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惊魂湘南
15.1 连夜出逃
不要以为改革就这么轻快、这么顺利，它也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不同情况的阻力。最常见的阻力之一，就是文革中曾经得势的某些势力。
有些事真是事先想不到的。潘场长就遇上了这样的事。离开五三农场差不多五年了，却突然间来了长途电话，还是被喊到纪乡长的办公室去接的。来电话的是小商，原来的干事兼潘场长的司机，现在提副场长了。场里也在搞落实政策、重新审查一些案子。小马被判死刑的案子肯定是有问题的，现在拿出来重审，需要到他老家湖南去核实一些情况。所以叫上潘场长，一是潘场长对案子情况比较了解，二是也能再见个面、叙叙旧，出来玩玩，费用由场里报销。问潘场长愿意不，潘场长说好啊。
这儿把小马的案子再复述一下。小马是湖南人，初中毕业，在本村的小学里当民办教师。虽然每月只有24元的工资，但在农村还是非常令人羡慕的。村支书的儿子就想顶他的位子，这就有了矛盾。一次干活，小马在下风头，嫌刮来的风里有草灰，便说这东面来的风里有灰。结果被村支书说成是攻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东风压倒西风”，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刑十年，发配到五三农场。他的父母也深受骚扰，在村里呆不下去，流落到了五三农场外的荒漠里。文革初，有红卫兵冲击农场、殴打劳改犯人，小马情急之下咬了他们一口，就被说成是要谋杀革命小将，处以死刑。他父母在荒漠中也不知所终。商场长他们的初步意见是小马的杀人罪肯定不能成立，之前的反毛罪也应重新考虑，所以要到他原籍来调查了解。
他们二人约好在长沙五一路省委招待所碰头。见面后都挺高兴。小商夸潘场长不见老、还更年轻了，老潘夸小商更成熟了。两人去了趟岳麓山、橘子洲头，第三天去了小马的老家湘南县。到了县公安局的接待站，人家一点也不热情：又是来外调的啊，再翻这些老账有意思么？不，不，不是不让你们翻。你们爱翻不翻的，我们管不着。这事你们自己去调查，跟我冒得（湖南话，没有的意思）关系。只是按例行公事，留下小商带的农场的介绍信，另开一张县公安局的介绍信。
到了乡里，更不行了，都没人理。好歹有个人出来说话：这事找不着我们，我们啯里（这儿）冒得相应的部门来接待你们。你们也是没事找事，愿意下去调查就去吧。不过要提醒你们一句，下去要注意安全，会有些人不欢迎你们去，会不高兴的。别说我们冒跟你们打过招呼。连在介绍信上签一句“请某某村接待”的话也懒得写了。
“这还会有什么危险么？”小商问。
“啯（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啦。也可能有，也可能冒得。”
两人离开乡政府，就步行去村里。在县城时，买了张全县地图，找到了要去的田家湾的所在。没有大道，只有供手扶拖拉机行走的那种土路。一路的风景倒是不错，江南丘陵高低错落有致，一座座的青山，一块块的水田，一湾湾的池塘，一些黑瓦黄泥墙的农舍散落其间，跟照片里的毛泽东故居很像。
两人颇有兴致地走着，十多里路，一个来小时，在一个坡前空地上找到了田家湾的村委会，一个跟普通农舍不一样的平顶红砖房。里面的一个人，见了他们的介绍信，颇为疑惑，拿在手上看了又看，便出去了。少顷，喊了一个人过来，指着潘场长两人，说：就是这两个。那语气不只是不礼貌的问题，好像是逮着两个小偷似的。
来的那人，手里拿着他俩的介绍信，也是对他们看了又看，才问：你们的工作证呢？
小商拿出了他的工作证，那人拿过去后又是看了又看。潘场长把他的退休证递了过去。那人从鼻子里嗤了口气，说：“退休了，还出来啊？”
小商忙说：“这是我们的老场长，对情况比较了解，所以请他一起来了。”
那人又问：“你们要了解什么情况唻？”
小商说：“差不多二十年前你们村的小马，因为反革命罪，判了十年，在我们农场服刑，文革时又被判了死刑。现在中央提出要平反冤假错案，我们想看看这个案子里会有什么问题。这也是对所有的人，从当事人到办案人都负责任。”
“会有什么问题？那是罪有应得。”那人很不高兴地自言自语，又说：“那你们住下吧。这儿老百姓住的很分散，找人不好找。你们住下来，再慢慢找吧。小亢啊，你安排一下。你们的证件先放在我这儿，等走的时候再给你们。”说完也没理他俩，径自走了。
小亢其实并不小，也有三、四十岁了，领着他俩又走了半里地，到了一个村落。这里的农舍很奇特，十几幢农舍如网络状连在一起，有廊檐，有小门，串通起一个个小天井。走进去很狭窄、很幽暗，拐来拐去，外人进来一半时搞不清楚。小亢把他俩领进一个倒屋，里面有张床，床上的被子很脏，整个屋子散发着浓浓的霉味。再是一个水缸，一个破桌，桌上有盏小油灯。
看潘场长两人有些迟疑，那个小亢说，咱这儿就这条件，觉得不合适那就回乡里去，每天来回跑吧。
两人无奈放下包。小亢说，晚饭安排在一个农户家，到时候会来叫你们的。说完这些，小亢就走了。
潘场长说，咱两出去走走，熟悉一下环境。两人出得们来，见每个屋子都是一户户的人家，住得挺挤。可能是白天的缘故，虽然这么多屋子挤在一起，也没有多少声息。两人穿过一道门，又是一个天井，天井的四面屋子，有的是开了门窗，有的看来是后墙。再往前走，廊檐下的小门又开往另一个方向。潘场长忙提醒，得记住这些门，别回来时找不着。
晚饭是有人来喊：“同志哎，恰饭哒（吃饭啦）！”进一老乡家，一人给一钵米饭。钵，一种小型陶罐，里面放上米和水，隔水蒸。一钵米，也就二两样子。菜呢，就是一碗红辣椒，辣得不得了。不能吃辣的话，那就只能扒拉干米饭，而且也就这么一钵，不管你吃不吃得饱。那农户的俩口和孩子，也围着桌子吃，都是这个样，你也说不出别的来。
饭吃得很沉闷。潘场长几次想挑起话题，问问你们的生活怎么样啊。男主人只是嗯嗯，女主人更是连个声音也没有。这是什么地方？潘场长肚子里真是不舒服。
一直等问到老潘他们住的那屋，老潘说：看你们住的都挺挤，怎么还空了那一间？男主人怪异地看看门外，说：那是个鬼屋，谁敢去住？再一问，才知道那屋子原先的主人，一家四口，在文革初都被砸死在里面了。家具杂什后来被别人搬空，就一直空在那儿没人管。这两年，外面有来村里调查那几年事情的，村里就按了张床，当成是“招待所”。老潘两人听得是面面相觑。
吃完饭天色已晚，虽然住宿的那屋近在咫尺，老潘他俩却认不出了，只能叫那男主人送了回去，帮着点上油灯。等人家走了，小商也忍不住说了，这是什么地方？
第二天上午，先后找了两户人家，想问问小马当时的情况。可人家都是神色紧张，摇着双手，站起来就走，唯恐避之不及，没人愿意对他们说。
下午他们约了村主任在村委会办公室谈，就是昨天刚来时那个红砖平房。等了挺长时间，村主任才来。那个村主任不是别人，正是昨天过来的那个人，姓俞。
姓俞的一进来，就很不客气：“你们这两个人要做什么？你们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你们不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却要为反革命分子翻案，到底居心何在！”
小商忙解释说：“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小马当时的情况。有什么情况你就介绍什么情况，不用上这么大的火啊？”
这个姓俞的一听，火气更大了，瞪起眼说：“老实告诉你们，当年揭发检举那个姓马的反革命言行的，就是我，你们想要怎么样？”
老潘两人无言了。
姓俞的又接着说：“我们这一派是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的，是我们牢牢地掌握了革命政权。这里所有的人都得听我们的。就是你们到啯里（这儿）来，也得听我们的。那个姓马的就是反革命，永远翻不了案。”
老潘说：“我们来，不是要翻案，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我们会尊重各方面的意见，也包括你们的意见。”
那个小亢歪着头跟老俞说：“莫跟他们多啰嗦唦。”那头一歪，才看见后脑勺上还有一道深深的刀痕，那是当年武斗留下的。
那个老俞也是一扭头，不管不顾地就走了。
小商对那小亢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就走吧，不用在这儿了。”
小亢半天没啃气，末了说：“那你们得问我们的主任。”
小商说：“你去对他说一下，把证件还给我们。我们现在就走。”
小亢哼了一声：“我才没工夫伺候你们。”
老潘和小商两人相视，又无语了。
两人只得往回走，小商悄悄地说：“这个地方怎么像黑社会似的。我们真要注意哎。”
老潘连忙摇手，示意别说了。
前面有一个人，扛着锄头，正慢慢地走着。老潘以正常速度走过去，不过还是挺警惕的。就在和那人擦肩而过的时候，那人突然开口说话了：“你们要了解小马的事？当时的巩校长现在退休在斯家冲，你们可以去问问他。”
老潘看他时，他头不抬、眼不转，依然慢慢地走着，却闭上了嘴。老潘四周一看，没有别人，但也没有停下脚步，只是在嘴里轻轻地重复着“斯家冲、巩校长”。那人点点头，依然没有看他俩。潘场长明白了，和小商以他们的速度继续往前走。在相交而过的那一刹那，那人抬头看了他俩一眼，眼神中是无尽的哀伤、痛楚，似乎还有种期盼；又是像有无尽的话语，却硬生生地被压抑着的欲言又止。那只是一刹那，在这一步之后，他又低下了头，慢慢地走着，拉在了后面。
当潘场长两人暗自庆幸有了新线索、这次外调不至于白来的时候，事态变得严重了。
睡到后半夜，其实他俩也没睡着，和衣躺着。突然那木棂子窗被人重重地拍了两下。两人惊起，小商抢在前面，大吼一声：“谁？”拉开房门。哪知房门外不知是谁搬了块大石头靠在了门上。小商一拉门，那石头就往里倒下。好在小商是军人出身，这点反应还是有的，他闪过一旁，便冲出门外继续喊着：“谁，谁！”此时，一道强烈的手电筒光从天井那头的小门照来，晃得小商睁不开眼。老潘毫不退让，大吼一声：“抓住他！”冲了上去。对面“腾腾”的脚步声响起，那人跑了。小商说；“算了吧”。老潘也知道这种情况下，人生地不熟，不宜穷追，两人便回了房。
此时，整个村落，那紧紧挨着的十几户人家，没有一家发出声响，更没有一个人出来问一声，静静地、静静地，像死一般地寂静。
天亮，潘场长两人找到俞主任，说了昨晚的事，要村里调查处理。老俞说，这怎么查？冒得人会承认。我又不是公安局，查不了。就是报告公安局，这种小事，他们也不会来查。
小商说，那我们没法工作了，现在就走，你把工作证、介绍信还给我们。
那老俞一个拧笑：还给你们？那你们得写下调查结论，那个姓马的反革命言行确凿无疑。我们村委会可以盖上章，不然，你们先别走。
老潘说，那你们还要留我们啊？
老俞说，可以啊，可以啊。我们是很好客的唻。
老潘说，晚上还来砸石头啊？
老俞说，你们要是不喜欢这个地方，可以换一下，换个清净的地方。
老潘胆子大，想看看这儿到底有些什么名堂，看了小商一眼。小商也点点头。
老俞叫小亢又领着他俩走了。临走，小亢还叫他俩扛上那破被子，说是那儿没有。沿着半山坡的小路，路更窄了，两边的草丛更高了，坡上的树林更茂密了。
经过一个场屋，一边是两间农舍，另一边则是已经倒塌了的废墟。看上去已经塌了有年数了，密密的茅草几乎淹没了残墙断壁。从草丛中露出的几段残壁，最高的也只到窗台。还有一、二根房梁，斜斜地伸了出来。小亢说，这就是那个姓马的家。
潘场长他俩稍稍地停下脚步，看了看，又一户消失了的人家的遗迹。
再往前去一段路，才到了给潘场长他们安排的地方，一个小场屋。一间正房，两侧都有厢房，他俩就安顿在西厢房。房东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小亢把他喊出来，跟他说了几句。那小孩的眼神也是愣愣的，什么也没说，不过看来小亢是明白他的意思。小孩推开那西厢房的门，小亢对老潘俩说，你们就在这儿吧，“恰（吃）饭呀（也）在细伢子（小男孩）啯里（这儿）。”
这小孩身世也很苦，是个孤儿。父亲在文革武斗中被对方刺死，母亲弃他而去改嫁他乡，毫无音讯。这些年来，就是自己一个人这么苦熬过来的。看他的表情始终是冷冷的仇恨的。
小亢走的时候，那个小孩（姓夏），靠上说了两句。潘场长只听得好像是在讲，……来干什么……算了……。小亢走了以后，潘场长想靠上去跟小孩聊聊，那小孩理也不理，自己转身进了他的屋，推上了门。
老潘俩进了西厢房，里面真的是家徒四壁。除了一张破床和窗台上的一盏小油灯，别无它物。看着窗外，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这世界依然很美。但是在世界上的这个角落里，怎么却这样的怪异。
傍晚时分，小亢又来了，不过不是来找潘场长他们，而是直接进了小夏那屋。小商这时正出来在屋后方便，听得声音，便转到了小夏的屋后，想听他们在屋里讲什么。但是，一是，泥坯墙厚，听不清；再是，湖南土话听不懂。把小商急死了。想把耳朵再凑近点，又怕被发现，只能干着急。不过，断断续续，还是听到一些片言只语：什么后半夜啰，什么你们再来啰，不要跑了啰。
等小亢走了，小商才回去跟老潘一说，两人觉得里面肯定有问题。要不要把那小夏喊来咋唬一下，把话套出来？估计要把小夏的话挤出来，凭他们俩是有这个办法的。但是再下一步，对手会做什么，就不可能再知道了。那样会更危险，不如自己先行动。
晚饭，他俩不动声色，跟小夏一起吃了。还是那样的辣，尤其是小商真扛不了，那也没法。看那小夏却是鬼鬼祟祟、贼眉鼠眼，眼睛一会儿往这儿看，一会儿往那儿看，就是不敢看他们俩。
老潘故意问：“今晚你还有什么事做么？”
小夏先是一愣，又慌忙答道：“冒得什么事做，冒得什么事做。”
“那好，今天我们也累了，过去早点歇歇了。”老潘说。两人就回西厢房去了。
渐渐地天黑了，老潘他俩要连夜走了。之前，他们已经很详细地研究了那张本县地图。出去以后要反方向走，不走村委会前面的那条路，而是翻过山脊，再过两个山坡就有条公路，沿路向前往邻县走。
等老潘上去推门，发现门却推不开了，已经在外面被反锁了。
小商紧皱眉头，推了推，也推不开。他过来使劲推窗，也推不开，就一拳朝窗扇打了上去。那些都是陈年老屋，木质已朽，那经得起打，一拳就碎了。小商再“几哩咔嚓”几下，窗户就全散了架。两人翻窗而出，看小夏屋里似乎有人影晃动，小商上去就拿一根小木棍，把那门鼻给插上了，叫他也开不开。
而后按计划走上山坡，在小树林里穿越。后面传来了小夏的敲门声和喊叫声。当他们翻过山脊，走上又一个山坡时，后面传来了不少人声，好几个手电筒在照来照去。老潘说，快走，他们找上来了。
两人又翻过一个山坡，后面隐约的人声似乎更多了。但他们毕竟不能确定老潘他俩逃脱的方向，灯光和人声散开了，也被老潘他俩甩得更远了。
到了公路边，两人商量不能沿公路走。因为老俞他们也一定会想到要到公路上找，他们也会猜想对方最有可能是沿着公路往外出逃。于是他们穿过公路后继续上山，在一个坡顶歇了下来，拿出地图看看，天太黑也看不清。往前也不能沿小路走，因为沿路会有村落农舍，会引起狗叫。虽然这儿的狗不算多，但只要有一个叫，就麻烦了。在山上走的问题是，对地形不熟悉容易绊倒，弄不好还会碰上蛇。湖南的蛇多是有名的，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讲的就是湖南。他们决定在原地不动休息。看着山下的公路上，还有一二个手电筒的光在晃悠，看来他们也已经找过来了。老潘他俩商量，如果他们上山来找，那就站起来走，如果他们不上来，就坐在原地继续休息看他们晃悠。
这一夜，就这么过去了。
15.2 两个过来人
天微微亮，看看山下的公路上没有人了，老潘他俩还是沿着山梁走了好几里路才下到公路，又走了好几里路才搭上了车到了县城。亏得老潘他俩都是军人出身，在艰苦环境中经受过长期锻炼的，身板子硬，不然还真过不了这一关。
老潘他俩的连夜出走，是完全必要的。田家湾村主任老俞就打算在那一夜领着小亢、小夏，把他俩砸死而后埋在山后面。要是有人来问，就推说不知道，他们自己早已经走了。当得知老潘他俩把小夏关在屋里自己逃走了，气得老俞鼻子都歪了，那真的是在追杀。一旦抓到，那就不堪设想。
老潘他俩又找到县公安局，把事情一讲，要求公安局严肃处理。值班的荣民警一听，只是一笑，说：这帮人真行，都现在了，还敢这样啊？我问一下吧。他电话联系了乡派出所。乡派出所已经接到了田家湾的报案，说是有两个人假借外调进村绑架村民、妄图加以杀害，被发现后连夜逃窜，请公安部门立即通缉追捕。
荣民警说，他们也真能编啊。他们人呢？对方答：已经回去了，走了一个多小时了。
荣民警直接打电话到田家湾村委会，找老俞。老俞他们也刚从乡里回来，听说是县公安局来的电话，马上接过话筒说，他们差点要杀人啊，他们差点要杀人啊。
荣民警说，他们俩就在我这儿，你过来啊？你以为你是在杀两个盲流啊？人家两个可都是县团级啊。你再这么莽撞，早晚要找到你头上。
老俞一下子愣了，连个屁也没有，过了会，放下了电话。
荣民警对老潘他俩说，还算你们机灵，跑出来了。要是被他们杀了，也就杀了。杀人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就算我们再去调查，你们也已死了，没有用了。
老潘说，我们还想去斯家冲，小马原来的校长退休了，住在那儿。
荣民警说，你们还要去啊？真是佩服你们了。想去就去吧，我也拦不住你们。这次可要当天去当天回哦。在下面村里，住什么住啊？明天一早再走吧。
老潘他俩表示了谢意，说，要不，今天有时间就找找当年的档案资料。
荣民警说，这又难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又分了公检法三家，谁知道放在了哪儿。那你们就一家一家地查吧。
查到下午，老潘俩还是在县法院找到了小马一案的原始材料，都进行了复印。那时县一级有复印机的还真稀少。
第二天一早，到县汽车站赶头班车，去斯家冲，下车还要走几里地。所谓“冲”，就是小山沟的意思，河水冲出来的一长条地。北方有的地方叫“夼”，那字体就更形象一些。好在荣民警昨天已跟村里电话联系过，叫巩校长在村委会等着。
老潘他俩一进村委会，巩校长起身迎接。巩校长很清瘦，头发花白，衣着整洁，像个农村老知识分子的样子。村干部也挺客气，把他们请进里面的办公室，让他们单独谈，气氛比田家湾好多了。
他们渐渐地谈起来。老潘说了他们在田家湾的经历，说这儿要比那儿好多了。
巩校长说，这斯家冲从文革一开始就是一派占压倒性多数，几乎没有另一派，所以打斗较少，结怨也较少，不像田家湾那儿，两派杀得太厉害。他们那儿一开始就有人做得太过火，抄家杀人。另一些人起来要保护自己，不打也不行，不杀也不行。相互间都把对方逼到死角没有退路，就杀起来没完了。到现在，这个账也算不清。稍微有点事，就往那上面想，就要先下手为强。这怎么能行呢？
讲到小马的事，巩校长长吁短叹，低下了头，“我心里有愧啊，我保护不了他呀。小马是个好青年，是个好教师，可惜了他。对了，后来他在你们劳改农场怎么样了啊？”
老潘说了，后来因为所谓的杀人罪被判了死刑。巩校长惊得目瞪口呆，久久说不出话，两行热泪潸然而下，好一会才懦懦地说：“我对不起他呀，我对不起他呀。”
巩校长说，他那时在田家湾小学当校长，看出来村里的俞书记想叫自己的儿子替下小马来当民办教师。可他虽然是校长，也没有权利处理这事。他想到要把小马调到另一个学校，可就算是小学教师在那时也是个热门，哪里也没有空缺。就算有，也轮不到一个偏远小学的来染指。眼看着村支书和他儿子硬来挤兑小马而毫无办法。他也私下劝过小马，遇事要忍。没想到在一件完全不搭界的事情上，硬是往小马头上扣上了反对毛主席的帽子。他也觉得他们做得不对，可是他也不敢说。那时谁敢说呀？小马被抓走的那天，他都没敢出来。第二年，他就申请辞去校长职务提前退休了。他说，亏得是提前退休了，要不文革来时，能被田家湾老俞那帮人砸死。那时他们那帮人什么人也敢杀。你们现在见到的村委会小亢，还是我的学生，就杀过三个人。文革后，也就判了一年劳教，出来后，跳得更高，更没人敢惹。那个俞书记的儿子顶了小马当民办教师才一年就不愿干了，顶上他爹当村支书了，称霸一方直到今天。你们现在要翻以前这些事，比掘了他祖坟还厉害，他能不和你拼命么？亏得你们跑得快啊，他们真的是杀人不眨眼的啊。
老潘问，那县乡政府不管吗？
“管？怎么管？”巩校长说，他们都是一派的，都是掌权的那派。他们能抓保自己、和自己生死与共的人吗？他们会替打他们、杀他们的对立面说话吗？早就没有是非原则了，只有赤裸裸的利益，还是和生命攸关的利益，能解得开么？要怪就得怪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这些恶果。不彻底地持续地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极左思潮，这些结永远解不开、理不顺。这些问题不解决，这些人是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文革中他们能打着革命旗号整人杀人，今天他们就照样敢把你们都杀了。你们也看得出来，他们手里抓着权，老百姓哪个敢开口说话。当然，这些话，也就到这扇门为止。出了门就不要再说了。这儿的村干部也不愿听这些。
老潘俩再三表示感谢巩校长的这番肺腑之言。
巩校长又长叹一声，我也是多少年了没有地方说这些话，也就是你们外地的来了，才敢说说。
临结束，巩校长写了份证人证言，还认真地签字按手印。
因为要赶回县城，中午也不留下了。巩校长依依不舍，陪他们走了几里山路，直到上了公路，等长途车过来，把老潘他们送上了车。
回到县城，老潘还想到了最好能见见当时的办案人员。一问，当年该案的主审法官是现在的司法局局长，姓库，快要退休了。
库局长开始不愿意见面谈这些，潘场长好说歹说之后，看在都是转业军人的份上，同意在办公室谈一下。
见面落座后，库局长说，你们转业安排在边疆劳改农场，条件那么艰苦，常年在那儿，真是不容易。还为二十年前的一个小小犯人那么大老远地跑过来，不见你们有点讲不过去。可这些事，谁也不愿意再提起。谁都知道这些事情做得过了头。连我当年给这案子落笔的时候，也知道是过了头。可有什么法呢？你个人有什么法呢？当时形势就是那个样，政治环境就是那个样。上面要的就是这个压力，就是要显示他的无限权力，不允许有任何的挑战和怀疑，哪怕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挑战和怀疑。你不跟着去压别人，有人就会来压你。不是现在替自己说好话，当时我也是顶着压力，上报时把十年徒刑改成四年，结果批下来还是十年。唉，谁知小马连三年也没能扛过去。
现在又要纠错，谁愿意纠呢？虽然我刚才说了我还有点良心，但是真要纠错，我也不愿意啊。案子纠错了，不就是否定了办案的人吗？变成你在那个时候，也是跟着错误路线跑了吗？
唉，该纠就纠吧。我们这些人多少风雨、多少磨难都过来了，说点什么就说点什么吧。人家小马人都不在了，我们还去多想什么呢？是吧。
你们说到了田家湾。现在不是一个田家湾的问题。一些农村基层政权变了味啦。有的是文革时遗留下来的一派组织彻底掌了权，有的是原有的领导班子变了质，有的则是黑社会组织渗透、篡夺了权力。这些势力在一些村子里横行霸道、一手遮天，完全没有了社会主义的味道。上级政府管不住，或不想管，有的甚至就是保护伞，睁一眼闭一眼。田家湾的情况，他们不知道吗？连我都知道，他们会不知道？你们问我，你怎么不去管？我怎么去管？管不了那么多啦。我明年也就退休啦，安安稳稳地退吧。况且，这也远远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事。
我说啊，像田家湾那种情况，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好。文革虽然被否定了，但是没有触及到它的根本性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很多思想认识问题、很多浅层次的具体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比如有个说法，叫“宜粗不宜细”。从理论上讲，话是说得不错，但是太笼统。什么叫粗，什么叫细，没有说明白。对文革的错误高举轻放，都推到林彪、四人帮的身上，能解决问题么？不彻底地批判极左路线及其根源，就会给那些死抱左倾思想、坚持左倾做法的人留下了余地。给他们日后为极左翻案、甚至再次上演文革悲剧留下了余地。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只是到时候具体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前些年，我们也按照下达的文件精神，处理了一些文革中明显乱杀人的犯罪分子。但案件太多，也很难办。具体到哪一个人的，他又会一口咬定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主观愿望是好的。他老人家说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他们只认错不认罪，只是有些事做过头了。上头还有人为他们说话，说是还是娃娃么，能有多大错啊？在台上的和他们是一派的，你叫我们怎么下手处理啊？唉！好多事讲不通，说不清。
还有什么办法？我看只好糊里糊涂地拖，拖他几十年，拖到大家淡忘了，拖到一代人、两代人都死了，也就过去了。用文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让岁月的长河去冲淡人们的记忆、磨灭人们的伤痛，到可以哀悼的时候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库局长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又说道：可这些创伤会轻易地忘掉么？前些日子，广东有个三十多岁的年青人杀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因为那个老头二十年前文革时杀死了他的父亲。他天天记在心里，天天在找机会报仇。想着靠掩饰、靠遗忘、靠转移目标，都不是办法，那只能是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在不断产生。
库局长说完，摇了摇头，有点失神地望着窗外。
大家都沉默了。潘场长、商场长原本并不了解刚认识的这位司法局长，但库局长那么不见外，对他们一见如故，说了心里话，尤其是最后那些话，无疑刺中了他们心头的疙瘩。这疙瘩，是一种眼下一时说不明道不白的东西。历尽沧桑的潘场长不想多说什么了，缓解一下凝重的气氛，用轻松地口气说：“库局长啊，不管怎么样，总算有了今天，不要急，慢慢来吧，总会好起来的！这回真是谢谢库局长！”
库局长说：“是我讲得悲观了吧。呵呵，但愿不是这样吧。如果不是这样，那不是更好么。我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办法。他们会有他们的办法。相信他们会比我们处理得更好。
这个案子，最后怎么说？你们办吧，按你们的意见办。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会尽量配合的。
都是希望社会往前发展，希望国家变得美好。我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
“对对，还是库局长说得对！”潘场长和商场长被库局长一片真情感动，多天来的紧张、愤懑的心情一扫而光。他们三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使劲地握着摇着，久久没有松开......
这次调查总算较好地完成了。商场长回去后，整理了一份报告要求有关部门改正原有结论，还小马一个公正。后面还附上了巩校长、库局长等人的证明材料，和办案单位一些原件的复印件，应该说，材料的证据是充分的，提出的改正结论是有根据、有道理的。劳改局将此转给了原案件受理单位麦提那县法院和湘南县法院。半年后，两个法院都发出了对小马撤销原有判决、宣告无罪的文件。
这是一份因为大的形势已经转变而来的文件，是一份经过了像商场长、潘场长、巩校长、库局长和那个路上不知名的人等等这些还有良知的人努力而来的文件，尽管又是一份迟来了二十年的文件。
潘场长收到了商场长寄来的复印件。他激动地给李辰、给纪海洋、给经大臣、给龙头镇的人讲小马冤屈的故事，唯独没有讲他在田家湾那惊魂的一夜。
平反的文件到了田家湾，被俞主任“呸，呸！”吐上两口痰，又用力撕碎后扔到了墙角。好在那时还没有国家赔偿一说，要不然，那个赔偿受害者的钱回到村里，也就到了加害者俞主任的口袋里。这种并不滑稽的滑稽事，可并不少见。
五三农场那边，连小马的遗体埋在哪儿也无从找寻，更不用说小马的爹和娘。商场长把平反的文件贴在了小马当年牢房的门上，算是个告慰。
南疆麦提那无边无际的或烈日如火或风雪呼啸的荒漠，还能记得那个瘦小忧郁的小马吗？还能记得他那苍老无助、颤颤巍巍的爹和娘吗？
他们在滚滚沙尘中的冤魂，能就此安息吗？也许，他们已化成那沙尘里的一粒，在大漠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