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台商
43.1 阿英和发仔
王立回到台湾彰化自己的家以后，本以为了却了几十年的心事，从此卸下心头的重担，可以心无旁骛地跟老婆、孩子一门心思地过起“台湾人”的日子。可是，丁妹的死讯、老母的死讯，又一次次地沉重地打在他的心上。这几十年家里为他付出了多少啊，他能丢下不管吗，他能心安理得地当他的“台湾人”吗？故乡和亲人，跟他有着怎么也割不断的血肉牵连，有着怎么也放不下的牵肠挂肚啊。虽然知道了家乡和亲人的情况，虽然知道老母亲死了，丁妹也死了，但他那种牵挂，似乎比回大陆探亲之前更强烈了，也更清晰、更具体了。
他想为家里做点事，为家乡做点事。为家里盖了房子，反而引起纷争，老母亲因此而死。唉，哪想到会这样呢？为龙头镇、为西北村做点事吧。虽然自己也只是一介农夫，没有多大能耐，但是从心里愿意出点力。尽管自己并不想以后还会去“落叶归根”，但也希望故土上有自己添的一块砖、一颗石子。
出个什么力，办个什么事呢？他也想过，去家乡办个碾米厂，自己是最熟悉不过了。可是海源不种水稻，那就办个面粉厂，倒也并不难。海源几乎村村都有磨粉坊，那个效率多低啊。
王立想到过这些，就跟儿子发仔商量。发仔也没有更多的意见，他倒并不是对去大陆有什么兴趣，只是觉得现在家里这碾米厂不会再有什么发展了。去大陆办个什么厂，或许能开一条新的路。
“开一个厂，钱够吗？机器怎么运过去？谁在那儿管事？”发仔很务实，问了一连串很具体的问题。
王立也想过，却没想到儿子会想得这么细，心里暗暗有点高兴，说：“我跟那面的村里再商量商量，看他们能帮多少忙。”
王立一直记着，回家时镇里、村里一些领导对他的嘱托。他们说，只要你对家乡有什么点子，家乡会尽力帮助你，资金、土地、劳力都不会成问题。在这儿，几十年里从没有人把他当作一个人物看。就凭这一点，他也要为家乡出点力。
跟老家一联系，那面的镇里、村里都很支持。资金不够，镇里、村里担保贷款也可以，出资入股也可以。土地，作为村里自己的厂，可以无偿给。机器，就买内地产的，既便宜，运输、安装还方便。
王立很感动，家乡的干部这么热心、这么真诚。他又去跟儿子说了。
发仔说：“最近我特地到台北的加工进口小麦的面粉厂看了，有了点想法。我想，大陆那边的面粉厂不会少，我们也搞不了大的。可以搞个专用面粉厂，专门生产糕点面包用的面粉。老家那边，是北方人，吃面条、饺子多，也可以生产那些方面的专用粉。这样，当地别的面粉厂跟我们也不会有什么竞争啦。厂子小一点，也呒关系啦。”
发仔的这番话，把王立激动得不得了。看着眼前已经成大小伙的儿子，以前总有那么多的隔阂，相互间甚至讲话都很少。他能看出来，在村里人面前，儿子总以有这个“外省人”的老爸感到自卑，事事处处要和自己保持距离，装着是个“台湾人”。今天儿子的这番话，不但说明了儿子是个好学的、能干的人，更说明了儿子也在想着老爸所想的问题。父子俩终于想到一起了。
海峡两岸还不能直接通信通话。狗狗在美国的老爸辛凯旋，成了王立和家乡之间的传话人。辛凯旋在美国的儿子来了电话，说西北村里的厂房快要盖好了，用什么设备定一下。生产专用粉主要在于研磨技术和原料、添加剂的不同，对于机器设备，尤其是小型企业没有更多的特殊要求。这在之前也已经商谈过了，按年产3万吨的规模，先上一条生产线。从清筛圆筒、打麦机、配麦器到辊式磨粉机，这一套大约要五、六十万元。王立还是个实在人，为家乡尽心尽力，拿出了他一生多半的积蓄，并没有想到以后的风险。因为台币到大陆不好使，也汇不过去。王立把这些钱换成美元之后汇给了大洋那头的辛凯旋，请辛老先生再替他转到大陆去。
辛老先生对家乡的感受也是一言难尽。家乡对于他是飘荡着老父老母幽魂的大河，是浸透着发妻血渍的黄土。可那又是故国的青山绿水，又是儿孙们繁衍着、辛劳着的家园。既是血泪斑斑，又是根脉相连。哪一面，都丢不掉、放不下。辛老先生已是七十开外、白发苍苍，心中却是热望难平。尽管有着切肤的伤痛，可他也有着千百万海外华人共同的心愿，盼着家乡好，盼着祖国好。在他心里，祖国跟政治理念没有关系，跟哪个党派、哪个政府没有关系。祖国、国家、政府、党派、领导人都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不管国体、政体和执政党如何的变迁，祖国还是那个祖国。况且，祖国在改革开放中，事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五年前，回到故里的探望，使他有了几分欣慰。他看到狗狗这几年办厂挺成功，觉得现在的家乡还真有发展的机会，还跟狗狗商量过。狗狗那时还没到美国，狗狗在电话中说，针织厂的事已经挺多的了，他不想搞更多的了。知道王立要回去办厂，老先生也想再出点力，又怕自己还担着“逃亡地主”的名分，也不想直接出面。给了王立两万美元，说以后能有分红的话就给点，没有也别惦记在心上，也不用跟别人讲。
王立心里自然十分地感激，辛老先生都这么大年纪了，虽然家遭坎坷，却依然爱国爱乡，不计名利，无怨无悔，真是难能可贵。
村里收到这款子，就忙开了。首先，这应该是给联合会的，不是给村委会的。村委会是管行政的，不应该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办厂还不够的款项，那就由联合会出。联合会也没有这么多钱，而是向农业银行借，银行早先也同意了。问题在于怎么给，这钱以什么方式给面粉厂。农行说应该是借款，是联合会替面粉厂借的。这样，联合会就拿佣金，银行等着收利息，不管面粉厂经营如何，他们两家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外事办说不对，应该是作为联合会向面粉厂投资，这样你村里对面粉厂才有发言权、经营权，镇里、县里也可以作为引进外资的一项成绩向上报。农行营业部的人说，不对呀，你们投资就算中外合资了，那台湾也不能算外国呀。叫中台合资就更不对了，那不就是“一中一台”了吗？这可是原则性的大问题啊！那怎么办？向上请示吧。还是县里有关部门明白，答复说：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办起来再说，先把外面的钱拿过来要紧，叫什么都没关系。再说这“中外合资”的外，不只是指国外，而是指境外。这个境外，还不是指国境，而是指关境。这个“关”，是海关的关。海关外面的，就是外。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港澳台也是境外。从那儿来的资金，也是外资。
一头雾水的民主村人，这才明白了点。彭小宾说：“经济事务还这么复杂。新时期里，需要学习的事情太多了。”
那时村里还不明白股份公司、资本运作这些概念，就安排王立当面粉厂的董事长，又请王董事长再回来参加开工典礼、具体指导。
王立跟阿英、发仔说：“不如我们一起回去吧。让你们也看看大陆，看看我的老家。那也是你们的老家啊。”
“也是我们的老家？”阿英自言自语地问了一句。再一想，是哎。海峡的对岸，是自己男人的老家，也就是自己儿子的老家。说起来，也应该就是自己的老家。但是，那个老家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模糊，那么的充满着种种叫人害怕的传闻和未知。自己还从来没有想过，那就是自己的老家。今天王立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真应该去看一看。那儿是王家的根脉所在，况且自己娘家也是从大陆过来的，只是比王立他们那批“外省人”早来了二三百年，自己其实也是“外省人”呐。
阿英想到这儿，刚想说“那就一起回去看看吧”，另一个念头又升起来了。看自己的男人王立，虽然在这儿辛苦了一生，可还是挺壮实。虽然说不上“伟岸挺拔”，但身材长相还在中等以上。自己比王立大了几岁，却显得又老又黄，脚也不利索，回到他的老家，不是给他丢人了吗。况且，那一边的规矩，一点也不懂。去了，不是要常闹笑话吗。
所以，阿英开口说的话是：“唉哟，我都老太婆了，还去啊？人家不会笑话啊？”
“笑话什么呀？人家知道来的不是电影明星，是王立的老婆，不会挑剔的。主要是让你看看我老家的山水跟这里不一样，连大海也不一样。”
阿英知道，去一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也就答应了，只说是要去跟娘家的人讲一下。
发仔心里倒没有想这么多。小时候，因为这个村里都是客家人，常被小伙伴们欺负，所以很反感“外省人”的身份。而且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客家人。自己长的模样、穿的衣服、说的话，都跟客家人一样。除了那个常常闷头不语、整天拼命干活的父亲，自己跟“外省人”好像没有多少联系。长大之后，渐渐知道自己是“外省人”的后代，这是个无可改变、无可回避的事实。从心里又觉得，这是个无奈的事实。他不但没有想过要学几句“唐山话”，甚至都没有去问过大海那一边的情况。他不想知道那儿的情况。他没有“老家”的概念。
从一年多前，王立从老家探亲回来，讲了很多家乡的故事。讲那边几十年里的人世沧桑，讲了那么多悲壮的、惨烈的、凄苦的、连小说家们也编不出来的故事。又讲了那一边也迎来了春暖花开，不是那么整天凶神恶煞的样子。发仔是个农村的孩子。随着台湾社会的发展，村子渐渐变成了小镇的模样。在这个背景下，他又是个长大了的、还在成长中的农村孩子。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他在村里听到别人对国民党有颇多非议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该说国民党是对还是不对。近几年，蒋经国先生大力推出新政，结束了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解除了戒严，开放了党禁、报禁，台湾社会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他也感受到了，但是他没有更多地去想政治上再怎么进一步享受民主。近两年又新出了个民主进步党，村里也有人去参加，说是除了国民党，我也有个党了。发仔对这些，问也没问。他想的只是家里的碾米厂。其实，想着家里的碾米厂，也是近两年的事。以前，他连这也不想，总觉得那是他老爸的事。他想出去，想进城里去。可是他没上多少学，因为他不愿去那些客家人孩子的学校，在那里，他没有多少乐趣。他对这个社会没有更多的了解，想进城，也没有适合的路径。某种意义上说，他比他父亲更是个当地社会的“边缘人”。回过头来，他才关心起家里的碾米厂，他知道他这辈子恐怕也就靠这个了。他开始感谢起他父亲来，还是他父亲的辛劳，为他挣下了这份他今后可以赖以生存的家业。所以，当他父亲说起要去大陆老家办个面粉厂时，他没有异议。他觉得是条路，可以试一下。
然而，老家在他心里，跟他母亲的感觉一样，一样的遥远，一样的模糊。去老家办个厂，只是多一条路，多挣点钱。台湾的大米业，早已经饱和了、见顶了。他并没有他父亲那种想为家乡做点事的想法。能去办个厂，是在家乡，还是不在家乡，对他来说都一样，无所谓。他对于家乡依然不在意，份量并不重。
“在那儿办了厂，我们怎么去管呢？你还能常住那儿？还是我去？”发仔的问话里还带着点担心。
王立知道儿子担心的是什么，宽慰他说：“其实我们也不用管什么。那个厂，我们出的资金才多少？”
“那还要我们干什么？还让你当董事长。”
“需要我们的资金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我们的名义。有个外资的名义，有个台资的名义，他们村里办厂可以得到当地的好多优惠条件，连镇里、县里的官员，脸上都有面子。”
“喔？”发仔有点不解，他对大陆上的事，一点也不知道，“那谁来管呢？”
“具体都由他们来管。我们有时间抽空去看看，就是了。”
“那还不错。”发仔第一次觉得有个老家还真不错。
阿英跟娘家人讲了这个事。因为父母已经过世，她去了长兄家。
她大哥是个很少出村的老农民，坐在木头椅上，听他很少过来的妹妹一说，大吃一惊，好像从来没想到过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先是瞪大眼，“啊呀！”一声，又停了半天，才说：“你要去大陆啊？”
“是啊。”阿英轻轻地说。
“去那个地方啊？！”她大哥还没从惊讶中回过神来，又大声地问了一遍。
“是啊。”阿英的声音更轻了。
“你要去那个地方啊！太可怕了。那个地方，一年年地出了多少事，死了多少人。你还去啊？”她大哥对于大陆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来的。几十年里早已塞满了耳朵。
“不是政府开放了去大陆探亲吗？有不少人要去呢。”
“那是那些外省人，被赶到台湾来了，老家还在那儿，不去看看不行。”
“发仔他爸老家也是那一边，要我一起过去看看。”
“他是家在那一边，那是没办法。你去干吗呢？”
“我的老家也算是在那一边了。”
“啊？你的老家也算那儿啦？唉……”她大哥连连叹着气。一会儿才又说：“反正祠堂里也不会有你的牌位，你这样说也行……”
她大哥再没有话说了。
阿英也就走了。
王立在回大陆之前，又去了趟台北李策的家。
李策虽已六十开外，退休多年，但依然一头黑发，精神矍铄。得知王立又要回大陆去，而且还要去办一个面粉厂，拍着坐在沙发里的王立的大腿，连说：“好，好。我真是羡慕你啊。不但能回家，而且还又生下了一条根啊。”
“那你也回去吧？”
“我回去干吗？”李策低下了头，声音细微了，“一片伤心地啊。”
每当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屠美丽总是在一边睁睁地看着李策，一言不发，然而内心的翻腾是可想而知的。
“去看看你妹妹的坟，恐怕能找到的。说是在董平章家的边上。”
“唉……”李策痛苦地长叹一声，又抬起头，“我又何尝不想回去看看啊，哪怕是看一下那个发夹也好，只是伤心得太重了。”
“也可以把发夹要回来。发夹还一直在叶医生的头上。”
“不啦，不必啦。要回来，它就永远埋葬在哪个箱底黑暗的角落里了。在叶医生的头发上，它还能见着阳光。更何况这发夹，对人家叶医生也是刻着一段生死之情啊。”
屋里沉默了会。
“喔，上两个月我去美国的时候，按照你的嘱托，找到了辛凯旋。”李策接着说。
“对，对，你一回来就跟我讲了。他家里挺好？他虽然通过我入资面粉厂，可我还没见过他呢。”
“那当然挺好，比我们要强多了。他说他记得你爹，对你我也都有印象。但我是认不出他来了。呵呵。”李策挺吃力地笑了下。
“他对老家还是挺思念。”
“他毕竟还有个儿子在家乡啊。你知道我这次在美国还找到了谁？”
“谁？”
“你可能不熟悉。我找到了我们“济成号”的方茂名，方舰长。”
“喔，那是你的老上司。那他得八、九十了吧？还在啊？”
“都八十了，精神还行，身体挺好。比以前更显得温文尔雅，挺有气质的样子。过得挺滋润。”
“和他们孩子在一起？”
“不但和孩子们在一起，连章团长的夫人安晓芬也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是儿女亲家，两家合一家。万里之外，关起门来还是中国人的家庭气氛。”
“难得，难得。方舰长也回大陆去过？”
“他不想回去看了。他说，尽管他在大陆上留下过那么多的足迹，但都已经烟消云散了，不想再提了。他是信基督教的，在那儿比较好融合。他倒是想着，他离开大陆最后的一块土地，是我们海源，是我们龙头镇。”
“你的孩子在美国过得也不错，也已经扎根了。你不留在那儿吗？”
“我跟方舰长的感觉不一样，总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家。”
“是啊，中国毕竟是我们的祖国。”纯朴的王立依然有着纯朴的感情。
“是啊，不管政治态度有多么的不同，祖国还是祖国，所以，总还是放不下。我们也难啊。美国是异乡之地，台湾是漂泊之地，可大陆又是个伤心之地。”
“大陆现在开放了，也在发展，还是有希望的。”王立以他的感受在劝说着。
“不敢有多大的希望啊。两岸的对立，隔阂太深了，要冰释前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何况双方深层次的利益和想法还是不一样的。”
“是啊，这几年有了些变化，两边都做了些工作。尤其是大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像现在这几年多交往、多沟通，相互贸易，相互办厂，慢慢地，等两边的根须能长到一起了，也就水到渠成了。”王立还是用农民的思维方式打着比方。
“但是，你要注意噢，大陆最近又起了风云，有所动荡噢。”李策又严肃地说起来。
“是吗？又是什么风云？”王立对这些不了解。
“我也说不清。报上说的，有些学生、市民起来反对搞特权的叫什么‘官倒’，也不知道这些消息准不准。不过你要去，还是早去早回的好。”
“好，好。”王立点着头。
43.2 又踏回乡路
王立跟村里说了，他准备领老婆孩子一起回来看看，开工典礼就不用了，尽量简单点。
他们一家三口由香港转道，在黄港机场下机。当他们拖着旅行箱往外走向出口处的时候，发仔手指着前面，叫了起来：“老爸，你看，你看。”
王立往前一看，竟然在出口处栏杆外的人群中伸出了个写着自己名字的牌子。上面写着“热烈欢迎王立董事长回乡指导工作。”
王立心里一热，差点落下了泪。到底是家乡的人啊，把自己当个人物看。天底下，全世界，谁知道还有个叫王立的人呢？还能举着牌子来迎接他呢？只有老家，只有老家的人。
王立的表情，阿英觉察到了。她也看到了那牌子，她觉出她丈夫的呼吸在急促，脚步在加快。她搀扶着王立微微颤动的胳膊，随着他加快的步伐，虽然腿不利索，也赶紧往前走。
今天家乡来了三个人接机。举牌的是镇外办的副主任林李，她是代表镇政府来的。村里来的是鲁队长，他既是村联合会的人，又是王立当年的民兵队长、儿时的玩伴。还有一位是高秀珍。她既是王立的侄媳妇，作为家族的一员，也是作为龙头镇的兄弟单位来的。虽然针织厂事儿不少，她还是乘了厂里的一辆车赶过来。
这三位王立都熟悉。王立放下阿英挽着他的手，三步两步就跨了过去，鲁队长也赶紧迎了上来。两人久久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王立又把老婆孩子介绍给老家的三位干部，相互间好一番问候和谢意。这边说，一路辛苦啦。那边说，还麻烦你们到黄港来接啊。好不亲热，自不再言。
汽车奔驰在去龙头的公路上。公路在高低起伏的丘陵上延伸。
发仔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不断变化着的景色。一片片绿色的小麦、玉米，一个个红瓦白墙的村庄。不时有苹果园、梨园出现在眼前，又缓缓而去。田野上农人在劳作，散落着零星的手扶拖拉机，也有在台湾看不到的黄牛和毛驴。
“这也是中国啊，这就是家乡啊。”
他明显地感到家乡与台湾的不同，天气要凉爽些，不像台湾的湿热。眼前显得开阔，村庄和农人也很简朴，不像台湾的拥挤、繁忙和嘈杂，甚至有种压抑感。连天空的光线这儿也柔和些，云彩也恬淡一些。发仔不断地在想着。
高秀珍看发仔这么认真地望着窗外，便笑着说：“大兄弟啊，这就是你的家乡。你也是海源人哎。”
发仔都来不及反应，连说：“是哎，是哎。我也是海源人哎。”但还是没有体会到，这海源到底和自己有多大的联系。
车进龙头镇了。
街的两旁站了不少人。尽管村里面提前说了，大家不要都挤过来围观，亲朋好友也可以分批来见面。可乡亲们还是抑止不住的热情，都要来看看王立带回来的台湾的老婆和台湾的儿子。
车在西街停下。打开车门，阿英和发仔一看，喔哟，那么多的人。
王山、连四嫂两口和小连子，早在胡同口等着了。见车停下，忙迎上去，扶着阿英下车，嘴上“大妹，大妹”亲热得不行。
阿英和发仔也高兴地跟王山两口向胡同走去，两边真是不少的人。
阿英还从来没见过有那么多的人在看着她，那么多友好的笑脸迎着她，还有一阵阵的噼里拍拉的掌声。这一生都没有过这样的待遇，她的心里真是激动，真的有种美好人生的感觉。尽管腿脚有些不便，但她尽量往上跳一点。看起来虽然有点异样，像是跳跃着往前走，但不显得很瘸。
发仔更是高兴了，还直朝两边的人点点头。对有的特别兴奋的对方，有时还招招手。
乡亲们也在议论着王立领回来的妻儿。这可是西北村去台湾的那些人中最成功的一个，不但能够办一个厂，而且大燕子还带着小燕子回来了。对于阿英，六十多了，已经没法去议论她的美与丑，只是对阿英临行前特地去烫的发，说还挺时髦的。龙头妇女的烫发还要晚一些。对发仔，都评论说小伙长得不错。有的说个头不矮，像个海源人。有的说，脸架子像个台湾人。但是除了眼前的阿英，人们还没有见过台湾人。其实发仔与阿英长得还真不像。
到了王山家的门前，王山特地指着还是新崭崭的房子对阿英说：“这是王立兄弟给妈盖的房子，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好。”
进了院子，在新崭崭的正屋前，院子里还留着个猪圈。
王立对妻儿说：“那年我被国民党抓了以后，最后一次回家，就是把那袋面粉埋在这个猪圈里的。”
母子俩，心里一震，没想到一进门，历史和现实就不可避免地来了次撞击。
王山说：“所以，这个猪圈我一直没有拆。留着它，永远留着它。王家这四十年的变化，怎么开始的，这就是一个见证。”
进了堂屋门，正面的墙上掛着王建悟老两口的遗像。老两口一生没有照片，这是不久前找人大体上画的。
王立一进门，看见老人的遗像，“卟通”一声就两膝跪下，失声痛哭。
阿英见状，想跪下，腿又不好使，连忙跟发仔说：“扶我一下。”
发仔扶着他母亲，阿英顺势跪下，连连磕头。发仔也跟着父母并排跪下磕头。这在台湾也是常有的形式。
稍片刻，王山两口就扶了他们起来，说明天我们还要上山祭坟呢。
气氛又慢慢地缓和过来。鲁队长说，明天村里再安排接风，今天你们一家人好好叙叙吧。其他的人也都纷纷道别。
剩下王家的人在一起。连四嫂说，今晚我们包饺子。这是海源人接待贵客的传统方式。而且做的是对虾饺，这可是高档食品啊。于是全家人一起动手，剁馅的剁馅，擀面的擀面，包的包，烧水的烧水。吃饺子，不但口味好，而且是全家一起参与，满屋子的气氛能和开了锅的饺子汤一样的热气腾腾。
发仔这才明白，为什么往年他老爸过年时总是要包顿饺子，哪怕是自己一个人吃。
晚上，王山要王立他们睡在正房的一间。可王立说，他要再去住那个他当年一直睡的倒屋。这倒屋在去年翻盖新房时，王山特地留下来没动。一是想，不想让盖新房的事在村里太显眼，把靠外面沿街的倒房留了下来。再个，也是留个历史的纪念。这个想法，今天正好和王立想到了一起。
连四嫂说：“这哪好啊？多少年也没人住了，一直都没打扫，里面脏死了。”
王立说：“没关系的，现在这天也不冷。我就想再回忆回忆当年的时光。”
连四嫂见执拗不过，就说：“那好吧。我先去打扫一下。”
王立说：“我们去就行了，你忙了一天了。”
结果他们几个都去了。其实倒屋里也并不脏，擦下灰，扫个地，把铺盖卷拿来铺上，就行了。
王山两口走了，王立一家三口坐在这倒屋的炕上。天已经暗了，倒屋里的光线更不好，也没有电灯。王立点上了边上的油灯。那油灯也就是一个小玻璃瓶，瓶盖上插着一根棉线，连个灯罩也没有。灯芯上燃起了豆大的火苗。人的手一晃动，它也跟着跳跃一下。发仔从来没有见过，还好奇地用巴掌搧了两下，火苗晃动得厉害，差点都灭了。
王立说了：“都这么大了，还像个孩子。”
阿英卟嗤一笑。
王立说：“当年我在老家的最后一夜，就是在这儿过的。”
发仔听了静了下来，开始观察这倒屋的上下和四壁，心里想着这就是老爸当年的住房啊。倒房的墙是碎石垒的，外面抹着黄泥。这泥墙经受了几十年的岁月，至少有发仔三、四倍的年纪了。那墙上的黄泥十分地陈旧，十分地粗糙，而且大都已经发黑了。
发仔在认真地看着，开始用手抚摸着。
王立又说了：“这有什么好看的，上面都是灰，别去摸了。”
忽然发仔问：“这墙上的花纹，怎么也不好好地搞一下，歪歪扭扭，东一块西一块的？”
王立说：“这墙有什么花纹？”说完看儿子还在认真地看，他凑过来也看了下。这一看，他凝神了起来。一会儿，他又把油灯拿过来，紧靠着墙，细细地看着。
墙上有好几片的地方，刻着一道道指甲长短、浅浅的、歪歪扭扭的划痕。显然这些是用手指刻的。有的痕迹已经模糊了，有的被墙上糊的报纸遮住了。
撕开那些也已经贴了二十年的文革时期的报纸，底下依然也是些这样划痕。从这些划痕在墙上的位置、划的深浅和划痕的颜色看，不是一个时期划上去的，更不是盖房子当时划上去的。王立清楚地记得，他住的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些的。
那会是谁刻的呢？为什么刻的呢？
王立立刻就想起丁妹，想起和他同住这个屋、同睡这个炕的对他来说是小姐姐的而别人叫她“丁妹”的人。
只能是她，不会是别人。
王立的脸，凝重了，愣愣地看着墙，好一会都没有说话。他看着满墙的划痕，缓缓地对发仔说：“我们数一下，有多少根划痕。”
发仔愣一下，不解地看着父亲。看他父亲已经开始一行行地数了，嘴唇还在一下下地动弹，像是在心里默数，发仔也就开始数起来了。
“一百……，二百…，三百…”发仔数着，又对他妈说：“妈，你帮我记一下。”
阿英也不解，但看着王立是这样地认真，也就没多问，从箱子中抽出张纸，记了起来。
“一千……”
“二千……”
“三千……”
随着数字的增加，王立的脸色越来越沉重了。
“四千……”
王立的脸发白了。
“五千……”
王立的手发抖了。
“发仔爸，你歇一下吧。”阿英觉出来有点不对头了。
王立摇摇头，手还在颤巍巍地摸着墙数着，嘴角在蠕动着。
“六千……”
王立突然哭出了声。
阿英和发仔大惊，愣眼看着他。
“这是丁妹划的啊！她在天天划着，天天盼着我呀！”王立哭着说。
阿英愣了会，反应了过来，“她是个好人啊，你怎么忘了她呢？”泪水也流了下来。
发仔惊讶得一语不发，心中的冲击难以言状。
“我对不起她呀，我对不起她呀！”王立掩脸而泣。
阿英扶着王立的肩膀，擦着自己的泪，也擦着王立的泪。
这一夜，他们一家三口都没睡好。
第二天上午，就更沉重了。他们要上望海山坡去祭拜王建悟老两口的墓。
按说这正是莺飞草长的春天时节，望海山坡却还是海风嗖嗖、野草萋萋。王山领了王立一家往山上走去，大家的脸色都很冷峻。王立拿着个大纸袋，里面是香烛纸钱，有的还是从台湾带来的。王山夹着个布卷。面对座座坟堆，王山作了些介绍：“那大一片是1949年打国民党时解放军战士的烈士墓；前面那个最大的就是八烈士墓，那是八个侦察兵潜入到龙头镇里被国民党抓住都被活埋了。”
发仔瞪大了眼、张大了嘴听着。
“这个墓碑最高的是姜雪花烈士的墓。她是我们民主村的人。她也是潜入龙头镇侦察被国民党抓住，还乡团把她用钉子活活钉死在镇里十字街头的墙上。”
发仔禁不住“啊哟”地惊叫了一声。
没有人怪他。王山继续说着：“说是坟墓，其实里面没有尸骨，只有她的几件衣服。”
“连尸骨也没有啦？”阿英怯怯地问。
“是啊，这里还有好几座没有尸骨的坟。你们看那一座，墓碑是红花岗岩做的，那是林海秀的墓。她是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而在那时被冤杀的。听说被枪毙前还被烫瞎眼睛、缝了嘴、挖开肚皮割了肾。到黄港接你们的外事办的林李，就是她的女儿。”
阿英和发仔听得眼色惊恐，张着嘴，却一点声息也没有。
“还有，还有那一座，那是董平章和他一家。董平章当初是和我一起到台湾的，硬是想自己的老婆孩子，实在没办法当了个特务回来看看，结果被抓住送到新疆劳改。他老婆赵玫不远万里去新疆看他，又在沙漠里被狼群咬死。他出狱后，把她的几根骨头和他孩子戴的银镯又从新疆带了回来，自己吊死在老屋里。这里有他的一家三口和他的爹、他的爷爷。他的爹，1949年南下支前，死在外面没回来，也是座没有尸骨的空坟。”
听得阿英和发仔一脸惊吓，几十年里看过的恐怖片、听过的鬼故事，也没有这几分钟里的厉害。
连四嫂看阿英娘俩吓得，连忙推推王山，“别说这些了吧。”
倒是王立凄凉地说：“唉，董平章这下场，比起连二娃还不如呢。”
提起连二娃，引得连四嫂的脸上也是一脸悲怆。
“到了，这就是爹娘的坟。”王山指着一座新换了墓碑的坟说着。
王立领着妻儿跪下，点上纸钱香烛。火苗燃起，黑烟翻卷。
突然王山悲叫一声：“弟妹啊，咱爹也是一座空坟啊！”说完便泪如雨下，扑倒在地。
连四嫂过去扶，王山摆摆手。他揭开怀中的布包，拿出一件四处破洞、满是深褐色斑渍的旧衣服，哭着说：“这就是他留下的血衣！他是被人活活打死的，尸骨无存呐，尸骨无存呐！”说完，摇着这血衣，涕泪横流，脑袋连连撞地。
望海山坡哭声一片，飞鸟惊起，蓬蒿摇曳。
发仔猛然抬起头：“为什么？为什么会被打死？”
王山满脸泪水，表情痛苦。他没有说。他怎么能说呢？他能说就是因为王立去了台湾，他们家被说成是“台湾国民党”的人吗？
连四嫂在一旁哽咽无语。
发仔一脸愤怒，又追问：“谁杀的？是谁杀的？！”
“不说了，不说了。”王山双拳紧握，两眼紧闭，嘴角抽搐着。
当纸钱燃尽，王山用棍子翻拨灰烬，王立看着最后的亮点熄灭，却还是久久地久久地站着，一动也不动。
但愿，望海山上空那飘浮的白云，能够带走他们满心的哀怨。
下午，王立已是浑身发软，疲惫至极，但他还是不听劝阻，坚持要到海边去看丁妹的坟。
依旧是王山两口领着王立一家过来。本来王立劝阿英不用去了，可阿英说：“她也是我的姐姐呀。我是一定要去的，一定要去看看丁姐一眼。”
高秀珍叫针织厂的面包车带着他们过来。来到海边，阳光亮丽，景色宜人。沙滩上，游人三三两两，泳衣斑斓。沙滩后，几处售货亭，几辆小轿车。然而，就在这近旁的一道土埂边，一座孤坟赫然在目。坟堆上杂草丛生，跟周围环境很不协调。又是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又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击。现实与历史在这儿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撞。
王立在坟前欲哭无泪，甚至已经无力支撑自己，跪躺在地上，两手匍前，手指深深地插在沙土里，脸颊紧贴在两手间，不停地哭着。
阿英跪在丈夫的身边，手扶在丈夫的背上，也是两行泪水，轻声地哭泣。
发仔无声地跪在父母的身后，一脸铁青。
丁妹在海边的幽魂如果能知道自己的死，在一年以后能唤起自己丈夫无尽的悔恨和丈夫一家深切的伤悲，会有所宽慰了。
许久，高秀珍擦着泪，才劝他们起来。
临上车时，王立对高秀珍说：“大妹啊，请你跟村里讲，我要把丁妹的坟迁到望海山上，让她跟爹娘在一起。”
村里知道后，虽然有点不合当地的旧俗，但还是同意了。
返回的路。昔日的砂土路，已是宽阔平坦漆黑的柏油路。路的西侧，耸起了一座座崭新的宾馆、招待所。路灯、广告牌、现代雕塑，一应俱全。海边度假区初具雏形。南门外，一排排白墙红瓦的新房，好几座两层的小楼房也已竖起。一眼看去，正是一个发展着的、新时期的小城镇，很有几分现代和繁荣的气氛。谁都很难把眼前的一切，跟刚才的悲凉相联系。
让过去的一页，永远过去吧。
我们说让它过去，不是说遗忘它、撕掉它，而是说决不能让它再有重现的可能。
我们有时还要翻开它，为了纪念逝者，也为了更好地珍惜和建设今天，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3.3 面粉厂
休息了一上午。第三天的下午，在彭小宾的陪同下，王立父子去了西门外的面粉厂。
齐成才领着两三个职工在厂门口迎接。他现在是面粉厂厂长，见到王立父子来了，忙带头鼓掌，跨出几步，热情地和王立握手。
“欢迎，欢迎。王董事长，早就盼着你们来啦。”
又握着发仔的手说：“欢迎你啊，王厂长。我们现在的配料、技术操作，都是按照你的要求来的。”
发仔还稍有一愣，自己怎么成了厂长啦。
彭小宾忙解释说：“发新啊，”发新是发仔的大名，二十多年里，发仔还很少听到过别人称呼他的大名，心里自是一热。
彭小宾接着说：“本来是要安排你当厂长的，考虑到厂里的杂务事挺多，你也不能老在这里，我们也不好意思事事来麻烦你，所以就叫齐成才多跑点腿，你当第一副厂长，遥控指挥就行了。你们已经启程了，来不及告诉你们，还请包涵。”
“好，好，其实我没出什么力，当副厂长也是名不符实。”发仔很谦虚，也是心里话。
“哪里，哪里。现在厂里的事，都是按你的意见，我再来叫他们去做。”齐成才也很客气。
旁边的员工也直点头。
走进厂里，厂区不大，但很规整、很干净。厂房是新盖的，机器是新进的，一片新崭崭的，很是赏心悦目。
跨进车间，机器在轰鸣，粉尘在飞扬，发仔稍稍皱了下眉。被彭小宾看在眼里，说：“齐厂长啊，没给王董和王厂长准备口罩吗？”
齐成才立马局促起来：“啊呀，真不好意思，我还真没想到这些。小鞠啊，快上镇里买几个来。”齐成才回头对一个小青年说。
那小青年一口答应，转身要走，被王立挡下了。王立说：“不用了，不用了，面粉厂哪有没有粉尘的。”
发仔也说：“现在不用去买了。以后要加一些防尘设备，国外的面粉厂是很干净的。”
“是，是。”齐成才点头答应，一边领他们到出粉口。
白白的面粉，从出粉口像小瀑布似的哗哗地流下，下面接着敞口的面粉袋。称重一旦达标，工人就关上出粉闸门，将面粉袋拎到边上封口。
齐成才舀出一小碟面粉，大家都拿过来闻闻，用手指捻捻。磨出的面粉色白味正、手感细腻，不但比乡间磨坊的要高出一筹，比起县面粉厂出的也要好。
“里面的添加剂，是按我说的吗？”发仔认真地问。
“是的，我们特地到黄港买的正宗货，严格按比例添入。”齐成才答。
发仔看着眼前的面粉，点点头。按说他也不是面粉行家，看起来还像是个不在意的人，甚至是个不用功的人，但实际上真有事的时候，却是个很用心的人。表面不起眼，实质很有潜力。这几个月他跑了不少地方，请教了不少人，也去了几个厂，所以他知道了其中的一些道道。比如，做面条专用粉，是要中等的面筋含量，可添加海藻酸钠、碳酸钾、食用盐等等。这些事，内地的面粉厂并不是不知道，而是有些厂在见利忘义、昧着良心瞎来。连质检、工商、卫生、轻工这些管理部门的一些单位，因利益所牵，意见也不一致，导致监管失察。出来的面粉白得吓人，却不敢吃。
“我们可是要以消费者利益为重，不要乱来，不要瞎加滑石粉、增白剂那些。”彭小宾语调很重地说。
王立也说：“对，做生意，一定要以诚为本。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小厂、新厂，更要规规矩矩，做出信用来。”
“是的，是的。面粉厂是我们的饭碗，我们会很慎重、很小心、很努力，不会砸自己饭碗的。”齐成才说。
“这些粉，外面用得怎么样？”王立问。
“反映挺好的。镇政府的食堂，也是用我们的面粉，说是挺好。”齐成才脸带喜色地答。
“对了，我在想，如果是本村、本镇的，我们不如在厂里再建个面条车间，直接往外卖面条就是了。”发仔说。
“好，好，发新讲得好。下个月咱们就干。”彭小宾高兴地说。
“好是好，就是人手不够哎。你看我们民主村的人，都出来工作了。连靳宝康出了院，也没歇多久，就在我们后面那个车间里干呢。”
“招，再招工。再从北山，从外县，甚至从外省招。我们的农户联合会，本来也不限于民主村。”彭小宾说。
在边上的小鞠他们几个员工兴奋地说：“那我们民主村真要大发展啦，民主村要成民主城啦。”
面粉厂因为员工少，自己没有食堂，就在边上的针织厂搭伙。
高秀珍原本想在自己厂的食堂里摆一桌招待王立一下，王立说：“不用客气啦，就跟员工一样在窗口打饭吃。我就想看看大陆的员工食堂吃得怎么样。”
高秀珍一笑说：“那怎么好？今天大食堂没准备好菜。”
“准备什么呀？碰到什么，就吃什么。吃吃大陆员工吃的菜，也不枉来大陆一趟，是吧？”王立转头跟大家说。
“好，好。”发仔也点头说。
彭小宾见状也对高秀珍说：“高总啊，那就照王董的意思吧，我也在这儿吃一回集体食堂。从1958年以后，还没吃过食堂呢。”
“好，好，你们去找个空桌子，我进去叫他们炊事员端过来。”高秀珍小跑进了伙房。
厂里为了方便员工进餐，下班时间错开成三批，这样开饭时虽然人进人出挺多，但还不是很挤。员工们看见是高总领着彭小宾他们过来，自然就让出了张空桌子。
不一会，炊事员就端了菜过来，也就是白菜粉条、土豆炖肉、蕃茄炒蛋这些，最好的也就是红烧加吉鱼，比起员工们打的菜稍好些，但决不是宴会上的那些。王立看着这些朴实的家乡菜，连说：“好，好，这比上席要好。”
高秀珍劝着菜，彭小宾问：“要不要来瓶酒？”
王立忙说：“不用，不用。我和发仔都是不喝酒的人。”
发仔看着四周的员工，大多是女孩子，或正在就餐，或端着菜往来，个个都是青春健康，脸上喜气盈盈，耳边笑语喧哗。整个餐厅，气氛平和，也很热闹。发仔相比起在台湾忙碌而孤独的生活，就说：“现在大陆上的社会，也挺好么。”
高秀珍又接着问：“你觉得大陆上，有什么好啊？”
发仔说：“好的地方多啦。比如说，那个文化大革命就挺好。当学生的，又不用上学，又能打老师，真有意思。”
高秀珍跟彭小宾两人相对看着，想笑都笑不出来。高秀珍就说：“那还是十几年以前的事啦，现在比那时变化可大啦。”
彭小宾说：“是啊，这十年变化大啦，都走上正轨啦，像个发展的样子啦。你要有兴趣，以后可以在这儿多住点时间，就更会感到我们这儿好的地方啦。”
高秀珍说话照例是直来直去：“兄弟啊，你是王家的根啊。你的根，在这儿呐。你看我们厂那么多女工，有不少好姑娘哎。你要看中哪个，我来给你介绍。”
发仔猝不及防，脸都红了。这事，自己还真没有好好地想过。
王立也没想到这一步，就说：“发仔的事，真是要考虑了。”
彭小宾笑着说：“是啊，两岸交流要是交流到这一步，那就好了。”
发仔忙说：“我还真没想这么多。我看到大陆有好的方面，但我也听说还有一些不好的方面，我怕我来了会很不习惯的。你们这儿有那么多的规矩，我都不知道。听说你们这儿，还不能随便讲话，讲得不好，还会打右派被抓起来。”
彭小宾有点尴尬了，赶紧回答说：“呵呵，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你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说，没人会抓你的。”
齐成才毕竟是老高中生了，有点小文化，看问题也挺深远，就说：“两岸关系啊，最主要的是看我们这一边了。我们这一边的社会发展了，经济繁荣了，人民富裕了，能更多地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对那边就有吸引力。有了吸引力，才有凝聚力，那样才会顺利实现民族的和解、和平的统一。”
高秀珍也笑着说：“到那时，就真能把发新兄弟吸引过来了。”
发仔也是抿着嘴笑。他看着这些女孩子，虽说并不艳丽，却是阳光的。尽管她们衣着简朴，薪酬不高，劳动时间很长。然而她们心地单纯，写在脸上依然是满足，甚至是能有幸离开相对贫困的老家、看到一种新希望的喜悦。不像台湾女孩的那种傲然、敏捷和难以读懂。当然，这时发仔并没有想到要娶个大陆妹，至少在这时。他的内心却是在感受着美好和愉悦。
饭后，他们几人往外走。
齐成才望着彭小宾，迟疑地说：“这小麦原料的事还没解决，宗所长还不肯点头。彭主任，你去跟他再谈一下？”
彭小宾轻轻一笑，说：“这事还是你先去谈。实在不行，咱们再找另外的办法。你去可不能叫所长噢，要叫宗局长。他最烦人叫他所长，好像小瞧了他似的。”
好在粮管所就在边上。走到厂门口，齐成才跟王立父子告别就往南面去了。
高秀珍说：“彭主任，你也先回吧。我送大叔回家。”
“你这一阵不是住在厂里吗？还是我陪王董走吧。”彭小宾说。
从狗狗去了美国把厂托付给高秀珍以后，高秀珍就一直住在了厂里。
高秀珍说：“我也回家一趟看看。”
“好，那我们一起走吧。”彭小宾说。
这时天色已经暗下，路的那头走来一个妇女，步履蹒跚。他们还在疑惑，这个时候，还有谁在西门外走呢。
等走近一看，竟然是王溪。
那年因为撒泼吵架，气死了王大妈，王溪被派出所抓去了。考虑到属于家庭纠纷，派出所也没想把事情闹大，所以也就没去追究刑事责任，拘留了十天，也就放了。但是，王溪从里面出来以后就完全变了，变得没言没语，神神颠颠，像是另外一个人了。有人说，王溪是真受了刺激疯了。但也不像，她还是能正常的生活，只是行动迟缓，不爱说话了。她不理别人，别人更没有理她的。常常看见她在龙头镇上游荡，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过的日子。
这时，她神色怆然，只顾自己往前走。走过王立他们面前，只是茫然地一望，似乎没有认出这位一年多前来过，却因此而掀起轩然大波的应该称作“二哥”的人。又走过十几步路之后，才回过头来再看了一眼，目光依然漠然，自顾自地往前走了。
王山见了，似乎有了点恻隐之心，深叹一口气，“唉，她怎么弄成这个样了？”
高秀珍却依旧不饶：“活该，这种人不要可怜。这是她自己找的。没有判刑已经便宜她了。”
王立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王溪大概是又要去粮管所找宗发奋。她没法再去找秦德才父子了。秦有理从怂恿申光荣写诬告信后几个月前被调走了，不在龙头镇了，而秦德才则病得、老得轻易都下不了炕。但宗发奋可是不敢招惹她了，每次都躲得远远的。王溪就上粮管所去找，门卫当然不会让她进去。她也不再像先前那样地一蹦三尺高，而是默默无语地在门口瞎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地瞎转，也没人去撵。宗发奋气得要死，却也是干瞪眼，没法子。他在粮管所，已远不像当公社书记那样地风光，所里没人帮他去撵野女人。而王溪这样一个女人，在她无法驾驭的风云变幻中，人性已经扭曲了，性格、行为、生活都扭曲了，成了这样一种特定类型的变形人。
谁知道，她以后将会怎样地生活和生存下去呢？
齐成才今天来找宗发奋真不是时候。刚好他踏进粮管所，看大门口的就喊上了：“王溪又来了！王溪又来了！”王溪也出现在大门外的路上。
宗发奋在所长办公室里，一听气得扭歪了鼻子。齐成才却一头踏了进来。你说，这能有好结果吗？当然，就算是别的时候来，齐成才也不会等到好结果。因为宗发奋对民主村是恨透了。民主村办了个农户联合会，搞得红红火火，那是彭小宾的政绩，又是祖云涛一手支持、纪海洋鼎力相助。这几个正是他这几十年来在龙头镇的对手啊。他会去给面粉厂办事吗？肯定不会。何况，找他宗发奋办事，哪能是白办的呢？他宗发奋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了，手里的权再不用就过期作废了。这找上门来求他的事，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可是想叫面粉厂出点血，彭小宾那些人会甘心吗？那样不是自己往人家枪口上撞吗？白白地把把柄交给人家吗？宗发奋很明白这些道理。所以齐成才一进来，他都没抬眼。
“宗，宗局长。”齐成才嘴里磕巴了一下，差点又叫成宗所长，好不容易才转了过来。
宗发奋当然也是听得出来，嘴角闪过一丝不会被人轻易察觉的笑。
“宗局长，上次向您请示的给我们面粉厂安排点议价小麦的供应指标，不知您研究得怎样啦？”齐成才小心翼翼地问着。
“不好办呐。我问过县局，他们说是不符合相关政策，不能给。”宗发奋闭着眼、摇着头，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因为这议价虽然是计划外，但还是比市场价低，不是随便给的。所以这议价粮卖给谁、不卖给谁，也是个极好的寻租机会。而且因为是在计划外，卖给谁和不卖给谁，都有充足的理由，随自己说了算。
齐成才看着心里实在生气，正搜肠刮肚地找话，想着最后试一下，突然想起了西北村的面粉厂可是不一样，就说：“我们这个面粉厂不一般哎，是台资企业哎，县里都挂上号，面子大得很。你这儿怎么就不能通融一下呢？”
“台资企业？台资企业有什么了不起。你以为给他们这样那样的优惠，是在拍他们马屁、巴结他们啊。那是给他们一点好处，把他们栓在这儿，就把他们捏在我们手里了，以后就乖乖地听我们的啦。还用我们过去解放他们吗，这些资本家就离不开我们啦，就屁颠颠地自己跑来找我们啦。”
齐成才头回听到还有这种说法，愣了下，没等张嘴，一个女人“革登革登”穿着高跟鞋的脚步声从窗外走过。宗发奋立马睁开了眼，见到齐成才还站在前面，心里气得不打一处来，也像程贵安似的从鼻子里往外嗤了一口气，说：“你们联合会那么大的本事，把台商都请来了，还找我干什么？”
齐成才知道给宗发奋的香没烧好，现在再磕头也晚了，说了声：“那就不为难宗局长了。”转身就走。
宗发奋赶紧两眼往窗外看。宗局长已经从政治动物演化成了经济动物（不知道这是进化，还是退化）。既然是动物，也就难免有了动物的某种本性。那时虽然海源还没有“二奶”、“小秘”的说法，可是从辜书记到皮高深那小子都有艳福，我宗发奋怎么能没有呢。从搞掉尹会计之后，宗发奋紧张害怕了好一阵子，现在他既不想有事，更不想惹事，才不会去管西北村的那些事呢。心里就剩下了一件事，把老婆柏惠珠赶走了，虽然还没有正式离婚，可身边还空着缺个人。他在这上面已经费了不少心思，现在最骨鲠在喉的，莫过于那个关秀娟始终没有就范。都给她安排上化验室主任了（尽管化验室就两个人），还要怎么样？叫她把进库粮食的检测水分多写个0.1%，一年就可以多捞上十万。可她就装着听不懂，可气不可气？再从头另找个目标？宗发奋还在闭目养神地遐想着呢，外边是王溪还在门口转，里面是那关秀娟又刚好从窗外走过，你齐成才插在这儿算什么呢？看着齐成才往外走的背影，宗发奋心里说着“你快走吧”，想的又是这妞会上哪儿去呢？
43.4 匆匆而去
半夜时分了。
王山的家。
王山让王立一家在倒屋睡了一晚上，就叫他们住到了正屋，免得再看着墙上的划痕触景生情。
高秀珍知道了头一晚王立的伤悲，当时就对王山说了：“爸，快把那南屋拆了吧。这么旧的房，还留着干吗？村里哪还有这样旧的房？拆了以后就算是不盖房，院子也能大一点，种上几棵月季还能好看点。”
王山听了觉得对，就把王立他们劝到了正房。
没料想到了深更半夜时分，外面的院门突然“呯呯”地敲了起来。在农村，没有十二分的大事、急事，是绝不会有这种情况。
王山赶紧从被窝里坐起，一听是高秀珍在外面大声地喊：“爸！爸！”心头一惊，知道肯定是有什么不一般的事，立马翻身下炕，出来开门。
只见高秀珍一脸紧张，就问：“有什么事呀？”
平日泼辣大方的高秀珍，没有多言，只是推着他公公：“进屋讲，进屋再讲，把王立大叔也叫起来。”
王山也就过去，把已经醒了的王立一起喊了过来。
高秀珍这时才说，“辛总从美国来了长途。”狗狗去了美国之后，隔三岔五来个越洋电话给高秀珍，问个情况，交待个事情。因为时差的关系，美国的白天，中国是在半夜。为了不多打搅，狗狗通常是让高秀珍在晚上接电话。今天是在半夜里来电话，显然是非同寻常了。
高秀珍说：“辛总说，他是转告辛老先生给王立大叔的话。”她又专门对着王立说：“大叔，辛老先生叫你务必立即回台湾，说是大陆的局势又变得紧张了。晚了，怕出什么事情，就回不去了。”
王立挺奇怪，就问：“会有什么事？”
“电话里没说有什么事。我还特地问了，辛总也没说。但是口气很坚决，又说了一遍，要你放下手里所有的事情，立即回去。”
王立和王山相视无语。
高秀珍又说了一句：“辛总说，他自己暂时也不能回来了。叫我替他多照看厂里一段时间。我问他，要晚回来多长时间，他说看不准，很难说。”
“会是什么事呢？”王山也在喃喃自语。
身在民主村的这几位，还不太知道、或者不大理会城里已经风声渐起的学生潮。
“那我们怎么办？这才来两天，面粉厂的事才刚开始。”王立说。
发仔插了一句：“我想辛总半夜来电话，讲这几句话，是有缘由的，我们不能不听。”
高秀珍也说：“我想也是。辛总从来就是很认真、很慎重的一个人，从来不随便讲话的。”
阿英看着她丈夫，等他决定。
王立就对阿英说：“要不，这样吧。你和发仔先走。我把有些事处理下，过两天再走。”
阿英突然靠过来拉着王立的胳膊，几乎是哭着说：“不能啊不能。要走，一定要一起走。不然说不一定，又要生死相隔几十年。我怕，我怕像丁姐那样。要么就都不走。”
王立没想到阿英会立刻想到这上面，也愣了。
还是高秀珍说：“你们就都听辛总的嘱咐，都回去吧。面粉厂的事，村里会搞好的，你们放心吧。你们看，现在不是搞得挺好的吗？”
王立低头想了一会，说：“那好吧，明天就跟村里讲一下。还有件事，我走之前一定要亲手办好，就是把丁妹的坟迁一下。”
高秀珍说：“这事也请大叔放心。我已经跟村里讲过了。鲁队长和彭书记都同意。你就是走了，爹和我都会办的。你尽管放心。”
“我还是想亲手来吧。明天天一亮，去过村里以后，我们就迁坟。”
天亮以后，彭小宾知道了王立一家要提前回去的事，虽然有些意外，但也理解，就安排了几个年青人去海边迁坟，还特地请皮安已过来作现场指导，有些老规矩还是要讲一些。
王山对他兄弟说：“海边你就不要去了，村里已经派人了。去了，看见了，又要伤心。”
王立几乎要哭出声了：“怎么能不去？她都为我死在那儿了，我怎么能不去。”
迁坟的悲切，就不再叙了。
晚上，镇政府由祖云涛出面招待了王立一家。因为气氛的变换，只是小范围地表示一下，村里的几位也来了。
祖云涛对王立爱国爱乡的举动一再表示感谢。他说：“这几年我们经济的发展，从大的方面说是改革开放，具体来说是得益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招商引资，外资的进入，尤其是港澳台同胞对祖国大陆的关心和支持；一个是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的转移。这两个方面，王董事长都对我们民主村的发展、对我们龙头镇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祖云涛又问：“面粉厂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尽量提出来，看镇里能帮上什么忙。”
齐成才说了小麦原料的事，粮管所的宗发奋不肯点头。
彭小宾立马接过去说：“不用去烦他了，我们自己能解决。我们可以自己上市场收购，现在政策也允许了。价格能贵一点，大不了我们少赚点就是了。”
发仔试探着问：“这种粉最好用软麦，不知我们这儿可不可以自己种？”
鲁队长一拍手，说：“这个主意好。软麦，我们这儿可以种。我们联合会的农户可以带头种。别的户要种，我们可以跟他们签收购合同。这样，质量、数量都有保证。”
彭小宾又说了句：“再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上澳大利亚买嘛。经主任讲过，他们那儿种软麦多。”
祖云涛对王立笑着说：“这样你更可以放心了吧。还有，发新啊，小伙子不错。还有阿英嫂，欢迎你们常来，下一次来就多住些日子。”
“好，好。”王立一家连连点头。
祖云涛转头对林李说：“对台工作啊，主要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这儿对台湾同胞有更大的吸引力了，其它的工作就好办了。哪怕一时不理解，一时解决不了，也不要紧。能保持常来常往，慢慢地也就好了。用不着大嗓门、高调子、自说自话、自吹自擂，看起来力量大得很，好像是压倒一切，实际上是把人家都吓跑了。”
外办的林李代买的回程票，按照祖云涛的意思，又让他们晚走了一天。
这是安排他们有时间上县城去看看。林李开着车，陪着他们去海源县城。贝科长已经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了。他找了一位副县长，喊上了县台办的领导，中午，挺风光地招待了一下。
前后也就是六天时间，王立一家又踏上了返程的路。是林李开车送他们上黄港机场。贝主任还特地来了电话，黄港也已经有学生上街游行，路上有些堵，就不要进市区了，直接去机场。
王立一家顺利地登上了飞机。
飞机向着云层飞去。
他们三个人，望着机窗外涌动的白云，都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王立已经来过一次了。对于家乡，他是了解的。他特别感谢村里、镇上对他的接待、对他的期望，并且为他做了很多工作。他甚至暗暗想村里对他不用这么隆重，担心自己这点力量，搞不好会辜负了干部和乡亲们对他的厚望。他愿意以他这一生最后的年月，为家乡做点事，把面粉厂办好，不管以后是不是真的回来住。
当然对他来说，历史的伤痕永远无法磨灭。受过如此创伤的心，犹如打碎过的碗，再粘合起来，裂缝总还在。他也知道些村里、镇里人和人、人和事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真希望再不要那么多的争斗，大家都往前发展，那多好。
阿英觉得大陆比起想象的要好。家乡的人挺热情、挺真诚。进了民主村，真有个家的感觉。就是觉得公公、婆婆，还有丁姐的遭遇，太可怕了。为这个，她到现在还觉得头晕，吃不好饭。怎么会那样呢？那时，他们是怎么过来的？真是不可思议，想不出来。不知以后的路，会怎样？还会那样吗？这是阿英最大的担忧。她想不出来，也不去想了。对她来说，大陆的老家，只是回来看一次而已。
别看发仔好像不经意，其实他想的，反而比他爹妈更多一些。
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天时间，悲喜哀乐，接踵而来，叫人都反应不过来。发仔觉得就像过了一辈子一样。他对家乡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觉得这儿是个向上的、积极的社会，是个有希望的社会。村里、镇里，也是真心地欢迎他们。老家的人，也不错，好相处，不复杂。不像台湾的一些人太精明，不好捉摸。历史事件的冲击，对发仔的内心，也是有着极大的震撼，难以忘却。但愿这些已经过去，老家还是要往前发展，也需要往前发展。不知道这些事，以后会不会再有。他看出来，老家这些年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老家无论是农户、还是企业，条件还都有限，各项设施还有些落后。你看，屋子里看着还可以，胡同里却是垃圾乱放、脏水四溢，连个下水系统也没有。据说要是下雨的话，满街上就会泥泞不堪。对于面粉厂，发仔觉得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搞成这个样，还是不容易的。不过，这儿的人和事关系复杂，外人搞不清楚。对经营环境和办事规矩也不甚了解，以后的事情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发仔觉得如果搞好了，是愿意再回来的，希望家乡能更好一些，希望家乡能正常发展。对他来说，毕竟海峡两岸都是家，希望海峡之上永远都风平浪静，这样生意才能做得起来。有了生意，才谈得上别的，这是新一代还牵挂着大陆的台湾人的心愿。但是……但是，那最后突然从大洋彼岸来电的叫回，匆忙间的紧急撤离，究竟是意味着什么，他真的是搞不明白。大陆上的水太深了，他真的是搞不明白。那些事，或许自己永远也搞不明白，想牵挂也牵挂不起来。故乡，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还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