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二次土改

老王头和杜家骏两家合买了头牡牛的事,在民主村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使人们看到了只要下力气,搞生产,就会有希望,就会有奔头,就会有以前所想不到的好生活。按理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搞土改分得了土地,赶走了国民党,镇压了反革命,再没有什么可害怕、可担忧、可分心的啦。在自己的土地上,尽情地泼洒汗水,用劳动换得丰收吧。这不但是领导开会作报告说的,而且就在乡亲们的眼前了。

老王头买牛,对迟得法的刺激最大。迟得法对地里又肯出力,又有技术,总觉得民主村的人家,在去掉了地主富农以后,讲收成、讲家底,应该数他是第一。尤其是土改以后,消灭了地主,更应该他是老大了。特别是租下了秦德才的四亩多地,去年打的庄稼多哟,这辈子都没想到,都不敢对别人说。这回买牲口的事,落到了老王头的后面,有点不大服气。

其实,迟得法也是想到要买头牛,有了它,那庄稼地里又是另一种成色啦。可是要买,力量毕竟还搭不上。犹豫了几次,没下得了决心。这回看到老王头先动了手,迟得法一咬牙,买。

找了他儿子,儿子说行,凑上一份。

找了于村长,问还能向政府贷点款啊?

老于说,恐怕难。

为什么?迟得法问。

政府的贷款恐怕不会给中农。你就别去找没趣了,也省得难为人家纪乡长,老于说。

迟得法这下更是非买不可,怎么也要争这口气。跟老婆一合计,把所有的开支都停下。又上几年没去过的大河西的丈人家,开口借了点。最后一算计,还差不少。不能买牛,就买头驴吧。

半个月后,迟得法也把毛驴从西门口牵了进来。

民主村又是一阵轰动,虽然赶不上老王头牵回牡牛的阵势,可迟得法也觉得挺风光了。

在兴奋的人中间也有受刺激的,但那是另一种刺激。

秦德才就是受到另一种刺激的人。

他看到了,在他的那块地里,迟得法去年收了那么些的粮食,比给他的八十斤小米可是多得多了。今年,这块地的麦子,这才开春不久呢,绿油油的,比去年还要好多了。给我才这么点,这不是剥削,是什么?你看,又买头驴回来,不但剥削我,还要剥削驴,把我跟驴放一起了。这不是新富农,又是什么?有钱,为什么不给我这个贫农一点?我为革命出了多少力啊。

他找到了迟得法,非要加租金。

“得二百斤小米,至少得一百五十斤。”秦德才伸着手指大声说。

“都已经立下了字据,签过字画过押,村长做的中人,你想反悔,没门!”迟得法当然不会让。那块地,是他浇灌了多少心血和汗水的宝贝,是他发家致富的希望。

“你这是剥削!”秦德才嘴里喷着吐沫跳着说。

“你别来这套,我比你懂。现在是新中国了,地主富农早就斗倒了,没有剥削了。你跳什么?”

“我跳?我不但要跳,我还要斗你。你占了我的地,就是在喝我的血,就是新地主。”秦德才舞着拳头跺着脚说。

“呸!你有本事,找村长去,找乡长去,在我面前蹦哒什么?”

秦德才真的一个一个去找了。

当然,没有一个听他的。

别看秦德才不过是个流氓无赖之辈,可他的心灵深处还真有着某种的感应或是叫预知。

他前面讲的什么新地主一类的话,竟然应验了一场起于青萍之末而呼啸于山林之巅的风雨。

这年的冬天,“二次土改”(或者叫“土改补课”)开始了。

出于对第一次土改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搞得不彻底的担忧,加之这几年来,农村土地关系、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一些在土改中翻身获得了土地的贫农,有的又一次失去土地;而有的则上升成了新富农,剥削起别人来了。两极分化的迹象有所抬头。革命胜利两三年了,有的积极分子意志有所衰退,也需要再打一支强心针。因此,为防止农村社会状况出现反复,为巩固新政权的社会基础,上年刚搞了“镇压反革命”,今年就不失时机地开展“二次土改”。

秦德才从宗干部那儿听说,要搞二次土改,高兴得不禁手舞足蹈起来:“又能分土地、分财产啦,又能轮到我姓秦的神气啦!最好再能分个老婆么,哈哈哈!”

秦德才高兴之余,天天在打听,怎么还没开始搞啊?民主村,地主富农没有了,那斗谁呢?啊呀,那时杀早了,哪怕剩一两个也好啊,现在没得玩了。哎,怎么没有,第一个就斗迟得法,又租地又买驴,敢来剥削我,典型的新地主。那个老王头也跑不了,敢买牛,哼,也是新地主。林海秀,那张嘴不让人,要好好整整她,也叫她知道我的厉害。对了,别忘了那个赵玫,嘻嘻,不就是第二个李芹吗,得乖乖地听我摆布啦,长得比李芹还俊呢,嘻嘻,还是我有福。不,不,还是革命好啊。

那天夜里,村里开会了。

天有点冷,飘着雪花,地上一层薄薄的白雪。

西北场院的空屋子里,挤满了人。小小的油灯,跳动着微弱的火苗。火苗折射出满屋缭绕的劣质烟的烟雾,有人不停地咳嗽。

没等于村长把上级的精神转达完,秦德才就迫不及待地说:“二次土改好!二次土改好!坚决拥护!坚决支持!”

“还没讲完呢,你急什么?”鲁队长没好气地说。

宗发奋作为乡里的代表,也来参加了会。

“老秦对革命的要求比较迫切,大家要理解。二次土改的意义很重大。我们要重新清理阶级队伍,挖出新的地主富农,铲除新的剥削现象。不要闹了半天革命,好不容易推翻了旧的地主,又出现新的地主来剥削我们。”宗干部拿着本书,说着。尽管他文化并不高,可开起会来,手里总是拿着本书。一年多下来,讲起话来,如今也自信多了。

“对,对,迟得法就是个新地主。他占了我的地,只给我很少一点粮,就是在残酷剥削我。要把他的地,拿回来,重新分。”秦德才开了第一炮。

宗干部一听,大为惊讶地说:“民主村还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么?土地改革的成果,不就丧失了么?怎么回事啊?”其实,他完全知道这事,秦德才对他不知说过多少遍了。这回,他故作惊讶,完全是为了有更好的效果。他的工作艺术可是提高得很快啊。

老王头很直率,也没去揣摩宗干部的意思,张口就说:“秦德才讲得不对。是秦德才自己不干活,是老迟给秦德才小米。”

鲁队长说:“这样算下来,是秦德才不劳而获,是秦德才在剥削老迟。”

“哎,哎,慢点,我怎么听糊涂了。到底是谁剥削谁啊?”宗干部连忙打住,其实他自己事先也没有深究这个问题。

于村长说:“按政策规定,秦德才不劳动,收租金,是种剥削行为。跟以前地主收地租,性质是一样的。”

杜家骏接着说:“那秦德才就是新地主了,至少也是新富农了。”

“别,别,先别这么说。”宗干部忙着摆手,“我想想。老迟有钱了,家里富有了,把秦德才的地也租下来了,可因为向秦德才交租子,就算是受剥削。秦德才穷得把地都租出去了,就收点可怜的租子,饭也吃不饱,就是剥削别人了。剥削量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就要划成富农了。秦德才肯定是超过了。这个账,怎么算呢?”

宗干部挠起了头。

宗干部不能不挠头,因为他的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算清这个账的程度。这是阶级划分中规定不当的明显漏洞之一。如果老迟肯花大价钱,以一千斤小麦一次性买下秦德才的地,尽管秦德才实际上得利更多,但因此而失去土地,按阶级划分就又成了赤贫,那就成了两极分化的典型。如果像现在这样老迟在秦德才的土地上耕种,每年交一小点租金给秦德才,尽管老迟为使用土地所付出的少了,但秦德才就成了不劳而获,应该是说老迟受剥削了。再如果是秦德才请老迟上门种地,打的粮食归自己,其中拿出一部分给老迟付工钱,哪怕给的工钱再多,那也是典型的剥削行为,秦无疑就是个小地主,尽管自己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

同样的,李芹她爹,一共就几亩地,家里没有劳动力,如果不是请人来种(请人种地,这叫雇工,上面讲了,是典型的剥削行为,就要被划为地主富农),而是租出去让别人种,说不定收的租金更多,按当时划分阶级的规定,那也就算是个小土地出租者,相当于中农,还算是劳动人民的范畴。或许李芹的家就不会因此而招来灭门之祸,李芹也许就是另一种命运。可是李老头哪知道以后会有这样的政策,和这政策里面出租与雇工的区别呢。要说深一点,把劳动(而且仅限于体力劳动)作为唯一的生产要素,否定资本、土地、管理、技术的作用;对于农民租种土地,只讲土地所有者对农民劳动力的占用,不讲农民对土地的使用,这是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严重缺陷,也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个先天不足之处。

当然这种政策本身也就是在理论上说说而已。真的在运动当中,那就由工作组、村干部、积极分子说了算。这些人往往有的是一朝得势、得意忘形、随心所欲;有的是挟私心而报复、故意往上搞;有的是不敢实事求是、违心地把别人往高里划,省得自己被打成右倾,说成是在袒护阶级敌人。

宗干部挠了一会儿头,还是想不出结果,便说:“这个事,我去向上级请示。还有别的情况吗?”

“没有了。”于村长说。

“没有了?民主村,镇反时,没有成果。这回二次土改,又没有成果。能行吗?难道民主村成了世外桃园?”宗干部追问说。

大家无语。

宗干部又说了:“那个包金贵呢?有几亩地?”

于村长说:“四亩。”

“四亩!一个人,这么多地。他是什么成份?”

“不知道。乡里只是叫我们落户口,没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成份。”村长答。

“怎么能不讲成份呢?那我们干什么革命呢?干革命,就是搞阶级斗争,就是发动贫下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在阶级社会里,没有一个人没有成份。怎么会没有成份呢?”

“那他是什么成份?”村长问。

宗干部愣了一下,说:“我看是反革命。”其实阶级成分里没有“反革命”这一项。

于村长说:“去年不是说了不是反革命么,要不怎么还会给他地、又落下户口呢。”

这回轮到宗干部无语了。过了会儿,才说道:“这事,我也去请示一下。”

宗发奋向纪乡长汇报了这些。纪乡长把于村长喊了过来,一起商量。

商量的结果是,迟得法和秦德才的成份都不变,秦德才的地退回给他自己种。

纪乡长对于村长说:“你去对他说,地要自己种,再不劳动,就要成二流子了。革命不要二流子。”

“你呀,于村长,这种事,还去当中间人。以后,这种事,可得谨慎点,别掺和了。”

对包金贵,纪乡长说:“也不要为难他了,应该说他也是属于劳动人民。如果觉得他地分多了,收回一亩半亩也行。至于成份,真要请示县里了。”

“我回去想了想,还有个事。经老太,也得给她分块地吧。要不,她不就吃了亏了吗?”于村长说。

“对,她现在虽然有点补贴,那也不够她用。况且,她还有个孩子在上学。她自己从来也没提过,可我们得替她想到。越是这样不说自己困难的好同志,当领导的,越是要替他们安排好。”纪乡长说。

“那我们安排一下吧。”

“可你们村还有空的地吗?”纪乡长问。

“两三亩地,还是能排得下的吧。”

“那好。”

于村长的一片好意,划给了经老太两亩半的山地,也起不了多大贴补作用。却想不到,这个举动给她一辈子定下了是农业人口而不是非农业人口的身份。这里面的差别,待后再说。她后来几十年的生活凄苦,这也是个原因之一。

于村长回去,把迟得法和秦德才找来,讲了乡里的意见。

两人都不乐意,可也没有办法了。迟得法真舍不得耗费了他不少心血的那块地。对秦德才来说,拿回地来,更不是他的本意。

“今年的租金,你还得给我。”秦德才满肚子地不舒服。

“呸!你想得美?!我下的种子、下的肥,你先得补给我。”迟得法心里更有火。

于村长也没想到还有这事,就说:“那村里吃点亏吧,补给你老迟一百斤麦子。你秦德才赚大便宜了,满地的麦子,长得那么好,再不好好干活,就对不起老天爷了。”

“老天爷算个什么东西?”秦德才心里嘟哝着。他还在想着,这就是“二次土改”?这算什么革命?革命不是这个样的。他心里的革命,没有别的,那就是暴力夺取。用暴力夺取权力,用暴力夺取财富,用暴力夺取地位,甚至用暴力夺取人家的老婆闺女,用暴力夺取一切的一切,用暴力来个人世间的天翻地覆。从义和团、太平军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红卫兵,不都是这种革命派么?秦德才就是这种最革命的革命派。按说这种革命,在文字上是要打引号的。为了省事,也希望读者在这种时候能稍微注意观察一下,也相信读者朋友能够分辨出来,所以类似这些地方就不再打引号了。

这年,二次土改结束时,全县共划地主1837户、富农2754户、中农52051户、贫农40971户。当然,这时的地富是“徒有其名”了,背的是地主的黑锅,过的是最悲惨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