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治理整顿
1971年林彪垮台后，行政系统官员的势力有所上升，这引起了江青一伙的不满。1974年，极左势力发动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以批判孔老二为幌子，目标对准了当时的总理周恩来，试图夺回政治上的主动权，但是对国民经济却无济于事，各项工作依然毫无起色。
1974年的年末。虽然有阳光，却依然很冷，晶莹的干雪在北风中飞扬。地里、场院里、胡同里都很冷清了。人们头上的鸭舌帽，已换成了棉帽，盘坐在家里的炕上，心里寻思着今年的分配能是啥样，能分到多少钱、多少粮。这可是辛苦了一年的人们对未来一年的全部期盼。
现在的大队会计是杜家骏的儿子杜长贵。他忙活了好几天以后，最终结果出来了，分配方案是一个工日一角二分钱。这儿把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劳动报酬分配办法说一下。先讲工分，一个男整劳力，劳动一天为一个工日（习惯上叫工分），记十分；女整劳力，为七到八分；半劳力、老人、小孩再往下有若干档次。一年下来，生产队有个合计的全队工分总量，各户也有自家的工分总量。而后把粮食，即总产量去掉交征购、超购之外剩余的生产队可支配的全部粮食，分成二部分。一部分按人口分，一部分按工分来分。那时为了减少所谓的贫富差距，不使所分的粮食差距过大，因此按人口分配的部分要占大头，文革期间这部分一般要占80%。就是说这80%的粮食按全队人数一除，就是一个人能分多少粮。有的队，小孩要打个折扣；有的队，就大人小孩一样。这样家里小孩多的占便宜，劳力多的反而不合算，这不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是不合理的。按工分分配的部分，就是把这部分能分的粮食用全队工日总量一除，得出每个工日可分配到的粮食数量，每人每户所能分的粮食也就能算出来了。钱，基本上也是这样算，把生产队所有的收入，包括分给社员的实物（如粮食、柴草之类）也都折合成钱一起算上，被全队总工日数除，就是一个工日多少钱。这只是收入，不是现金。现金分配也大体上按这办法再算一遍。
由于当时生产积极性不高，生产水平很低，各户收入分配所得很少，少到现在的人们都难以置信的地步。有的甚至一年所得的收入还不够买下一年所分的实物，尽管这些实物已经少得可怜，却还要倒过来向生产队交钱。所得现金，有的只有几元钱，连买盐买点灯的油都不够。辛苦终日，一年下来打的粮食不够自己吃，挣的钱不够自己用，这就是当时农民的真实写照。
一角二分的分配一出来，虽然人们原本也没指望什么，可这也太令人失望了。五十年代初，合作社那时凑起来的家底，被58年大跃进和困难时期打碎了。63~65年好不容易攒一点，又被两派争斗搞掉了。人们都急盼盼地等着这一点点呢，可这一点点也太少了吧。
皮安已先不算了，“怎么就这么点？还让人过日子吗？”
“你这老小子，运动搞了这么多年了，还敢这么说话！”平金刚在制止他。
“这就不错啦，皮大叔啊，”杜长贵在劝他，“咱们还能指什么挣钱？就这点地，卖粮能卖多少钱？粮管所收去的，玉米粒就九分钱一斤，小麦也就一角一分钱一斤。一亩地才能打一二百斤，能有多少钱？咱队里什么还都没敢花，我那算盘缺了好几个珠，我都凑合用了好几年，也没敢提出来要买个新的。”
“嗨，老哥啊，咱西北村算不错啦。”于村长知道村里当家的不容易，也过来劝，“你不知道，东面的孙家夼一个工分才六分钱，那人家也得过日子啊。”
“才六分钱？”迟解放听了大惊，“一个鸡蛋还卖五分钱呢。一个棒小伙，干一天活，就顶个老母鸡下个蛋啊！”
于又发说了句调皮话：“能顶个蛋就算不错啦，还有不少队连个蛋也顶不上呢。”
大家都苦笑了一阵。
“唉，皮大叔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鲁队长和杜家骏正走过来，鲁队长低沉着说：“乡亲们这样穷，我们当干部的，对不起大家呀。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杜家骏说：“大家还是要有信心，我看还是有希望的，好多工作不是正在逐步走上正轨吗？”
杜家骏倒真的是感觉出一些问题了。
第二年，1975年的春天。极左势力面对难以为继的局面，终于做出了一个大的转变，很难得地向后退了一大步，在得到邓小平说“永不翻案”的承诺之后让他复出，重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对已经混乱了多年的各项工作进行全面的治理整顿。
邓小平复出后，立刻借用毛泽东的话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第一项，是学习理论；第二项，要安定团结；第三项，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在煞费苦心地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转移掉。在农村主要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这在当时是很得人心的。
开春的时候，西北村就开了次“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
村支书杜家骏先讲话：“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去年村里的分配，一个劳动日只有一角二，大家的日子过得很紧巴，我们当村干部的脸上也无光。为了落实‘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我们村支部研究了几项措施，来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乘‘治理整顿’的东风，让今年有个新的气象。下面请鲁大队长宣读一下这几项措施。”
鲁队长在大家期盼的眼神中，拿出一张纸，讲了起来。
“第一条，为了打破绝对平均主义，今年的分配要改为人七劳三，劳动报酬的分配比例增加到30%，进一步体现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原则。”
到底是这两年学了马列著作，鲁队长的讲话也用上马克思的话了。
“第二条，自留地扩大一倍，由每人一厘地扩大到二厘地。”
二厘地大约是13平方米。这也使得下面听的社员气氛热烈了起来。
“第三条，允许社员同志们去赶集。赶集那天上午不出工的话，不再扣工分。”
好多人点起头来。
“第四条，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改为五天一次。”
“好，好！”大家都叫了起来，对这一条是最高兴了。尤其是对家里有小孩的人，是最欢迎这一条了。
大家还等着鲁队长讲第五条呢，鲁队长把纸条收起来了，放进了口袋。
“没啦？”齐成才问。
“没了。”鲁队长答。
“就这四条啊？”皮高深问。
“就这四条。”
“太少了，再来个五条吗，还差不多。”皮安已说。
“这四条，也不容易啊，我们支部讨论了好几次，又怕犯左倾错误，又怕犯右倾错误。我还特地请示纪社长。纪社长点了头，我们才敢开这个会的。”杜家骏说。
“啊哟，这治理整顿的步子也太小了。”肖胜利也说了这么一句。
杜家骏赶忙又说了：“当然我们支部讨论的还不止这些，但是有些我们还没有把握。比如我们也商量过搞个多种经营什么的。我们守着大海，却只有两条小划子，出不了大海，有鱼打不上来。想搞个机帆船，可是这钱，以大队现在的情况差得太远。想搞个副业，办个鞋厂、针织厂什么的。可是机器、技术、原料、销路，都成问题，也没人懂，想搞也搞不起来。等慢慢发展吧，会好起来的，面包会有的！”
杜家骏也学会了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一句台词。
“干活啰，干活啰。”平金刚满街喊着，人们三三两两地往外走了。
今年有了这些新措施，尤其是劳动力占分配的比例提高了，人们干活的劲头要大了一些。瞎混了好几年，该好好搞生产了。
鲁队长也在胡同里四处转悠，看看情况。看见秦有理挑着水过来，便问：“人家都上山干活去了，你怎么还没去？”
“我还没吃饭呐。我这不还在挑水，准备做饭呢。”秦有理有气无力地说着。秦有理从被省城的大学退回来后也没有精神头了，整日里无精打采，不知干了些什么。
“都什么时候啦，还没做饭？”鲁队长责怪着。
“我不吃饭倒不打紧，我爹还躺在炕上等我做饭呢。”
鲁队长一听更生气了，吼了起来：“这抓革命，已经到了促生产的时候。你爹光知道革命，不知道生产啊？再这样无理缺工，倒扣十分。”
“倒扣十分？队里一天才给他记九分，他有意见。”
“记九分就不错了，要我当你们队长，最多给七分。”鲁队长再往秦有理挑的水桶里一看，又说上了：“你这么个大小伙，就挑个半桶水啊，不寒碜人啊？人家城里来的知青时治国也挑得不比你少啊！”
秦有理还不服气：“人各有的命，各有各的路。你说这么多干啥呀？”
二人气呼呼地各自走开了。
西北村里就这么个小小的“治理整顿”，也不容易啊。
在极左路线占据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之下，局部的、哪怕是枝节性的治理整顿也是很难进行的。短短的几个月之后，极左势力就无法容忍他们认为的“倒退”，无法容忍他们认为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也就是对他们的否定，很快就掀掉了“治理整顿”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