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扬帆远航
45.1 济聚一堂
1989年，对于中国是不平静的一年。
五月，在北方已是晚春季节。山峦和田野都是葱浓的绿色，一片生机盎然，这本该是一年中最为欣欣向荣的时光，也是人们最为充满希望的时候。眼下却又是阵阵风云翻卷、山雨欲来的景色。
民主村、龙头镇的人们也是既充满着热望，又有着不安和担忧。
说起龙头的建设，还是挺有起色。贯穿龙头镇南北的公路修好了。北门外的后塂削低了十多米，这些石头又运到海角填到海里，那龙头港的防浪堤在继续向外延伸，港口的规模又有了扩大。有了港口的依托，民主村的农户联合会就向信用社贷款五十万买了条二手铁壳渔轮，和团结村的一条配对，成立了海洋渔业公司，肖胜利任总经理兼船长。联合会已经更名为农户民主联合会，这民主既是地名，也表明了联合会的性质。
这天，联合会为肖胜利首航饯行。饭局就在那海边宾馆。这个宾馆已改为联合会入股经营，具体由鲁队长操作。鲁队长虽已六十出头，却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穿上了西服，整天笑呵呵的，似乎比前几年更有精神了。从外表来看，比起杜家骏、平金刚更像个企业家的样子，可人们依旧还是叫他鲁队长。村里的事，他也还在管。小丫丫八岁了，按说可以上小学了，但是因为前两年的耽误，也没往一年级去插，所以这几个月还在家里。这下可乐坏了小丫丫，整天脚前脚后地围着他转。哈妹一个劲地追着她：“别闹，别闹，你爸爸还有好多正事呢。”鲁队长抱起丫丫，丫丫朝他脸上亲个吻，把鲁队长喜得合不拢嘴，“玩吧，玩吧，小丫丫高兴就行。”这个举动，常常让皮安已又感动，又伤慽。皮平平一直没有消息，生死未卜。西北村的人、龙头镇的人，看到小丫丫，总要想到皮平平，那依然是无法消除的痛。
饭局已近尾声。村支书彭小宾，也是一身西服。民主村的干部们，真是当刮目相看了。他举着杯，向全场提议：“为民主村和联合会的蓬勃发展，为全村乡亲们的富裕安康，祝肖经理顺利远航、满载而归，干杯！”
“干杯”，“干杯！”来宾们纷纷拿起高脚酒杯，杯盅交错，一饮而尽。比起前些年的端着缺了口的大碗，喝着几毛钱一斤的散装白干，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肖胜利应该是中心人物，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蓝色帆布工作服。没想到依傍着大海的民主村，竟然是一个外来的、往日的中学生成了它迈向海洋的领军人物。当然从外表和口音，肖胜利都已经与地道的海源人无异。以他的努力和勤奋，肖胜利不但融入了民主村，也成了民主村向前发展的一个中坚力量。他的父亲、退休校长肖福兴，穿着已经不多见的四个兜的中山装，微笑着看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他最大的安慰，不只是安慰自己，更是可以告慰阴阳相隔了四十多年的亡妻。
纪主任走过来羡慕地对肖胜利说：“你看我的名字叫海洋，我的父母一辈子没见过海，却向往海洋，在一个土旮旯生下我，还给我取名叫海洋。当我随部队来到龙头，第一次看见大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父母给我取的名字真好，真的取对了。从此我的人生也就跟海洋有了联系。但是我这个‘海洋’，却没有下过海。真羡慕你这个胜利，倒是一脚跨进了大海。”
肖胜利笑着说：“纪主任说他的名字叫海洋，只见过海，而没有上过海。我倒反而成了‘海洋人’。其实，开船、出海、也不是我一开始就想到的。老天没有给我选择的权利和选择的机会。是命运选择了我，是社会选择了我，是民主村选择了我。而这个选择对我来说，是幸运的。我感谢全村父老乡亲对我的厚爱，使我能在民主村的土地上成长起来。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我会为民主村和联合会的发展而尽力。等什么时候，你们有兴趣，你们都上船来，我带你们出海去转一圈。从海上看一看咱们的沙滩、看看咱们的龙头镇、看看咱们的望海山，那才漂亮呢，没见过吧？不过那个晃荡的滋味，可不好受。”
“好的，好的。”大家应声道。
“我可不怕晕，我一定要去！”叫得最响的是叶丽娜。叶丽娜依然风姿绰约、光彩照人。她来龙头镇八、九年了，一时间成了全镇，甚至全县的热点人物，到哪儿都会是人们目光的焦点。那时，她还很不习惯，常常要躲开一些。如今，她已习惯了，相互也熟悉了，年青时开朗的性格也渐渐地重新显露。对这样的新鲜事，她是不会错过的。
“一定，一定！”肖胜利说：“虽然咱沿海有个老说法，妇女不能上船。但咱把这个规矩扔到海里去！到时候请咱叶丽娜小姐第一个上船。”
大伙又是一阵鼓掌高兴。开始站起来往外走。从二楼的宴会厅，朝北看，一条崭新漆黑的沥青大道笔直地向北伸去，不时有汽车来往。远处是龙头镇南门外一排排红瓦的新房，背后是抹上了春天嫩绿的望海山，再后面是一层层色彩更浓的山峦。朝南面看，是蓝色的大海、金黄的沙滩，各式各样的小建筑，海边嬉水的人群。最显眼的是，沙滩前，那座镌刻着胡耀邦总书记题字的高大牌坊，在阳光下是那样的醒目。
龙头镇、民主村真可以说是旧貌换新颜。
杜家骏看着窗外自己熟悉而又崭新的家乡，说：“还是改革开放好啊。”
杜家骏的貂场已经稳定了些。但是因为国内养貂总量的增加，造成貂皮价格下滑，利润空间下降。杜家骏为此也挺搔头，不过总比年前要好一些。杜长贵没有来赴宴，不过情绪要稍好了些。他家里的事，别人还不好去问杜家骏，尽管大家都很关心。
鲁队长看着四处的景色说：“是啊，龙头镇、民主村真是大变样，大家的生活都好起来了。”
和平村的哈联成也来了。他还是他们和平村的书记，但具体事不再管了。不过跟民主村有那么一层亲戚关系，这样的事是不能不来的。他说：“那些年，喊着学大寨，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吃饭都在地里，天黑才回来了，出了那么多力，不少人得了病，打的粮食却还是不够吃。现在多好，也不用吆喝，却有吃不完的粮食。”
祖云涛说：“这就是那时候的体制不行，那时候的政策不行。现在，体制改变了，政策对头了，社会宽松了，把人解放了。人的积极性自觉自愿地释放出来，社会财富也就不断地涌现出来。”祖云涛在镇上的领导班子稳定以后，更多地关心起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问题来了。
潘场长定居在民主村，不到十年，体会却很深：“这几年时间，龙头镇变化真大。老了，老了，总算还赶上了这个好时候。这十年，真的是建国几十年以来，中国历史几千年以来，难得有的好时候。”
肖福兴深沉地说：“这两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像这样发展下去，我想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遗愿也快实现了。当初中山先生说过：‘我也是社会主义者’。中山先生的思想，即使拿到现在来看，大部分也是正确的。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跟中山先生的理想是很接近了。”这两年，肖福兴开始有兴趣研究起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
大伙走下台阶，出得门来，看见西面有一大块土地荒芜在那儿，枯草萋萋。在四周春意盎然的一片生机中，非常的显眼。
经大臣见了问：“你们民主村的征地，还没处理好啊？”
经大臣现在和车素花、儿子、儿媳住一起，其乐融融，相处得很好。孙子经普仁已经在黄港上大学了。老经现在直后悔那时候怎么会和老伴弄不到一起，别扭了几十年，是自己糊涂了。
经学文说：“为了缓和矛盾，去年底镇里减少了征地面积，就征了一百五十亩，又加了点补偿标准，再向群众咋唬一下。地是征下来了，可是人家韩资撤走了，不来了，说是这地方还冷清了点，来的人太少，经营会有困难。”
车素花还是个实在人，听了有点着急：“那咱们不就要赔上钱了吗？”
经学文说：“赔不了，县里的辜书记在等着土地涨价，再卖个好价钱呢。”
潘场长说：“唉，但是把地这么荒着，太可惜了。古人说：‘但留方寸地，留予子孙耕’。咱这儿毕竟不像南疆地广人稀，咱这儿是寸土寸金啊。这粮田是去掉一亩少一亩，变不回来呀。”
说到这征地，邬中和是最来气了。原先经营的地被去掉了一半，只剩下十几亩，但很多开支并不能因此减少一半，就如经济学里讲的“固定成本”减少不多，而总收入却减少一半，所以收益额和收益率都会大大降低，要减少一半以上。邬中和能不心痛吗。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他高兴了几年之后，没料想到的事情。他气愤地说：“这不但是少了地的事情，分明是不把种粮农民的利益放眼里。我们吃了这么大的亏，有话还没地方说。弄得鸡飞狗叫，最后还是这样。利益随着权力，都到了当头的手里了。我看这样下去，问题会越来越多。弄不好，有些地方，就会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纪海洋觉得邬中和的话，说得有点过了头了，就说：“问题是有一些。但是变成资本主义，现在还是谈不上的。”
祖云涛说：“这里还是一个地权的问题，这是中国农村最深层次的问题，这个疙瘩到现在为止还解不开。土地的权益到底归谁；在中央、地方、集体、农民之间到底怎么分配；以什么方式进行流转，既能发挥它最大效益，又能让各方面比较满意，目前都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将会比实行承包责任制有更大的爆发。所以现在出现这些问题不奇怪。”
赵村的赵刊新也来了。一晃眼他也往七十上数了，当了几十年的村支书，现在也退了。但是对外礼节性的事情，村里还是叫他出来。赵刊新说：“现在社会发展了，也出来一些新的问题。征地不当，损害农民的利益是个事。还有，你看这好好的大河被造纸厂污染得，上面飘着一层层的泡沫，大河眼看就成了污水沟了。再过几年，污水渗到地下，井水也就不行了。到那时，再怎么办？我正要找平金刚呢，他怎么没来？”
经学文说：“他在家里肚子发胀呢。”
这半句新疆话，引得大家都发笑了。
衣春玲说：“那厂里的工人，也是够辛苦、够可怜的了。”改革以后，各村的医务室渐渐萧条，“赤脚医生”也无声无息了。民主村的医务室，因为镇上就有卫生院，虽然衣春玲热情周到，但也是没什么人来了。衣春玲这个赤脚医生也就自动下岗，在家里相夫教女、怡然自得。很有些人为当年英姿勃发、敢说敢当的衣春玲没能在村里发挥更大的作用感到惋惜。但衣春玲自己的心态很平和，对村里的事也依然是很热情很上心。
“我也要找平金刚呢。靳宝康的医疗费、补偿金还都没有落实呢”彭小宾说。
“村里面也还有一些贫困户，我们也要关心到啊。”鲁队长看得还是比较全面。
彭小宾点点头，说是的。
肖胜利说：“造纸厂亏得停了，要不它的污染对海上渔业也会有很大影响。说实话，海洋捕捞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一个原因是污染，另一个原因是过度捕捞。”
经大臣就问：“那我们还要买船去捞啊？”
肖胜利说：“作为我，尽力而为吧。”
杜家骏说：“反正都是信用社的钱，他造纸厂花了信用社多少的钱啊。”
车素花眨了眨眼，好像才明白这个道理，“弄了半天，老百姓往里存钱，你们拿出来花啊？”
鲁队长远远看见宗发奋盖的小楼，因为那楼上宗发奋特地盖了个大屋顶，挺显眼，老远就能看见，就问：“宗发奋哪来的本事，去粮库才一、二年就盖起了楼。老祖啊，你怎么没盖一幢呢？”
祖如海笑着说：“他那一套猫腻，我都知道，不就是利用了双轨制的漏洞吗。”祖如海退休以后，因为有儿子在镇里第一线工作，就不再参与什么事，免得给儿子帮倒忙，彻彻底底地退休了。
彭小宾说：“那你怎么不说？省里都来了调查组，你也没说啊？”
潘场长认真地说：“虽然我不知道龙头的一些底细，但我看尹会计的死，是有大问题的，不像是畏罪自杀那么简单。”
祖如海淡淡的说：“正因为是有大问题，所以不用我来说。时候一到，会有说法的。”
经大臣摇摇头说：“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这几年也明显滋长了。”
鲁队长说：“我看那辜书记也在变了，变得几乎都不认识了。”
杜家骏看了看经学文，他知道经学文跟辜书记关系不错，便在底下用手点了点鲁队长，意思是别说了。
祖云涛却接着说：“问题不在于搞出谁，搞出几个贪官。只要体制不变，只要产生贪腐的体制不变，只要产生贪腐的土壤不铲除，再揪出几个贪官也没用。”
彭小宾把话接了过去：“所以说，现在社会是发展了，可是还有不少问题。有些原有的矛盾没有完全解决，新的矛盾又产生了。这些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权力过于集中，缺少制衡机制，导致了缺乏有效监督，导致决策不够民主和科学，特别是造成群众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缺少表达和维护的渠道。”
祖云涛颇有感受地说：“这说明改革还需要深入进行，而且是政治、经济、社会各项改革要配套、协调地进行。只搞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不但旧的矛盾解决不彻底，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
肖福兴叹息了一声，说：“我们正谈论改革，可还有些同志思想僵化，对左倾错误有意无意地掩饰、回避，对文革中一些确凿无疑的罪行都含糊其词。好像这些事是我们干的，反而成了我们的历史包袱。”
纪海洋没有想得那么透，他说：“唉，文化大革命吧，是有不少事做得不对。但也不能全怪他老人家，他的主观愿望还是好的，只是没有搞好。”
潘场长反倒是想开了，跟纪海洋想得不一样。他说：“我们没有必要讳疾忌医，没有必要去为所谓的尊者避讳。没有必要把左倾错误跟我们党、跟社会主义事业捆在一起。我们革命队伍应该丢掉这些包袱，轻装前进。正视和吸取这些历史教训，包袱就会变成财富。靠回避，靠掩饰，靠封锁，甚至靠说假话了维护某个人的假象，那是靠不住的。一旦真相披露，那些假象顷刻之间就会彻底崩塌。与其到那时候引起震荡，不如现在就让大家有思想准备。”
纪海洋看了看潘场长，知道他们之间的想法有了距离，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鲁队长说：“你看像程贵安那样的人，还在露骨地鼓吹左倾错误，念念不忘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李辰痛心疾首地说：“讲这些话的人怎么对得起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死难者。还是巴金老先生说得好，应该建立一个文革纪念碑，永远纪念在那场灾难中不幸死去的人们。”在这些人里面，受伤最重的要数李辰了，虽然政策落实得已经很好了，可他怎么能忘记他的爱妻海秀呢。心口依然是常常作疼，只是苍白的脸上能平静一些。
他的女儿林李始终陪在他身边。她青春亮丽、婉约可人，既有传统气质，又有现代知识，是民主村新一代女性中渐渐升起的新星。她说了句挺有哲理性的话：“回避左倾错误的事实，就是对左倾错误的容忍。只有不忘记过去的弯路，才会走好现在的路。”
肖福兴说：“对于有些人来说，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思维，都成了个习惯，一时间是改不了的。事情是不会那么简单的。”
祖云涛说：“所以对左倾错误要保持警觉。改革开放的大业不能毁在他们手里。”
鲁队长说：“嗨，有些人钻了改革的空子，又揽到了权又揽到了钱，就满嘴的革命高调，你不用把他们当真。你别看他们对毛泽东拥护得不得了、崇拜得不得了，那都是假的。要是真的搬出毛泽东的那些话，‘走资派还在走’，能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
经学文说：“还有些底层混混，把左倾高调也喊得那么响，再来次文化大革命什么的，不过是想把社会搞乱，再浑水摸鱼，重新洗牌，捞个一星半点的好处。其实那只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权贵集团是绝不会跟他们分享利益的。文革时那些造反派的下场，早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
彭小宾说：“还有些人，比如申光荣，因为自己遇到困难，没有更多地分享到改革的利益，也对改革不满。这样的同志，虽然看起来有时也讲一些左倾的话，但他们不会是左倾错误的社会基础。也需要我们去进行教育，向他们解释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是因为改革才出现的，而正是因为改革得还不够。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改革不能走回头路。”
杜家骏说：“本来改革开放的形势那么好，怎么还会有这些问题呢？”
祖如海说：“这就是我们的改革进程有了问题，经济方面的改革，大步往前推。政治方面的改革，缩手缩脚，不敢往前。结果本该两条腿走路，就只剩了一条腿走，或者说是一只鞋大、一只鞋小，那就不只是走得慢了的问题，而往往就会出现走偏了、甚至摔倒了的问题。不完善的改革，滋生了权贵阶层；而权贵阶层又进一步扭曲改革，把改革推向更有利于他们的岐路。”
大伙一边说着一边走向码头。
彭小宾想起来了说：“今天要是王立和狗狗也在，就更好了。”
肖福兴说：“他们也都为西北村、为龙头镇画上了重彩浓墨的一笔。”
纪海洋问道：“老于村长怎么没来？”
鲁队长脸上掠过一层阴云，说：“他身体不行了，八十多岁了，恐怕过不了今年了。”
“那我们明天过去看看。”纪海洋关切地说。
“我也快不行啦，说不上还能再有几年啦。”车素花说。
经大臣点了她一下，“别瞎说自己啊。”
“真快啊，真快。四十年前不就是在这儿血战的吗？”潘场长说。
大家都停了下来，这儿正是海角，公路两边依然是礁石嶙峋。
“是啊，怎么能忘呢？这儿正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是顾排长、班大虎、简贵阳、郝森林他们牺牲的地方，这儿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战士的鲜血。”纪海洋指着不远处的一块大礁石说：“顾其金排长就是倒在那块礁石旁，我跑过来拖着他的时候，他已经闭上了眼。”
潘场长说：“不只是海角，从西海滩到望海山，从尖山顶到大河边，多少战士倒下了。不但有英勇牺牲的烈士，还有忍辱牺牲的小钱，还有刚解放过来的杨定神，更有的连名字也没有留下。”老潘和老叶脱下了帽子，大家也都低下了头，静默数分钟，表示哀思。
过了一会，鲁队长沉思着说：“我在想，这些年来有多少人离开了我们。拿民主村来说，从祖大爷、姜雪花开始，有赵玫、林海秀、彭会计、包金贵、迟得法、连四娃，老王头两口、丁妹。他们的事，每个人都能写本书，都是一种特有的典型，反映着我们历史进程中的不同侧面。”
彭小宾说：“是啊，说起来还有李芹、董平章，还有储小二、周新春又是另外的类型了。”
纪海洋说：“还有佘校长，还有尹会计，也都是某一种的典型啊。”
潘场长说：“是啊，如果再扯远一点，还有国民党方面的章团长、呼营长、腾营长、支排长、余班长等等，还有你们民主村的大地主陶富贵，那个还乡团高增光，他们也都是这场历史的参与者。”
祖云涛说：“这四十年在历史上是很短暂的瞬间。但我想，等过了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人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会发现这是一段很特殊的历史时期，会惊讶这段历史波动之大、事件之多、矛盾之尖锐、斗争之激烈、变化之迅速，以至于未来的人们会很难理解。”
经学文说：“我也在想，这将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特殊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在苦难中孕育出了新的前程。从此开启了中国全新的历史时期。”
杜家骏说：“这四十年，真的是不一般，多少波涛啊。大的就有：互助组，合作社，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大饥荒，社教运动，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了。”
肖福兴说：“当初我们真的是真心实意地参加革命，可是革命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
李辰说：“这四十年，人是长大了，可身上却伤痕累累。”
鲁队长说：“唉，是啊，我们这些过来人经过了多少风雨啊。”
经学文说：“从另一方面说，这风雨也是对我们的锻炼和考验呐。”
经大臣苦笑一声：“这风雨也太大了一点吧。”
林李说：“唉，有首最新的俄罗斯歌曲就是讲的这个。”
彭小宾说：“那你就唱给大家听听吧。”
林李稍有羞涩，说：“我唱得不好。”
“唱吧，唱吧。”大伙说：“以前民主村的歌声可多啦。赵玫、林海秀、衣春玲都唱得不错，到你这一辈可别停下来喔。”
林李只好清了清嗓子唱起来：
“自然界没有坏天气，
任何天气都是见面礼。
无论遇上刮风飞雪下雨，
平心静气对待莫回避。”
大家边听边走，连声说好，就得这么看问题啊，要不怎么办呢，一阵的鼓掌。
祖如海说：“现在有些人投鼠忌器，就是不愿意提那些年的事，好像是我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完全没有必要嘛。这是极左路线欠下的帐，背在我们身上干什么呢？一是一，二是二，功是功，过是过，完全可以说清楚的嘛。这样将来才有可能不再重犯那些错误。”
祖云涛说：“马克思早就说过了：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地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请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了十几年，其实它的后果也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社会信用的缺失，社会道德的滑坡，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就是明显地起始于文革的破坏，还不去认真地总结反思啊。”
肖福兴说：“要是能把这段几十年的历史写出来，就好了，能给人多少启迪啊。哪怕是把我们民主村、龙头镇的历史写出来也好。”
李辰说：“其实，我也是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现在有关部门的忌讳也很多，怕是写了也没用，连出版出来给别人看的机会都没有。”
经学文说：“有些部门的顾虑也真是太多了。对曾经的灾难和伤痛的记忆，可以是包袱，也可以是财富。问题在于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化解。回避总不是好办法。”
祖云涛说：“这项工作总得要有人去做。李老师啊，那你也可以用文学书写历史，用虚构保留真实。这也是为社会、为后代保留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
李辰说：“啊呀，就算是写出来了，恐怕也得拿到香港、台湾去发表。”
杜家骏说：“还得那么复杂么？”
肖福兴说：“能到那儿去发表，也是个进步啊，不然连个地方也没有。”
杜家骏点点头：“这倒是。”
45.2 前程无量
前面就是港口了。
公路穿过礁石群，向南直接伸进了大海，向前延伸了一百多米，形成了防浪堤。在最前面，又向西拐了个“L”形的弯角。弯角的内侧，就成了小码头，停靠着三、两只小型船舶。
大伙站在防浪堤上，吹着微风，这是民主村人、龙头镇人第一次站在海上啊，真的是站在海上啊。以前在海边北望家乡，都是近处是黄土，北面是青山蓝天。现在的脚下可是碧浪翻卷，海浪之后是金色沙滩，而后再是黄土、青山、蓝天。就是不一样啊，看得大伙都陶醉了。
祖云涛介绍说：“现在这码头还小，只是第一期。以后还有第二期、第三期，到那时这码头还要往海里延伸二、三百米，那时世界各地的万吨巨轮都能停靠上来。咱们龙头就能和整个地球联系在一起。”
“啊！”大家一阵惊叹。
“还有呢。”纪海洋又接着说，“在小河口的东面，也就在咱这儿东面四十里的浮山卫，还要建一个核电站，那个规模可大啦。到那时，咱这儿也要建好多附属设施、附属机构，就要像城市一样了。”在纪海洋说这话的三十年后，这个项目真的建成了。
“那我们就真的成了‘城里人’啦！”大家又是一阵更大的惊叹。(说明:解放前龙头镇是海源县的老县城,所以龙头镇里的人对四周村里的人,一直以“城里人”自居。)
祖云涛说：“龙头的乡亲们真正成为说了上百年的‘城里人’，不是没有可能啊。再过两年，从龙头到黄港的高速公路就要开工了。这条路建成以后，从咱这儿开车一个小时就能进黄港市区了。说不定，咱这儿还能划给黄港市了呢。”
“哇！”惊叹已经不能说明民主村人此时的激情了。
顺便插一段民主村人不知道的事情。建港时，为清理航道，曾叫北方救捞局来打捞1949年沉没在龙头外海的那艘沉船。潜水员下去以后发现，经过几十年的冲刷，船舱里除了长满水草，鱼儿游弋，已别无它物，成了海洋生物的栖息之地。只有在一个封闭的舱房里有两具散了架的尸骨，这无疑就该是陶富贵和戚和煦了。当然对于潜水员来说，分辨他们的身份，是毫无意义的。鉴于该船整体已无打捞意义，在锯断拉倒它的桅杆以后，依然让它倾斜在海底。他们的发现也没想起来要跟龙头镇的人说。他们只是说，那个沉船与航道无碍，不动它了。然而对于陶富贵来说，他的几十年的平静却被打破。在掀开了舱门之后，不用几个月，他最后的残骸也会被海底洋流冲刷得荡然无存。
民主村的铁壳渔轮停靠在码头边上。虽然是二手船，但外表油漆一新，通体深绿，桅杆上彩旗招展，看不出是个旧船。船员们早已在上面准备好了。
肖胜利在大伙的祝福声中，踏过跳板，走上渔轮，在船舷旁向大家挥手致意。
码头的电线杆上的喇叭里放着最新的歌曲：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伟大的祖国该是多么美。
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归……”
从那时，到本书的完稿，真的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人们，看那四十年，看又过去了的二十多年，又会是怎样的感慨呢？
回到眼前，渔轮解开缆绳，拉起铁锚，几声汽笛，离开了码头，向着大海进发。
今天的海上和风轻拂，阳光明丽，空气清新。人们舒畅地呼吸，极目远望，碧蓝的波涛翻卷着，一层层、一层层像是从天边涌来。白色的浪花晶莹剔透，在阳光下浪尖闪烁着金色的光亮，往远处那点点金光越来越密集，渐渐融成了蓝天下一片跳动的光芒。
那渔轮载着民主村人的希望，越驶越远。远远的、远远的成了绿色的圆点，渐渐地、渐渐地融进了无边无际的蔚蓝色的大海，融进了金色的光芒。
虽然还要有千万里的航程，虽然还会有颠簸的风浪，但它背负希望而去，一定会满载收获而归！
站在海边，脚下是黄色的沙滩和土地，那是我们民族的命脉；身后是绿色的原野、绿色的山峦，蓬蓬勃勃，生机无限。
往前看，海天之间一片蔚蓝，一片金色的光芒。那蓝色象征着和平、安宁、自由和辽阔，那金色象征着成功、富强和希望。
啊，民主村！
啊，黄色的土地，绿色的原野！
啊，蔚蓝色的大海和天空！
……
本书就要合上它最后的一页，民主村、龙头镇的人们还将继续书写他们的历史长卷。但愿那上面不再有悲哀和伤痛，而是永远的色彩斑斓、绚丽多彩，阳光、沙滩、海浪，还有人们灿烂的笑容。
卷尾语
本书的故事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花费了宝贵的时间看完了全书。
当我们回顾本书所叙述的从1949到1989这四十年，乃至到今天落笔时的2015年这六十多年的历史变迁，有太多太多的感慨。多少的奋斗，多少的成就，多少的挫折，多少的灾难，真的是难以言尽。即使是本书一百四十余万字的篇幅，也难以完全表达。
1949年，革命胜利了，很多旧有的问题解决了。然而，新的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出现了，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对这些问题在很多方面解决得并不好。革命容易执政难，打碎一个世界容易，建设一个世界难。当执政和建设搞不那么好的时候，就干脆来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没完没了地永远革命下去，用革命解决一切，用革命掩盖一切。为革命而革命，革命成了永无止境的目的、成了一切的一切。
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里，极左思潮在那儿反复折腾、反复干扰，严重损害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严重危害了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有些人就是想要回避这些，掩盖这些，内心还在向往这些，甚至还想重演这一些。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进一步批判极左思想，彻底否定“文革”，坚决不走回头路，唤起人们的记忆，唤起人们的良知，坚决抵制左倾思想任何形式的回潮。这才是今后不再折腾的最有力的保证。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那三十年。作为由几年几十年组成的历史时期,不存在全盘肯定与否定的问题。我们只是否定那些年里的左倾错误。
眼下，我们既看到了新的希望，又失望于某些方面改革的踏步和停滞。其实这些都是源自于对曾经的历史教训的回避和纠结，不能勇敢地面对和处理。这几十年，就是希望与失望的交替。空前无比的巨大希望，接踵而来的却又是空前无比的巨大失望，如此反复。在希望中失望，在失望中盼着希望。感慨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河西又河东。
抬起头来往前看，就是一句话：面向未来，走历史必由之路，这是我们的心愿。
同时我们又在担忧，左倾灾难所造成的惨痛后果，正在被遗忘；而形成左倾灾难的社会气候却正在加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之所以左倾灾难被一些人忘却，甚至一些人敢于为之叫好；之所以在改革中时不时会出现犹豫、反复、止步不前；之所以在理论和思想上出现一些看似难以处理的纠结；就是因为在历史和文化上存在着许多亟需填补的有意无意的空白和漏洞。笔者所以在年迈之时还要奋笔疾书，就想要唤起人们的记忆，正确地面对历史。只有正确地面对历史，才能正确地面对现实、面对今天、面对未来。这个记忆，不仅是指个人经历的回忆，更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记忆、我们整个民族的记忆。这些记忆的累积，才会有对历史的认识。而只有对历史有深刻的认识，我们才会有自觉的改革，才能不断保持和强化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向着现代社会可持续地稳步前进。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迷失未来。
当前的问题是，要对向前发展有信心，要对深化改革有信心，要对批判极左思潮有信心，要对人民群众有信心。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尤其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和落实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力，继续深入地批判极左错误，彻底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指出的是，极左思潮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对立的。不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就不可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需要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以现代思维和理念与现代社会接轨。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持续地、健康地向着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不断前进，才能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理想。能否全面、深刻地批判极左、反思历史教训，是我们民族成长、成熟、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不要让千千万万罹难者的生命毫无意义地逝去。他们始终在我们的心上。他们在看着我们前行。
尽管笔者编制过大型经济预测模型，但是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不作预言，只是充满着期待和希望。当前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让我们抛弃一切旧有观念，与极左错误彻底决裂，面向未来，高举现代民主的旗帜稳步向前，把今后的又一个革命四十年书写得更加精彩。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岸猿声啼不住”，航船正过万重山。在风雨过后的日子里，阳光真灿烂，世界真美好。我们希望明天的阳光会更灿烂，明天的世界会更美好。
陆伟国 2015年4月
写于南京·大行宫·无阳的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