了。”罗自成更想着要急于求成。
“只是有一点不好办，他一个庄稼人，干苦力的，什么也不懂，怎么去接受那些专门的训练呢？”
“嗨，那些东西能免就免。又不指望他真能搜集情报发密码，更用不着学格斗射击。他能愿意去，一踏上大陆，咱们就完成任务啦。上面再下来新的任务至少又能拖后一、两年啦。”
“好，我这就过去找找他。”
“你可得多讲点好话。告诉他，奖金大大的有啊，都是美元黄金啊。”罗自成眨巴着眼睛补充说。
山里的一段公路，横贯公路的一条支线。
两边是高耸入云的山脉，下面是深渊峡谷。正在修建的公路劈山而过，蜿蜒而来。道路已大体成形，劳工们正在碎石铺路、压碾，工地上尘土飞扬，热浪滚滚。
路边的一个棚子，高增光通过筑路队的工长把董平章找了过来。
“真的能回去？”董平章听了高增光的话，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反复地问着。那是多少年梦中的期盼，以及不敢再想的奢望，真的就能变成现实了？
“当然能回去。”高增光很有把握地说。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回去呢？”董平章不解地问。他还没有被这个天大好事昏了头。
高增光一怔，没法说自己还真去过一趟，却是白跑了。“我是地主，杀了共产党逃出来的，我怎么能回去呢？要是被他们抓住了，还不五马分尸啊？”高增光忿忿地说着，两眼都有了凶光。
“那我跟你们跑到了台湾，再回去，共产党也会抓我的。”
“当然啰，你不能就这样回去，要另外有个身份和名字，找个借口再走。”
“还得改名字啊？改成什么呢？”董平章在政治上毕竟很天真，不解地问。
“这些事，等定下来以后，我们会帮你安排好的。你现在只要同意了，我马上向上汇报，想回去的人多着呢。我是一片好心，知道了情况，马上来告诉你。现在你定不下来，就没你份了。”
“好，好，能让我回去，那太好了。谢谢你们了，多亏遇到了你。”
“但这件事，现在不能告诉任何人。不然知道的人多了，也就没有你的份了。”
“我明白，明白。”董平章欣喜地答应着。
45.2贼船
淡水。特种培训班。
一个月之后，董平章在高增光的陪同下，来到了这里。
董平章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国民党特情室的特务了，正在接受派遣训练。
高增光也跟他的主任说了，董平章不过是个庄稼人，能回大陆看看情况就行了，不能要求得太高，训练项目能少则少。
主任接见董平章是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当董平章跟着高增光走进主任办公室的时候，那个场景吓了他一跳。主任办公桌上放着一套叠好的军装，桌后是大幅的蒋介石像，两边插着青天白日旗，一直垂到地上。一边的墙上是几幅地图，上面画着不少圈圈点点；另一边墙上则贴着“精诚团结，收复河山”的大字。耀眼的灯光下，主任胖胖的，一身笔挺的少将军服，斜视着眼，满脸肃杀。
董平章从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脚下都胆怯了起来。
高增光介绍说：“这是我们崔主任，崔将军。”
崔主任就是当初训练派遣高增光潜回大陆的那个人。这会都已经是将军了。
董平章赶紧对着主任一点头。
“董平章同志，你是我党的精英。此次身负重任，返回共区，必定马到成功。哈哈，哈哈。”主任牵动着脸上的肉，好不容易地笑了一下。
董平章不知所以地也咧着嘴笑了一下。
一个上尉女秘书递过一张纸，放在董平章前面的桌上。
“请董平章同志在这儿签个字。”主任说。
高增光在那张写满字的纸上，指着一个空白处，说：“就签在这儿，写上你的名字。”董平章茫然地看了一下高增光，拿起笔，在空白处歪歪扭扭地签上了名字。
高增光阴阴地笑了。主任轻轻地拍了几下巴掌，说：“董平章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我党的好同志，就是我党情治系统的一名无畏的英雄。现在你就化名叫季行程，代号5451。”
主任又拿起桌上的军装，递给董平章，说：“季行程同志，我现在授予你为少尉谍报员。”
董平章正不知所措。高增光提醒说：“请收下，感谢主任的栽培。”董平章懵懵懂懂地接过军装。
上尉女秘书又拿来一瓶红酒和三个高脚酒杯。
主任倒上酒。
高增光对董平章说：“这是主任亲自为你斟酒，荣幸啊。”
主任潇洒地手一指，示意董平章端起酒杯。
三人一起举起酒杯，主任说：“祝你马到成功！”便一饮而尽。高增光也照此一番。董平章转着脑袋，来回地看看两人，也仰脖灌下，脸上还呲着牙。他不会喝酒。
就这样，董平章就成了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的国民党特务。但他也觉得有点不对劲，这个谍报员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谍，是不是间谍啊？出了门，他就问高增光，什么是谍报员啊？高说，就是去大陆走一趟，回来把看到的情况说一下就行了。那不是刺探情报么？董平章追问道。嗨，说这么难听干什么，你回来以后，看到大陆的一些情况，跟朋友讲也是讲，跟主任讲也是讲，没什么不一样，高说。不行啊，共产党不得抓我啊？董平章说。不会的，共产党本事没这么大，你在街上走，他们怎么知道你是干吗的？高说。不，不，我不敢回去，我不干了，董平章恐慌起来。不干？这时候不干也得干了，你已经是党国军人，违抗军令那就得军法从事、立即枪毙；要不，发军装给你干什么？高一下就变了脸，翻着眼睛狠狠地说。
董平章这才知道，他掉在谁的手里了。上了这个贼船，就再也下不来啦。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试一试，闯一闯吧，说不定进去以后，真能再见到赵玫呢？要真能见到，我就不会再回这个鬼地方了，把话跟村里讲清楚了，反正我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就留在西北村还是种自己的地算了。硬着头皮往前走吧，总比在这儿不死不活的强。董平章就这么天真地想着。
接下来的日子里，董平章穿上了少尉军装，出现在培训班里。
董平章的心情很复杂。对国民党，董平章是厌恶的，是国民党毁了他的家，毁了他的生活和前途。如果他知道了他心爱的宝宝也是死在国民党的炮弹之下，更会对国民党恨之入骨。即使不知道这一点，他对国民党也是憎恨的。这十几年夜夜难眠的乡思，不就是国民党造成的吗？但作为一个底层的农民在最艰辛的劳作时，擦去汗水抬头看到那些穿着军装、神气活现的军官们的时候，心里也是有羡慕之意的，但是从来也没有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如今，这套军官服穿到了自己身上，这番滋味，真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但决不是欣喜，更不是得意，因为他看见连那个端酒的女秘书都是上尉。
至于专项训练，倒也不难。有社会实践和文化课两大类，特务专门技术基本没学。所谓社会实践，就是要了解大陆社会生活状况。特训班尚无法模拟大陆的城乡环境，只能常去台北市区里活动。对于董平章这样的人，尽管到台湾十五年了，其实仍然是游离于台湾社会之外的，并不了解台湾的社会生活，更不用说大陆的事了。所以要董平章一个人去市区坐巴士打的士，上车下车，买票退票，逛商店买东西，问路寻物，上医院下馆子，进工厂跑单位，好熟悉外面的世界。特训班一直暗中派人跟随，有时甚至故意在街上撞他找岔，回去后再指点如何应对，训导一番。文化课主要是写字，这些年董平章也学了一点儿。还有就是讲解大陆这几年的变化和重大事件，别进了大陆什么也不知道，像个傻瓜，一下子就露了馅。
鉴于董平章的情况，入境时将什么器材也不带，只带一只普通居民都有的九管三波段收音机，通过收听短波接受指令。当然这玩艺在当时的大陆也是很少见的，
唯一学的特务技术就是知道了用糯米粥写在普通信纸上，干了以后看不出来，然后再用钢笔写上别的无关紧要的话，寄给在香港的指定的公开机构，他们会用碘酒显影。
给董平章指定的公开身份是香港华信贸易公司的业务员。当时一些西方大公司不便于与大陆直接买卖，而是通过一些香港和东南亚的小公司进行。这些小公司再与有中方背景的中小公司交易。华信公司便是这类公司其中的一个，但实际上是台湾在香港的一个秘密机构。它既做买卖，也承担特殊任务，两条线分开，不易暴露。
在淡水待了三个月，董平章被送到了位于香港东砂湾的华信公司。他已经有了全套的名叫季行程的香港身份证明。这套资料，十年以前就准备下了，就等着有人来用它。营业部在楼下，董平章等有特殊使命的在楼上，前后门分开进出。
香港的街道很狭窄，开了窗伸手几乎能碰到对面的楼宇。办公室也很狭窄，放上办公桌文件柜以后，就只剩下转屁股的空挡了。床铺在三楼，一天三顿饭在旁边的饭摊吃。每天这样的生活环境，董平章心里烦躁得很。
每天并没有多少事，天天看业务单，并不需要再学什么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与国内的小公司往来，单据都很简单，有限的一、二十个名词，品种都是糖类、小麦、玉米、大豆之类，这已经考虑到董平章是农民出身，看到这些品种容易进脑子。董平章以后公开的活动，就是去华信公司的国内客户、一些可能也是挂着名的小公司看看，来了解国内的社会、经济、民情等方面的状况。再有就是天天收听收音机，知道国内外的一些事情。听街上的香港话，至少要大体听得懂，像个在香港生活了十年的人。这一点，对于董平章来说最难，住了三个月不过关，又要再住三个月。在这样的环境下，尽管衣食无忧，可以说是他这辈子最舒服的日子。但董平章愈加焦躁烦闷。他坐不住了，他的心早就飞了，飞到了龙头，飞到了赵玫和宝宝的身边。十五年了，终于快要回来了，他怎么还能沉得住气，去听那种他所不喜欢的那么难听的叽叽咋咋的香港话呢。
他甚至还要求早点入境，以至于台湾的指挥机构有点喜出望外，他们还没见过哪个特务有这么积极的。
45.3歧途
1964年的秋天，入境指令下达了。董平章被派往东北，到那儿的几个海边城市的几家贸易客户转转。家属可以到东北见面，但他自己不能回老家，以免暴露。实在有事情，用糯米粥写密信；指挥部的指令由短波广播。停留时间暂定15天，以后看进展再逐步增加难度。
董平章兴冲冲地启程了。一个旅行箱，装着几件替换衣服；一个公文包，装着证件和几份文件资料，再有就是那个九管三波段的收音机。没有人送他，按照事先告诉他的路线，他首先来到了罗湖口岸。
过边境检查站很顺利。第一次看见新中国的警察，不但不是国民党说的青面獠牙，反而是十分礼貌。关卡的民警拿着他的入境通行证、香港居民证，对着他上下打量，点头一笑把证件还给了他。董平章便急忙进了关，跨进了共产党管辖的地界。
当董平章兴冲冲地跨过当时他并不知道、按说应该想到的他将永远跨不回去的这一步，看到蓝天下飘扬的五星红旗，听到“歌唱祖国”的雄壮歌声，他的心里并没有那种随时被抓获的紧张感，也没有那种他和他的亲人将因此受到万劫不复的最严厉惩罚的恐惧感，也没有那种背负着特务使命的罪恶感。相反，董平章是兴奋的。
大厅里的喇叭响着激越的歌声：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
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以为他也像歌声里唱的那样，在“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因为他将要见到家乡和亲人了。他又是好奇的，他想了十几年的大陆到底有了些什么变化，终于会有答案了。他甚至有种似曾相识的归来的感觉。他毕竟在解放区生活过，对共产党是了解的。于村长、姜雪花不都是共产党吗，甚至连四娃说不定也是共产党呢，有什么可怕的呢？是共产党给他带来了在西北村的新生活。他回来，不就是想要延续那段新的生活吗？但他并没有意识到，此时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西北村的普通农民了，而成了和高增光一样的共产党的死敌，正面临着能将他撕得粉碎的狂风恶浪。
然而，他自己却几乎一无所知。或许这种无知，让他在一路上走得还能平静些。要不然，鬼鬼祟祟、提心吊胆，用不了走几步就会露了陷。
他上了长途汽车，来到了广州。尽管从没有来过，但在照片上已经见过多次了，甚至还看过车站的平面图，售票处、候车室，连洗手间的位置都事先知道了。他先到了售票处，窗口前有两三个人排着，他站在了最后面。
一个人买完票，走了。前面还有两个人。
他放下旅行箱，打开公文包。
又有一个人买完票，走了。前面还有一个人。
他打开钱包的一刹那，抬头看见售票窗口上的价目表，上面印着去往各大城市的票价。忽然“黄港”两个字冲进了他的眼帘。那两个字，大大的，遮住了眼前的一切，占据了他脑海里的一切。事前的训练中，没有说到售票处还挂着有价目表，然而这个小小的意外打乱了他的一切，甚至打乱了他的一生。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个柔和的女售票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同志，你去哪儿啊？”
这一问也巧，没有问买去哪儿的票，而是问你要去哪儿。买去哪里的票，已经几次三番被告诉得很明确，买到大连的票，先在沈阳转车。而要去哪儿？自己不就是要去龙头吗？不就是要去海源吗？不就是要去黄港吗？“黄港”两个字十五年没见了，如今塞满了他的眼睛。
“黄港。”董平章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脱口而出。
当他手里拿着写有“黄港”两个字的车票，离开售票窗口的时候，心里非常激动。“要到家啦，要到家啦。”一直走到候车室里坐下，才想起来，“啊呀，不对了。怎么没有买去沈阳的票呢？”不去管他了，董平章向四周张望了一下，没有人注意他。他舒了一口气，又想：“老子出来了，谁也管不着我了。那个崔主任和高增光，算个啥？他们也管不着我了。他们也不知道我会跑回黄港，跑回龙头去了，去看老婆孩子了。”他心里嘻嘻地笑了，甚至根本没注意到在他后面，又有个刚买了票的人在另一排长椅上坐下。
火车傍晚才发车，他在长椅上睡了。他没有去吃晚饭，他不喜欢吃这儿的饭，无论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的。广州的，他想自然也不会好到哪儿去。饿一顿算什么，他董平章这些年饿肚子的时候多了。明天，明天就可以到黄港，到龙头，就可以在家里和赵玫一起吃韭菜饺子了，十几年没吃到正儿八经的韭菜饺了。也不知道儿子长成什么样了，成了大小伙子了吧？董平章喜的，差点没笑出声来。这样的人能当特务么？
在火车上，已经过了一个晚上。他看着窗外的景色，看着四周坐的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以后就算回去恐怕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人们大都穿着黑的、蓝的、灰的，扛着大包小包，虽然行装和气色赶不上台北和香港，但也不像特训班里讲的那样，更不是“哀鸿遍野，赤地千里”了。
他想过要和周围的人聊聊，好了解一些大陆的情况，但他是个不善说话的人。他也不敢随便说话，毕竟现在自己是一个特殊身份的人，更不知道开口跟别人讲什么好，别一张嘴就露了馅。边上的人也都在低头不语打磕睡，只有斜对面的一个人在看报。打开的报纸遮盖着那人的脸，也不用去打搅他了。
董平章就干脆一直闭着嘴，只在买盒饭的时候，才开了腔。吃完，他又闭眼休息。他觉得闭上眼，是最好的办法，既不容易暴露自己，眼前又能浮现出家里的情形。
45.4落网
黎明。
太阳初升的时候，董平章在黄港火车站下车了。
出站后，他回头看看那个典型的德国式建筑，还是他在儿时不知为了什么事和他的父亲来过。仅隔了一条马路之外的大海，吹过来习习海风。他一下子感觉到，这就是家乡了。那海风的凉气，那海风里的味道，告诉他到家了。尽管台湾和香港也有海风，但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
他不知道汽车站在哪儿，便问旁边一个也是刚下火车的人。
那人一笑，说：“你问对了，我也去长途站，你跟我一起走吧。”
说话间，那人把他领到了一个公交车的站台。一会儿，一辆公交车来了。那人还很客气地一摆手，“就是这车去长途站，请上。”
董平章先上了车，打开公文包，用手摸索着，在里面找小额的纸币。还没等掏出来，后上来的那人已经把钱递给了售票员，说：“买两张去长途站的。”又对董平章摆摆手，示意不用再摸了。董平章连说：“谢谢，谢谢，真不好意思了。”心里还挺感激的，“啊呀，大陆上的人，还是挺不错的嘛。”
汽车站在城北。
董平章和那人一起走向售票处。那人很客气，让董平章在前先买。
董平章又是感谢了一番，买了张去海源的票。
“啊呀，你也去海源啊？真是凑巧了。”那人挺高兴地说。
董平章也觉得这事挺巧，一起走就一起走吧。
不久两人坐上了开往海源的长途汽车，并排坐在一起。
那人问：“你是海源人？”他听出董平章是一口地道的海源话。
“哎，是的。”董平章没有多说。
“回来探亲啊？”那人又问。
董平章一下子不好回答了。因为原来准备的是作为一个商人或是业务员入境，现在到了海源，怎么说呢？董平章只好含糊地哼哼着。
“家在海源哪儿啊？”
董平章来不及瞎编，只能照实说了，“龙头乡”。他忘了，应该叫“龙头公社”。
那人咯咯地笑了，并没有指出他的不当，而是又接着问：“你好像有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吧？”
小小的一个问题，又打乱了董平章肚子里原先准备好的腹稿，只得喃喃地说着：“是啊，是啊，差不多有十年了吧。”眼睛里似乎有了一些慌乱。
那人看着董平章，竟然从内心深处升起了点恻隐之心，就说：“我是县政府的，你要是有什么事，就跟我说。说不定，我能帮你点什么。”
董平章一愣，奇怪，我有什么事要跟他说呢？董平章还真想了一下，有什么要跟他说的呢，我的事能跟他说吗？难道，难道，他知道我的事？董平章不由自主地摇了下头。作为他，是在否认自己的猜想。作为那人，是理解为对自己建议的否定。就这样，董平章失去了一次难得的自救机会。
这时，董平章的眼神已经不只是慌乱，而是有些近乎哀求了。
那人看出来，不能再问了，再问就要露馅了。现在还不是要他露馅的时候，还得替他包着点。
“你好像有点晕车吧？”那人说。
董平章心想，这人想得还真周到。自己实在是不想说话了，再说下去真要遮盖不住了，真想要求求他了。那人却恰到其时，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就顺着这话连连点头：“是的，是的，我不习惯坐车。”
“那你就闭上眼，睡一会儿吧。”
董平章真的闭上了眼，可是却不敢再去想什么了。
到了海源县城。
董平章出了车站，看了看县城的大街，有了一两个二层的小楼，但依稀还能想起当年的模样。觉得新鲜的是，大街上插着红旗，墙上刷着各种革命标语，喇叭里不停地放着他听不懂的歌曲，特训班里没有开设音乐课。街上的人，穿的也都是蓝的、黑的、灰的，比广州的还要破旧，看得出来上面都还有一层灰土。但也没有衣衫过于褴褛的，也没有乞丐，更没有病卧街头、行将倒毙的模样。看上去还算安定，不像动荡不安的样子。
从县城到龙头并没有公共汽车。董平章有点犯难了，特训班也没有说如果没有公共交通该怎么处理。走回去？以自己的体力是不成问题的。但他忽又想到，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就这样回去，能对得起赵玫吗？万一被抓了怎么办？叫赵玫怎么做人？那怎么办呢？找共产党去自首？那就会立即被抓起来，那得到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赵玫呢？这怎么办好呢？
董平章拖着旅行箱呆了，站在车站门口犯难了，东张西望，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不知该怎么好。
这时，他看见和他一起下车的那个人从街对面走过来。刚才他去干什么啦？董平章没有注意到，好像是到街对面打公用电话了。那人过来，又走到董平章的面前，停下来，说：“伙计啊，到龙头没有车，你怎么走啊？”
董平章心想，这人还真是个热心人，就说：“你还没回去啊，我就准备走回去了。”
那人说：“走回去？太费事了。我刚才问了办公室，说下午有吉普去龙头，你先跟我去县政府吧。等到下午就跟那辆吉普回去吧。”
董平章说：“啊呀，你太客气了。不麻烦你了，还是我自己走吧。”
这时，董平章觉得好像有几个人从四面朝他走来。正在董平章疑惑的时候，一辆吉普驶来，嘎然停在自己的跟前。那个人毫不见外地提起董平章的旅行箱，还是不动声色地说：“没想到这车现在就过来了，你赶紧上车吧。”
董平章想拿回旅行箱，伸过手去，说：“不用啦，不用啦。”再一看，不对劲了，四周围上来几个人，脸色都非常严峻，那冷峻的眼神容不得半点商量。
董平章不敢再说话，知道已经晚了。他的双手已经被两边的人夹住，脑袋被后面的人压着，推进了吉普车的后排座位上。
一同回海源的那个人，就坐在前座。当车轮启动之后，那人回过头来，居然还笑着说：“季行程先生，你也真节约，没舍得买卧铺，买了慢车的硬座票过来。叫我也陪着坐了两个晚上硬板凳，屁股还疼着呢。”
董平章听得目瞪口呆，还愣愣地看了那人几眼，竟然还没看出来那人就是火车上坐在他斜对面那个看报的人。没等他看明白，旁边的民警就重重地拍了他脑袋，吼了一声：“看什么？低头！”
董平章脑子嗡的一声，好像炸了似的，知道全完了。
“我是要找政府自首的呀。”
“我就是想回来看看老婆孩子，实在没有别的意思。我想家想得熬不住了，只是想回家看看。求求你们，让我回趟家吧。”
董平章双手捂着脸，哭了出来。
“闭嘴！到里面再说！”那人立即变了腔调。
旁边另一辆吉普也尾随而走。县公安局仅有的两辆吉普都出动了。
董平章的回乡之路，在离家二十多里的县城，永远地终止了。
其实，在董平章还没从香港的贸易公司出发之前，大陆的公安部门就已经得到了“小狗即将出窝”的报告。根据线索，在日以继夜地分析来的将是谁，会上哪儿去，会去干什么，准备好了应对各种可能情况的若干套方案，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在为董平章的到来而忙碌。
董平章怎么可能跑得出去呢？
不只是董平章，像大陆这样组织极其严密、控制极其严格的社会里，台湾特务机关的成功率是极低的。一些像董平章这样的非职业特务，就此遭遇到了极其悲惨的下场。
董平章这样毫无悬念地被抓，不像那些间谍小说或影视剧的复杂和惊险。这里，没有任何的离奇曲折和胡编乱造，没有任何令人匪夷所思的情节。其实，对于很多台湾特务来说，其过程往往也是这样的简单，两三页纸都用不上。而他们以后的经历和他们家人的遭遇，倒是可以写上一本书，甚至还不够。董平章也是这样。他的被捕，只是他和他的赵玫新的悲惨故事的开始。
45.5撕碎的心
县看守所。
五天之后，董平章被带到了审讯室。
这之前，任凭董平章在单人牢房里怎么吵吵嚷嚷，嗓子哑了，不肯吃饭，也没人理他。因为要等广州方面的材料过来，审讯人员还要看材料、讨论审讯方案。
和董平章从广州同车来海源的，正是海源公安局的周科长，也就是几年前跟着卞科长到龙头中学抓走李辰的那个民警小周。实际上，董平章在香港华信公司的时候，他的活动就已经被大陆的安全机关掌握，并且做了董平章可能去东北和可能回海源的双重准备。说不定华信公司斜对面的某个窗户，早就在对他们日夜监视。隔着一条街，看不到纸上的字，至少也能知道有哪些人进哪些人出。根据基本的情况分析，两个地方的公安部门都派了人到广州等待收网。只是想抓 个现行，所以一直在他身边等待着。而董平章浑然不知，以为谁也管不到他，可以自作主张地走来走去。
坐在办公桌后的除了周科长，县公安局的卞局长也亲自到场主持。当年的卞科长，如今已是卞局长了。还有几个人，可能是省局，甚至是公安部的人。
此时，铁栅栏里，銬在审讯椅上的董平章早已彻底崩溃。连问也不用问，竹筒倒豆子地一股脑儿全说了。平时话不多的他，几次被卞局长打断，“没用的话不用多说。”
董平章哀求着，时而大声嚎啕，时而低头呜咽，要不是双手被反銬在椅背上，早就跪在地上了。
董平章心里怎么不难受呢。十几年的煎熬，十几年的期盼，只是为了见上妻子一面，却落得如此下场。下一步将会怎么样呢？他不敢想，只知道，家越来越远了。
他愣愣地看着审讯员们一言不发地起身走了。
县公安局的会议室。
几个身着警服的公安干部正在讨论对董平章特务案的处理。
周科长跟了董平章有二、三天，对他有所了解，说：“这个人还挺老实，不是罪大恶极的那种职业特务。他的本意可能就是想借机回家看看，没有实际从事特务活动，尚未造成社会危害，可以不算现行，从轻处理。”
卞局长一瞪眼，说：“这可不行。从他跨进罗湖口岸的那一步起，就是现行活动，就要依法严惩！决不手软！这是我们海源公安局对敌斗争的重大成绩。等都等不来，怎么能不算。”
一个不清楚身份的干部说：“现行特务，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情节上有轻重程度的不同，这一点，以后处理时可以考虑。我把他带走吧。”
卞局长不以为然地说：“这是我们海源抓的，要开全县公捕大会，造个声势。既是敌情教育、阶级斗争教育的需要，给阶级敌人来个震动，也表明是我们海源公安系统的战果。”
那个干部说：“最好不要声张，台湾方面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抓了董平章。这小子，弄好了，说不定还能被我们再派回去，为我所用。”
周科长摇摇头说：“这个人是个老实农民，没什么本事，不是做特务的料，用不起来。”
卞局长说：“不管怎么样，公捕大会还是要开的。要不，没声没响，我们的工作就白干了。”
那个干部不语。
周科长想搭个梯子让大家都下来，就说：“那就在龙头公社开吧。这样，公捕大会也开了，对外面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那个干部说：“要不，就在他家那个大队里开吧。”
卞局长也不好再多说，就哼了声：“也行吧。”
那个干部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周科长答：“只有一个老婆，在家务农，当初还是个积极分子。那时侯还有一个孩子，才三个月，国民党逃跑那天，朝镇上开炮，被炸死了。他到现在还不知道。”
那个干部也叹了口气：“唉，他现在该恨国民党呢，还是恨共产党呢？”
卞局长说：“当然应该恨国民党，是国民党杀了他儿子，是国民党让他当了特务。我们抓他，也是挽救他。”
那干部说：“他老婆也要被管制了吧？”
周科长说：“那就由他们公社定吧。”
董平章关在单人牢房又四、五天了，哭也哭不出来了，喊也喊不出来了，倒在那儿，整日里浑浑噩噩，像个痴人一样。他知道，这脚下就是家乡的土地，他离妻子从来没有这样近。然而，命运为什么这样残酷，他抛弃了一切，苦苦寻求，却是深陷囹圄，落得这个结果。在台湾，他和赵玫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现在一番挣扎之后，回到了家乡的土地，他和赵玫却还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只不过是划分的方式不一样。
“董平章，起来！”牢门打开了，进来几个民警，把董平章拖了起来。其中一人一拳打向他的下颌，再一拧，董平章的下颌骨就脱臼了，没法再说话。
他痛得直叫，然而除了往外喷出“咝咝”的气息，却已经叫不出声了。眼睛又立即被蒙上，被那几个人不由分说地拖了出去。凭感觉大概是拖到了一辆车上，车又开动起来。
董平章紧张起来，莫非是要拉出去枪毙？身体不由地扭动起来，脑门上立刻被狠狠地拍了一下。他浑身又瘫软下来，像一只死狗。
他并不是怕死。他觉得，活着对他已经没有意义，只是觉得不甘心，千山万水地过来，临死也没能见到妻子一面。
但这一趟，倒并不是要枪毙他，而是拉到民主村召开公捕大会。大会的场景就是本书一开始王山大叔回忆往事的第三节所记述。
车停下来。还是蒙着眼，被拉下来，拖到一个角落里被摁倒。他听到外面讲话声、口号声。他听出来了，那是多么熟悉的乡音啊，这是西北村？是的，是的，一定是的。
他知道，他终于回到了西北村！
能在西北村被枪毙，也认了。只要能让他睁开眼，最后看一眼赵玫，死了，也值了。
在一番激烈的口号声中，他被揭开了眼罩，往会场上拖。当眼睛还在金花四冒的时候，他使劲往四周看，可是，脑袋被摁着，抬不起来。只能看见脚下西北村的地皮，是的，这是西北村的地皮。十几年来，在台湾走过许多地方，也没有这样的地皮。
当一阵撕心裂肺的女人的嚎叫“平章，平章！他不是国民党特务，他是来看我的！”震颤着整个会场的时候，董平章知道这是赵玫对他的呼喊。从这拼了命的呼喊，他知道，这十几年，赵玫也是在每日每夜地期盼着他的归来。
他用尽全力抬起了头，一瞬间，他看到了赵玫，披头散发的、苍白的、被人架着、脸部扭曲的，却依然是美丽的赵玫，他甚至还看到了赵玫头发上那只依然锃锃闪亮的李芹的发夹。
他呼喊，拼命地呼喊着自己的妻子。但是嗓子像刀割一样疼，发不出半点声音。他很快又被摁了下去。但他还是拼命地挣扎，想再跳起来看一眼心爱的妻子，却被左右的人横着拖了出去。等重新回到车上，再被蒙上眼睛的时候，已经是鼻青脸肿、气息奄奄了。鞋子早不知道掉到哪儿了。
会后，董平章被带走了，带到了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那几周，半夜时分，短波里有个频道还时常在反复广播着：“5451同志，5451同志，你回到单位了吗？家里人很想你，家里人很想你。”
可董平章还从来没有打开过那个挺高级的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