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红卫兵
14.1红卫兵的由来
文化大革命的步伐，越来越咄咄逼人。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炮口直指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革命，正式称之为文化大革命。一字之差，性质却完全不一样了。
8月10日，毛泽东以不同寻常的姿态，走到中南海西门的群众接待站，直接向人民群众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请见：《人民日报》，1966年8月11日）
对全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8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以此为标志，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颠峰时期。
这是毛泽东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重大举措。于是，成百上千万身穿黄军装、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一时间就像滔天洪水，卷着旋涡、巨浪和泡沫，冲向整个中华大地。所到之处，摧枯拉朽，势不可挡，所向披靡，任何出现在它面前的东西都像碎片一样被顷刻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人们的震惊和伤痛之中，席卷一切，滚滚向前。红卫兵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角，成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不会忘却的一页。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先后有三个大动作。一是1965年底在上海由江青策动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这是个信号弹。但发现各地、尤其是北京没动。二是，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不少重头戏，包括撤消“二月提纲”，包括制定“五一六通知”，包括改组北京市委，包括抛出彭罗陆杨，包括重新组成“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中央文革”）。这是下了文化大革命的总攻令。刘少奇来了个“反干扰”，毛泽东就再出重拳，拿出了第三个动作，就是八月份掀起红卫兵运动，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亲自率队去炸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城墙。
红卫兵的出现，作为名称，有它的偶然性；作为运动，又有它的必然性。
几个月来，高层分歧的蛛丝马迹，首先为一些高干子女所察觉，觉得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在专制体制出现裂痕的时候，他们力图要抢在前面，保住和扩大自己既有的特权地位，抢先冲击他们以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冲击的对象。他们要充分利用他们的政治优势，决心在这场大动荡中打头阵、立头功。由此，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血统论”为组织路线，以赤裸裸的血腥暴力为武器，这样的学生组织首先在北京一些高干子女集中的中学里出现。一开始，是些名称各不相同的“战斗队”。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八个学生，为对抗校领导和工作组的压制，最早成立了一个名叫“红卫兵”的组织。6月24日，他们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响亮地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7月28日，江青把这份大字报带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了可用之处，立即给予高度肯定。几天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布的文件之二正是《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在信中，毛泽东连用了三个“热烈的支持”，对红卫兵以极大的鼓励。（本节的具体事例请见：《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于是，这两种想法交汇到了一点。红卫兵运动受此鼓舞，一下子就风起云涌，排山倒海般地起来了。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清华附中的几个年轻人把他们战斗队的名字叫作“红卫兵”，有它的偶然性。而毛泽东要按照他的思路，甩开一大批党内当权派放手推进文化大革命，急需要有一种非常手段，这又有它的必然性。红卫兵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它作为运动很快地兴起，就是这两者的结合。按照辩证法的说法，就是偶然性中有必然性，必然性中有偶然性。
14.2造反有理
毛泽东8月18日接见百万红卫兵，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冲击波也像巨浪一般卷到了龙头镇。
龙头中学，虽然停了课，虽然没了工作组，虽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可学生们还都圈在教室里。第二天早晨，听到这个广播。上午，每班一张的省报刚进教室，秦有理一把就抢了过来，看了那大标题，看了那大照片，一下就热血沸腾了，从书桌里抽出书本就往讲台前扔，大叫着：“闹革命了，造反了。”
满教室的学生们也都纷纷把书本往天花板上扔，“嗷，嗷，闹革命了，造反了。”
秦有理站了起来说：“红卫兵是毛主席的近卫军，咱们也要成立红卫兵，跟着伟大领袖干革命！”
“好，好，我参加。”“我也参加。”学生们一哄哄地说。
秦有理看着满教室围着他的人，兴奋无比，大声招呼着：“红卫兵，也不是谁都能参加。首先要政治表现好，要有政治热情，要有造反精神。而且，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红五类才能参加红卫兵。谁是红五类的，到我这儿来报名。”（说明：红五类，当时是指属于革命队伍的家庭阶级成份，如：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等。他们的孩子自然也就是革命队伍的人。实际上是种封建主义的血统论。）
一群学生立马围了上来。
“我是贫农！”
“我爸是干部！”
“我爸是上中农，但我妈是下中农，可以吧？”
“那得看今后表现了。”秦有理更神气了。
同学们围着他，挤得不可开交。
后面有个同学喊了声：“有理，上前面来吧！”
秦有理挤了出来，站在讲台上激动地说：“我宣布龙头中学红卫兵成立了。我就是司令。”
“秦司令”，“秦司令！”叫声居然还真此起彼伏。
这叫喊声惊动了旁边的教室，马上就有不少脑袋出现在窗户上和门口外。
秦有理大手一挥：“我们上操场去，让全校的人都知道我们有红卫兵，让全校的人都来参加我们的红卫兵！”
顿时，满操场都挤满了人。
“我要参加红卫兵！”
“我要参加！”
“我也要参加！”
秦有理已经忙不过来，分不清哪个可以、哪个不可以参加了，“只要听我的，跟我走，就都可以参加！”
越来越多的同学把秦有理围得连脑袋也看不见了。
申光荣来得稍晚了些，挤不进来，急得在外面大喊了声：“秦司令，高一年级的那边，我帮你去招呼了。”
“好，好，我封你为红卫兵高一年级分部司令。”
“得令！”申光荣高兴得蹦了起来，往他们那排的教室走去，边喊着：“高一年级同学，要参加红卫兵的，到我这儿来！”
没一会儿，申光荣这边也被一大群学生围上了。
“嗷，嗷！”
“红卫兵，红卫兵，造反有理”
“红卫兵，红卫兵，造反有理！”
操场上，一大群已经参加了和以为参加了红卫兵的人，起劲地、热情地跳着、叫着、喊着，以为他们的节日到了。
还真有仔细的，人群里忽而有人说：“你看报纸上红卫兵打着红旗，戴着红袖章。咱也得有吧？”
“对，对，咱们也得有！”很多同学也在回应。
秦有理抬起头，想了想，说：“对，咱们上仓库去看看，把红旗拿出来。”
“嗷，嗷。”一群学生跟着秦有理向后面的仓库走去。
仓库锁着。
秦有理想也没想，就把它扭开了。
“在这儿呢。”有人一眼就看见了。
果然，在墙角落竖着一捆旗帜，立马就被搬了出来。大家七手八脚，把其它颜色的扔到一边，一面面的红旗扛了出来。
王溪的眼睛尖，还看见了木架上放的红布横幅，就说：“这红布正好能做红袖章哎。”
“好，好，你这主意好！”秦有理拍了下王溪的肩膀。
大家又把横幅打开，找来了剪刀，一条条剪开。有的等不及，干脆就用手撕了，也不管大小整齐与否。撕下一条，后面就有好几只手伸过来拿了。不多会，仓库里的红布就被撕光了，还不够。
申光荣带了高一的一帮人过去，红布早已没了。他对秦有理说：“秦司令，最要紧的是，我们也要穿上军装，那才像个红卫兵！”
“对，对，可是，这上哪儿去找呢？”秦有理向大家喊着：“各人回家去找解放军的军装。谁能穿上军装，明天我们就一起集体行动。”
有的同学高兴地走了，有的同学害愁了，“我家也没有当兵的，这怎么办？”
“大家想想办法。有多的，就相互借一下。”申光荣说。
“对，有办法的，就多拿出来点。谁能拿出五套军装，就让他当队长。谁能拿出十套军装，就封他为副司令。”秦有理干脆开出了价码。
大家高兴地向各处散去，就像潮流一样向各处涌去。
面对这一幕，校长和老师们五味杂陈。
肖校长隔着窗玻璃（打碎的玻璃，第二天就装好了），长叹一声：“真的是造反了。他们的日子来了，我们的日子去了。” “不行，不能让他们这么闹，居然敢把仓库抢了。”石校长想出去制止。
“算啦，算啦。这阵势，不是你我能挡得住的，世道变啦。”
石校长打开门的手放下了，可是也没回屋里，站在那儿看着。看着，看着，大概是心有不甘，又往前走了两步，在屋檐下看着那些在亢奋中奔跑涌动的学生。
这时的学生，没有一个转过来看校长的。
平近芳看到这一幕，身上已经有点发抖了。她更不会想到会这样。她不敢想，甚至不敢看。办公室里有的老师说把门关上，有的老师说要出去看看。她都没听进去他们在讲什么，愣楞地站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看着窗外几乎已经不认识的学生。
于又发和申光荣是一个班，见到申光荣拉走了一大帮同学去参加什么秦有理的红卫兵，气得过来找肖胜利。
“不能让他们这么猖狂。他们这是在抢劫国家财产，我们去把红旗抢回来。”
肖胜利在看着，也在想着，听了于又发的话，他抬起手，好像不赞成，说：“还要再看看想想，这不是抢一、二面旗帜的事情。”
“那怎么办？”
“我们也要成立红卫兵。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也要跟着毛主席走。”
“对，对，我们也要闹革命。那我现在就出去喊人。”
“等等，再看一看，再想一想。”
“再晚了，人都跟秦有理走了。”
“是的，不能晚，但也不用太早。”
肖胜利和秦有理，会各自走什么路呢？
14.3破四旧
破四旧（即所谓的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项重要活动。是林彪在他著名的“5·18讲话”中最先提出的，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又提出破四旧。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林彪再次讲到要破四旧，并号召“红卫兵小将立即行动起来！”
破四旧，是推动红卫兵运动掀起高潮的重要一环。
在龙头中学也是这样。
第二天，果然不断有学生穿着各式旧军装来到学校，黄的，绿的，实在找不到军装，还有把黄工作服穿来的。
学生们又渐渐地聚在操场上。
秦有理看来得差不多了，又站到了台上喊起来：“同学们，不，红卫兵小将们！”
“嗷，嗷！”下面齐声欢呼。
“我们红卫兵今天就要开始行动了！我们要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大破四旧。所有封资修的东西，都要彻底铲除！”
“那我们去铲什么呢？”下面有人问。
“就从我们的学校开始，从我们的教室、从我们学校的每个角落开始！”
“图书馆里有好多旧书，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最集中的地方。”申光荣站在边上说。
其实，龙头中学里也就是个相当于一间教室大小的图书室，充其量千把本的书，多数是些教辅材料。
“好！各班回去几个到教室里检查一下。我们大部队，现在就去抄图书馆，把封资修的书都烧掉！”秦有理不用学，就知道下达指令了。
“嗷，嗷，”在一阵吵嚷声中，秦有理领了一帮学生，直奔学校最后一排房的图书室去。
管理图书馆的是个退休的老教师，忙拦住这帮学生：“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去你妈的！我们要革命，要造反，要破四旧了！”秦有理一把推开他。他们冲进图书室，把书架上的书往外扔。
“这本还是四旧啊？”申光荣拿着一本书问。
“不管那么多了，只要不是毛主席的，不是马克思的，统统都烧！”
“嗷，嗷！”龙头中学不多的几百本书都扔到了窗外，堆成了一堆。火点起来了，火焰烧起来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围在火堆边，激动地跳着，叫着，舞动着。
李辰赶了过来，忙说：“啊呀，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不能破坏公共财物啊！”
“哈哈哈！”引来的是一片哄笑。
“你这个右派分子！从现在起你已经不是我们的老师了！今天没斗你，就算便宜你了，还敢凑过来？快滚！”秦有理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李辰没走，只是在一旁着急。他眼见着十年前刚办龙头中学时步行去县城买回来的历史地理参考书，被吞噬在火焰中。
两位校长也过来了。几百本书已经是烈焰腾腾。
肖校长几乎是掉着眼泪，痛心地说：“同学们哪，不能这样做啊，书是没有罪的呀。这些书都是几十年来一本一本进的呀，来之不易的呀！”
肖校长的这番苦口婆心，引来的却是一阵嘲笑。“这年头，还讲这些，过时啦。”秦有理对肖校长还不是很厉害，只是嘲笑而已。
石校长则是严厉地说：“你们这是要犯错误的！不要胡来啊，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这样搞的。你们要革命，学校支持，但一定要通过合法途径啊！”
“我们这是革命行动，是以实际行动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要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秦有理更不把石校长放在眼里了，对着石校长大声说话了。
“对，要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一大帮学生也喊着。
“不许这样做！”石校长都声嘶力竭了，还在坚持。他伸出手，想要挡住往火里扔书。
倒是秦有理发怒了，“你敢！你们工作组压制革命的账还没算呢。你还敢挡，就把你推到火里！北京的学生都已经把校长拉出去游街了，你别心里没数。”
看着秦有理已经扭曲了的脸，李辰硬拉着石校长走了。
学生们更无所顾忌了。不少学生还把课本、作业本也往火堆里扔。火越烧越旺，黑烟卷起。学生们围着火堆，兴奋地跳着，还唱着他们还不太会的文革歌。龙头的学生们，从没有过夏令营，从没有过篝火晚会。可怜只有文革的疯狂，才给他们带来这种冲动和亢奋。
石校长急忙赶到公社。
宗发奋说，公社党委不能不管这事。于是，公社党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宗书记依然一脸严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出了半天力，最后没有落个好，使他十分不快。眼见着文化革命来了，又是展现自己水平的时候到了。他还主动要求参加了中学的工作组，本以为能抓住机会，表现一番，谁知却又灰溜溜地出来了。其中的原因还没搞明白，更大的浪潮又打来了。中学文化革命的成败，已经和他联系在了一起。他已经趟了这潭混水，粘上了泥。如果中学的局势控制不住，他也脱不了干系。到今天，这帮学生娃居然敢公开不服管教，烧毁公共财物。虽然毛主席表态支持红卫兵，可也没说让这么胡闹呀。一定是受了坏人指使，又一次跳出来反对社会主义。这一网下去，肯定比1957年反右捞到的鱼还要多。工作组不在了，他要顶得住。在这场大风大浪中，他要在领导干部中起个表率作用。等到运动后期，那个个都得向他伸出大拇指。到那时候，呵，呵……
当然，宗书记表面上还是沉着脸，说：“他们居然公开对抗社会主义，对抗党的领导，公然扰乱社会秩序，要查出闹事者和幕后策划者，立即严办。”
纪社长是另一种想法。他一直没开口，沉思着。他在想，1957年反右，过了头；1958年大跃进，过了头；1959年反右倾，过了头；刚过去的社教运动又过了头；这次文化大革命恐怕还是要过头。他在想，这次运动的形式好像跟以往都不一样，不是从上面一级一级布置下来，而是从下面先闹起来再说。而工作组的仓促派出又匆匆撤出，暗示着这里面的事情，不是一般的复杂。
宗书记讲完话以后，好一阵子，纪社长才开口：“现在的形势要比我们想的复杂，两方面都要慎重。对学生要加强劝导，教育他们不要冲动；作为我们，处理上要慎重，不能轻易出手。”
“这可不行，”宗书记态度很坚决。“这个时候不干预，两、三天的时间我们就会失去控制，那时想管也管不住了。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中学的问题，很快就会影响到整个公社、整个社会，就会出现匈牙利事件的重演。我的意见还是态度要坚决，坚决制止，坚决打击。我们公社党委是强有力的，不是吃素的。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出动的时候了。”
石校长说：“另外请通知各大队。要求他们通知各学生家长，叫他们的孩子退出红卫兵。我们有团组织嘛，要什么红卫兵呢？不要跟了少数野心家犯错误啊。”
“对，哪家的学生参加红卫兵，运动后期打成右派，哪家就按反革命家属处理。我就不信治不了这帮毛孩子。”宗书记狠狠地说。
会议决定成立龙头公社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宗书记，副组长纪社长、石校长。明天就进校宣讲遵纪守法。
石校长忧心地说：“县委派出的工作组都不行，我们能行吗？”
宗书记说：“不行，也得行。那个工作组实际上就是教育局派的，力量不行，不坚决，不果断。”看来他对管组长还挺不满。他接着说：“把派出所诸所长也叫上。我建议，诸所长也作为副组长。叫他多带几个公安员。不行，就坚决镇压，当场抓他几个。”
纪社长说：“公安员就先不要叫吧。”
没等宗发奋他们去中学，中学的红卫兵却走出学校进了镇。
第二天，校园里那点小小的闹腾，就已经满足不了红卫兵们革命的热望。秦有理他们几个一商量，“夫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咱们就去镇上破四旧。”“好，好！”一片响应的声音。
秦有理把手一挥，三、四十个龙头中学的红卫兵，穿着旧军装，戴着红袖章，上面用黑墨汁写着“红卫兵”三个字，高呼着口号，往镇里走来。前面打着也是黑墨汁写的“红卫兵”的红色大旗。
这支红卫兵虽然有点土气，没有一色的军装，没有带铜扣的皮带，甚至还不会唱当时最流行的造反歌，但这可是龙头镇上第一支红卫兵。老乡们都停下来看，这红卫兵是怎么回事。
红卫兵们来到十字路口，站下了。秦有理扯着嗓子喊开了：“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今天来破四旧。所有封资修的那一套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统统在扫除之列。”
但转头四望，这龙头镇毕竟还是农村，没有城市里的那些花花绿绿，一时竟找不到什么可破的。
“那张县京剧团的海报，撕了！”秦有理说。申光荣立马过去撕了。那还是正月里县剧团过来露天演“三堂会审”的海报，贴在墙上，早就破得只剩下几绺纸条了。
“喂！那个女的，站住，不许留长头发！”秦有理指着远处走过来的一个妇女说。吓得那妇女立即转身一溜烟地跑进胡同里没影了，逗得街两边的老乡哈哈直笑。
申光荣又提议：“要不，把这个陶家大院砸了吧，这是地主阶级的象征。”
“对，对！”很多人跟着喊。
“好，砸了它！”秦有理说。
还没等找来锤，公社领导过来了。
宗书记背着双手板着脸走过来，对秦有理说：“秦有理，你这小子，已经对你宽大处理了，还敢出来？”他想居高临下地压住他。
“是啊，怎么啦？是你们工作组失败了，逃跑了。”秦有理面对宗书记轻轻一笑，已经不打怵了。
“昨天烧书本，今天要砸房子。你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
“什么行为？”
“这是破坏公物，危害社会秩序，是犯法的事。必须立即停止，赶紧回学校去。不要以为没有工作组，就没人管你们了。政府还在，公社党委还在，我宗发奋还在。由不得你们乱来。”
申光荣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秦有理却不为所动：“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你们无权干预。你们这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反了。来人啊，把这个秦有理扣起来！”
后面的几个公社干部往前走了两步，可并没有动手的意思。
“党中央决定要搞文化大革命，你为什么要对抗？”秦有理还不服软。这次真的是宗书记的理解错了，红卫兵是有毛主席、党中央支持的。
“你有什么资格谈论党中央？我是公社党委书记，是龙头公社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在这儿，龙头的地面上，我就是代表党的领导！”
秦有理不知哪来的胆子，居然向同来的学生说：“不要跟他啰嗦，我们走。谁阻挡革命绝没有好下场！”看也没看宗发奋，扭头走了。
不过，他们也没去砸陶家大院。既没有找到铁锤这些工具，也不想真的出这个力，而是回学校吃午饭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出现了红卫兵这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政治怪胎，除了是推行极左的政治路线、政治运动的必然结果外，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想根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出现的这场红卫兵运动，作为左倾暴力的极端典型，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绝无仅有的记录。尽管国内还很少有专著、论文对此作专门的论述，但如同“文革”中的很多问题一样，将会给以后的人们留下研究政治、研究历史和文学创作以无尽的材料，使人们能认清很多问题。
本书无意对红卫兵问题作全面的论述。如果要对“红八月”的这种恐怖现象，进行社会原因分析的话，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流氓无产者”的意识和行为对中国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中国几千年既高度专制又极度贫困的社会里，有一大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他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不但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固定资产可言，连最起码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都没有，过着有今天没有明天的日子。他们除了仇恨和拳头之外一无所有，所以他们观念狭隘，崇尚暴力，思想偏激，行为极端，急于改变现状而可以不计后果，蔑视各种规则，敢于铤而走险，甚至仇视社会，毁掉在他们面前出现的一切。这种意识是封建思想在底层社会的表现。看起来和帝王思想水火难容，实际上两者是经常相互利用、相互推动，甚至合为一股。
他们的革命性表现在敢于推翻一个旧朝代。“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他当得皇帝，我就当不得？与其他当，不如我当。可是，他们的局限性也在于此。他们的革命只是换了一个皇帝，换了一个朝代。至于这个新皇帝当得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了，全赖于他的个人品行。老百姓们有切身感受，当然也知道。但是，知道了，也晚了，没有用了。治理社会的权力始终没有交给老百姓，哪怕是历尽千辛万苦、追随他们革命的老百姓。甚至连一起出生入死、共同奋斗的亲密战友，也不肯给一点。对于这些流氓无产者，如果引导得法，则可以作为社会革命的一支力量；反过来也极有可能被人利用，成为一股反社会的逆流，表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破坏性。
并不是说秦有理他们本身就是流氓无产者，但是相对来说，他们（包括申光荣、王溪）的社会地位更类似于此，他们的思想意识更接近于此。他们觉得在这个社会体系中受到了较多的压抑，他们想伸展自己的身躯，伸展自己的手脚，想要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却苦于一直没有正常的渠道。是文化大革命为他们打开了一个旁门左道，他们要冒险一试，不理会将有怎样的后果，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而极左势力正是在误导他们，利用他们，使他们在革命的号召下，热血沸腾，头脑疯狂，动作越来越失控，像中了邪似地冲向前去，不管前面是幻影还是悬崖。
这种思想意识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即使在今天，在某些政治权力的保护之下，哪怕是已经腰缠万贯、洋房豪车、骄奢淫逸的某些官n代、富n代们，本质上骨子里也还是流氓无产者的那套意识，而且在行为上，强取豪夺，寡鲜廉耻，也是一副流氓做派。
14.4革命不分先后
肖胜利躺在里屋的炕上，望着窗口外的树叶在风中翻卷，在阳光下不时折射出不同的光芒，忽而亮，忽而暗。
他作为肖校长的儿子，按说既是知识分子家庭，又是革命干部的家庭，遇到革命大潮也应该是精神抖擞。可他的心情很复杂，因为他的父亲出身剥削家庭，他的母亲还死于土改中的满门抄斩。对于革命，他有着另一番滋味，既不同于贫下中农的孩子，也不同于地富“狗崽子”。比起同龄的同学，他要成熟得多。这并不是说他从内心学会了圆滑世故，他一样有革命热情，追求上进。不同的是，他既在做，又在想，面对这场把中学生直接卷进去的文化大革命，他应该怎么做。不只是怎么做，还要考虑做了以后的结果和影响，领导、老师、同学和父亲对这些会怎么想，倒不完全是要去迎合别人。对于秦有理，他也很了解、甚至是理解。他知道秦有理有着和他那个父亲一样的狂热和冲动，而且更加自以为是，更加以天生的革命派自居，不像秦德才到时候会夹着尾巴逃走。
肖胜利想了一个小时，终于想过来了。尽管在这之前，他已经想好了，与其他造反，不如我造反；与其他革命，不如我革命。他能拉起红卫兵，我也能再搞个红卫兵。在同学里的影响，我还不一定比他差。只是有个时间的选择问题。
当秦有理烧书本、上街破四旧之后，他觉得到了该他出手的时候了。
他下炕到外间，他爹正趁中午时间拿着一大堆报纸在炕上看。
“爸，北京还有什么新情况？”
肖校长只顾趴着头，看得很认真，嘴里嗯嗯着，也不抬起头来。
肖胜利跟着翻起了报纸，“大串连”、“外地红卫兵进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些闻所未闻的新名词跃入眼帘。他也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放下了报纸，声音响亮地说了一句：“爸，你停一下，听我说一句。我也想成立一个红卫兵，革命主动权要抓在自己手上。”
肖校长沉思了下，说：“也好，但是要很谨慎。这场运动会怎么发展，怎么收场，现在还看不准。违反政策的事，不要去做。要抓住革命大方向。”
“好。”
第二天，龙头中学第二个红卫兵组织，“东方红总部”出现了。肖胜利任总指挥，人数也不比秦有理的少。这里面，我们认识的有，高一的于又发，高二的迟解放等等。
“我们上哪儿去破四旧呢？”于又发还挺积极。
是啊，作为红卫兵要有革命行动啊，那上哪儿去表现呢？也上街去剪头发、砸招牌？弄得满镇的人议论纷纷，大家都反感得很。可又不能不表现啊。
“有了。我们上望海山去砸庙、砸教堂，这些正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象征。”
“对，对，我们去砸庙、砸教堂。”
在第一卷里我们已经知道龙头镇后面的望海山上曾有过寺庙和教堂。那寺庙当时国民党存放军火，被解放军击中而炸没了，剩了些墙根。直到前两年困难时期，才有人在上面支了个棚子，难得也有人去烧柱香。至于那教堂，也是多年无人理会。1958年大炼钢铁，想到把它拆了拿去砌土高炉。可是那破墙很结实，就是砸碎了，也拆不下整砖，就算了。那些屋顶、窗框有木头的东西，在更早的时候就都没了，只剩半截破墙任凭风吹雨打，成了上山的人拉野屎的地方。
肖胜利他们就是要砸这儿。
二、三天之后，又一帮红卫兵，也就是“东方红总部”的人马，也穿着旧军装，戴着红袖章，举着红旗，扛着铁锤、羊镐，上望海山去了。在一阵阵“吣吣况况”之后，随着粉尘的扬起，那原本名不副实的寺庙和教堂，也就真的连根彻底消灭了。
就此，龙头中学有了两支红卫兵。那时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红卫兵和类似红卫兵的各种各样的战斗队多去了。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一是早期在北京和省城里出现的高干子女红卫兵，是那个时代红卫兵的典型代表。他们是一些中、高级干部的子女，比起普通民众更接近于上层领导，最早得知领袖人物的某些想法。于是就急于跳出来表现自己，最早提出了“造反有理”、“打倒黑帮”的口号。所表现出的方式，也是专制体制下那种特有的极端行为。高干子女红卫兵是“文革”急先锋，表现最猖狂，打人最凶狠。他们虽贵为高干子女，内心深处却依然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意识。他们这个红卫兵的性质也是个群众组织，但比起后来几乎全社会都参与的群众组织，不是一回事。然而，尽管他们知道的内情要多一些，但终究只是知道领袖的某些想法，而不是全部想法，尤其是更不知道、也不理解领袖深层次的想法。他们不知道，他们高喊的造反并不是毛泽东要的造反，他们也就不可能去完成毛泽东讲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任务。所以，当后来“文革”的矛头指向整个官僚层时，包括他们自己的爹娘时，他们傻眼了，不知所措了，甚至也知道要起而抗争了。不过也没有用了，那么快地就被毫不留情地扔进了垃圾堆。
在稍后的时间里，对于普通干部和普通民众，面对汹涌而来的革命大潮，他们并不理解左倾做法的真实意图，只是想维持原有的秩序，在相对还有点了解的现有干部的管理下保持住那“铁饭碗”里还有的几粒可怜的米，生怕连这一点也没有了。当然更多的人是在响应号召，随革命大流。这就是1966年8月下旬以后大量出现的普通干部和民众子女的红卫兵。他们也喊着“文革”的口号，但没有那种激烈的行为。他们既不满高干子女红卫兵的嚣张与傲慢，也反对改变现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反对后来出现的可能会动摇他们现有（哪怕是很低的）地位的造反行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保守”的。说明一点，本书在这儿和后面所讲的“保守”与“造反”，没有褒贬之分。保守派红卫兵，与作为“文革”标志性事物的高干子女红卫兵相比，其特征要平淡得多。这是第二类红卫兵，也是人数最多的一类红卫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对走资派的打击已从彭罗陆杨少数头面人物，向上直指刘邓，向下则开始了对各地各级领导干部的全面扫荡。这时，高层极左势力既不能借助高干子女红卫兵，也不能借助保守的红卫兵。第三类红卫兵，此时就应运而生。那就是在专制体制下相对受压抑者或他们的子女。他们受到过各级管理层的直接压制和打击，他们是红卫兵群体中真的造反者（此处无褒贬之意）。1966年9月6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就是个典型代表。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应该说，是他们最能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此时，他们这批红卫兵的内在含义已经和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完全不同了。当时，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拥护者，然而，最终却也是最倒霉、最被愚弄的一批人。前面对红卫兵的某些叙述已经不适用于他们。
当然，这三类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他们的组成和思想认识常常是相互交错，有时还会相互转化和演变的。
对于农村地区学校里的红卫兵，还有所不同，要具体分析。他们那儿没有高干子女，也就没有早期红卫兵的那种无敌于天下的狂傲。对于秦有理而言，基本上是属于第三类造反派红卫兵，但又有某些近似于第一类的自命不凡的政治优势掺杂在里面。至于肖胜利，则更接近于第二类保守派红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