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大字报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这份大字报言辞犀利，说“要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校党委。
这份大字报的出现，反映了党内高层斗争的一个重大进展，是“左派大将”康生把大字报的底稿用专机直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作了批示：“伯达、康生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见：《毛泽东传（1949-1976）》，绛先知、金冲及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广播的第二天，《人民日报》还配以评论员文章，高度评价、全力支持这份大字报，说它是一张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是当代的巴黎公社宣言。用词热情，溢于言表。这个过程，本书不再多叙。就整个社会而言，就群众直接感受而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就是这一天，尽管实际上应该是从这之前的五月中下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算。在那次会议上，做出了几个重大决定，有：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组成新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通过“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改组北京市委等等。这份大字报是这次会议事态的延续。
这份大字报的公开广播，比大字报本身的内容，更有重大含义：它被形象地比喻为“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它突破了被认为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有关大字报内外有别等等规定的种种限制，把斗争从党内高层引向社会，直接向全社会发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号召；是把在文化领域中的理论性批判，转变成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斗争运动；也说明正常的党内分歧，已经无法通过或不想通过正常的方式，而是要采取一种风险和代价极大的极端方式来解决。
从这一天起，到七月末撤走工作组、红卫兵兴起，是文化大革命公开发动后的第一阶段。在这段日子里，文革由过去通常的那种政治运动，演变成了一场谁也意想不到的非常规的暴力运动。
12.1头一炮
西北村，龙头镇，也不例外。尽管那时，他们还没见到过大字报。
第一个在心里激起浪花的，是李辰。应该说，在他心里激起的不只是浪花，而是波涛了。
林海秀把热腾腾的地瓜干、玉米饼端上了炕，“趁热快吃吧。”炕桌上已经有了一碟咸菜。平时，他们也就是这样的饭菜，能吃上两顿干的，比前些年已经很不错了。
李辰坐在炕边，手里拿了本书，嘴里哼哼点着头，眼睛却一动也不动，显然他是在听墙上的小喇叭呢。
农村里那个小喇叭，对于基层管理可是起着大作用呢。村里有什么事，干部在喇叭里一喊就行了。要批评哪个人，干部就在喇叭里骂上几句，全村人就都听见了。如果事情不严重，第二天，那个人一出门就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如果是严重的事情，联系到阶级斗争了，第二天，大家就躲这个人远远的。
全国性的事情更是这样的了。别看这小喇叭，天天能传来中央的声音。上面一句话，喇叭里一响，千山万水，千家万户，也立马全都知道了。所以农村里的人，尤其是多少关心点政治的人，这小喇叭是每天非听不可的。
林海秀看李辰听得认真的那个样子，也不奇怪。她知道，李辰是天天这个样。
他们的女儿婷婷，三岁了，长得乖巧可爱，爬过来，拉着她爹的衣襟，喊着：“爸，爸，吃饭啦。”
李辰一反平常喜欢和女儿打闹、嬉笑的劲头，唬着脸，还朝婷婷的身上打了一下。
婷婷刚想哭，只见李辰站了起来，立在炕上，把脑袋都靠到喇叭上了。
“还有什么要紧的事吗？”海秀问。那喇叭的音质已经不太好，嗞啦嗞啦的杂音很多，李辰也不愿意上大队找人去修，一直这么凑合着。海秀没有仔细去听，也就没注意是在讲什么。
李辰直摆手，只管认真地听，不去答话。
直到听完了，李辰才坐下来，拿块地瓜干啃。海秀说：“都快凉了吧，我去把饼子热热。”海秀向来是自己吃地瓜干，把饼子留给李辰。海源这一带，是把玉米面和水以后，揉成面团贴在大铁锅的锅壁上，熟了以后铲下来了，就成了饼子（即玉米饼子）。不同于别的地方，把玉米面团揉成圆锥形后隔水蒸，那叫窝窝头。
“不用了，不用了。吃点地瓜就行了。”李辰低着头啃，似乎不想多说。
“怎么啦？有什么事吗？”海秀也挺关切地问。
“刚才中央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一篇大字报。”
“大字报？听说城里有些学校又有大字报了。五七年，不就是因为大字报，才……”海秀说到1957年，那就是反右的事了，这样的伤心事不想再提了，所以把话又吞了回去。
“很多事情就是搞不懂啊，所以我才仔细地听。这份大字报，直接把党委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真是厉害啊。”
“这么大的胆子啊？”海秀也很惊讶。
“问题不只在于写的人胆子大，而是把它拿出来向全国人民广播了。这可是不一般。”
“难道还要叫人家起来批评领导，反过来，再打……”海秀还是没把“右派”两个字说出来。
“不像，怕是不像。这一年来，一会儿批判这个，一会儿批判那个，一直没停歇。这会儿嗓门又更高了，恐怕是事情还没完，还没有找到真要打的地方。”
“还要打什么？还要打右派啊？”海秀还是没憋住，把右派两个字说了出来。
“恐怕不是那么简单。这次，恐怕跟五七年不完全一样。”
“那会是怎样呢？”
“我也搞不清楚，还看不明白。”
“那我们怎么办？你可得小心再小心，不要再搭进去了。这个家，全指着你了。”
“是啊，是啊，所以我很仔细地在听。往下更要步步小心了。”李辰沉重地应道。
小婷婷也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劲，一会儿看看她爸，一会儿看看她妈。
知识分子对这种事，一般要更敏感一些。
龙头中学的校长肖福兴也是这样。两、三天后，他在办公室里，推上门，独自一人，把刊登着那份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报纸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他也想要找出时局变化的蛛丝马迹。
他皱着眉头，又一次地把报纸摔下，扔在了桌上，一屁股坐了下来。他知道事情不一般了，但是，说不出究竟怎么不一般。是再一次搞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还是在机关、文教单位来一场比农村更厉害的社教运动？实在看不出来，唯一能看出来的是，这不会仅仅是上次宗发奋来催的批判“三家村”的事了。
难道是再揪出一个彭德怀？不对呀，揪出彭德怀，一个庐山会议就行啦，还用这么大动干戈吗？肖福兴，以他一个中学校长的水平也想不下去，和不敢往下想了。他只知道，要出大事了。
也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么敏感。石校长下了课，回到办公室，见桌上摊开了好几张报纸，肖校长又一脸的严肃，就知道个差不多了。
“肖校长啊，报上有什么新消息啊？”
肖福兴吐了口气，才慢慢地说：“北京大学的这张大字报啊。”
“噢，我也看了。”石校长说，“北京的事儿就是多，还是我们这儿好，平平静静的。”
“能平静就好啊。”肖福兴似乎不想多说，却又显得心事重重。
“当然，当然，我们还是教好我们的学，管好我们的学校。”石校长对那个话题也没有更多的兴趣，一句话又回到教学的老本行了。“宗书记实在要催，我们就开个教师批判会。嘿嘿，也就过去了。”石校长又补充了句，看来他的思想还停留在一个月以前。
北京大学的这份大字报，不但对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更大。
肖福兴的儿子肖胜利，是本校的高三学生，工作能力还挺强，担任着校学生会主席，这倒不是因为他爸的缘故。
他这时不但听到了广播的这份北大的大字报，也听说省城的一些学校里学生也动起来了，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他感到革命的形势越来越热烈了，他和他的同学们也该做点什么了。可是，在这儿，在海源，在龙头，似乎一切还都静悄悄的，什么也没发生。应该批判点什么。批判点什么呢？报上说了，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海源有吗？县里的事，不知道。龙头有吗？公社的事，也不知道。知道的就是学校里的事了，学校里有什么资产阶级路线呢？他想来想去，没想出来。不会吧，不会没有吧。不是说了，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龙头中学怎么会没有资产阶级路线呢，至少有资产阶级的影响吧。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龙头中学怎么会没有呢？有的话，又是什么呢？对了，学校冷冷清清，在革命浪潮之下冷冷清清，还在那儿按部就班、上课下课，这不就是问题吗。对革命不热情，不支持、不鼓劲，不就是问题嘛。
对，这就是问题。可是，又来问题了。讲这些问题，不就是自己老爸的问题吗？自己老爸是校长哎。应该说自己老爸是有责任的，新来的石校长也要承担责任。再说，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吧，改变一下态度，对革命热情一点，支持一点，不就行了嘛。
肖胜利也要写大字报，在龙头中学带个头，至少让别人看看自己没有白当这个学生会主席。但他还是走到外间，跟他爸说了这个想法。
肖校长没有觉得意外，这是迟早的事，自己儿子不写，别人也会写。
他沉吟了一会儿，说：“这个运动，不参加不行，参加也不易。要慎重啊，处处要慎重。前后左右要多看看，走路要可进可退，讲话要留有余地。这些，对你们年轻人来说，也实在是难为啊。”又想了想，说：“对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可以提。比如工作热情不高，暮气沉沉；对年轻人不够理解，不够支持。这些问题是有的，应该批评。”
肖福兴满腹心事地对儿子说这番话。他体谅儿子这么做，虽然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风险。
肖胜利当晚就写了起来，题目叫《批判我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想不对，话太重了，就在后面加了三个字：“的影响”。改成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校的影响》。看了三遍，觉得对老爸狠不下这个心，又把“反动”两个字去掉了。再看看，又觉得份量轻了，哪像个革命的战斗的大字报啊。实在没法，狠狠心，在最前面再加上“彻底”两个字，这样就显得有点力量了。大字报的最后，写上：“校领导、党支部要积极开展工作，热情支持青年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肖胜利这才舒了一口气，觉得这样对革命、对同学、对老爸、对自己都能讲得过去。作为一个中学生能想到那么多，实在是不容易了。
等抄写好，已经是后半夜。他伸头看看睡在外间炕上的父亲，心里也是一阵的酸。这些年，父亲是又当爹又当娘的，把他拉扯大。这回还要往他身上不说是用刀割，也是用针刺。肖胜利无声地叹气，把头悄悄地缩了回来，上炕睡了。
其实肖校长没睡，他怎么能睡得着呢。革命在促动着他儿子，要对他有所动作。他知道儿子的苦衷，唉……
第二天一早，当肖胜利拿着卷起的大字报，走到学校门口，要贴出全校、全公社第一张大义凛然的革命的大字报时，他愣住了。
这儿把学校的平面布置，大体说一下。龙头中学在镇的东门外，大道的南侧。大门朝北开，门口也没有传达室这些，就竖了个木板的布告栏。门上有两扇铁栅门，也很少关，晚上也不关。就是这围墙，也是前两年，刚从困难时期出来，为加强对教育的投入才修的。进去，就是操场，四个篮球架，那是龙头镇上最好的体育设施了。在操场的靠北墙处，垒了个土台子，开会时当主席台用。操场的南面，有六排平房。第一排是办公楼、图书室、实验室这些；后两排是教室，再后两排是学生宿舍，最后一排是食堂、仓库、教师宿舍等。每一排房，实际是东西两幢，中间有条路。南墙上，有个小门，很少有人走。没有礼堂这些，有个教工食堂，还当大会议室用。学生们的主要活动场所，当然就是操场了。
肖胜利走到学校，没想到在靠校门口的北墙上，已经有好几张大字报贴上了，挤着好些同学在那儿看呢。
他走近一瞧，大标题豁然醒目：《揪出大右派李辰！》《肖福兴是包庇大右派的黑后台！》
他气得自己手里的大字报差点掉在地上。从墙上那歪歪扭扭的字迹，他猜得出这些东西是谁写的。
是的，不错，正是他，秦有理写的。
秦有理，姜雪花烈士和西北村贫协主席秦德才的儿子，自小在黄港福利院念书长大，受到党和政府的特别照顾。即使是大前年回龙头上初中，也仍然有政府补贴。他在政治上受宠，一直是学生干部，现在是高二年级的团支书。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秦有理，对党和政府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有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他一直以烈士子女自居，总觉得自己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要由像他这样的人举起革命的大旗，接过革命的班。所以他觉得，他对革命的感情最纯，任何人都没法和他比，他的血管里流着革命的血，他对革命有着无比的向往、激情，甚至冲动。
回到龙头以后，他对什么都看不惯，包括他父亲。这里的一切都太落后，太狭隘，没有一点革命的气氛。即使是社教运动，他也觉得不够革命。就是嘴上说说，最后什么结果也没有，算什么革命。至于他父亲，他也很看不起，觉得那不过是个猥琐小人，就知道眼前那点一个馒头、一杯酒的好处。在学校里，现在的学生会主席是肖胜利，在他看来，那不过是沾了他爹的光。等今年夏天，姓肖的一毕业，这学生会主席就是他的了。不，按说现在就该是他的了。
他，秦有理，最欣赏毛泽东的那首诗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才是革命情怀啊。什么时候，自己才能碰上大革命的一天呢？眼前，眼前风起云涌的文化革命，不就是一生难得的革命机会吗？他不能等待，这是革命在向他召唤，他从血管的膨胀、热血的激荡中感觉到了这种召唤。
今天，眼下，学校里要贴大字报了，北京大学带了个头，省城的、黄港的学校里也都有大字报了。在这个学校里，自己就应该带这个头，要超过肖胜利，要像个学生会领袖的样子。姓肖的他爹是校长，他肯定不敢出来贴大字报，肯定不敢去批资产阶级。我，姓秦的，就敢。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在这场革命中，我就可以尽情地表现，就能走在所有人的前头。
看我的吧，终于有我振臂一呼的时候了。
果然，昨天晚上，他刷刷地写了好几份大字报，而且也不需要像肖胜利那样冥思苦想、反复斟酌，更不必去管字写得好看与否。
在他看来，龙头中学的革命打击对象很好找。李辰，大右派，现成的一个。任何时候搞他，都不会有错。接下去，那就是当权派，刚结束的社教运动不是已经说了，要整那些当权派吗？批判“三家村”，不就是三个当权派吗？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点名批判陆平什么的，不也是三个当权派吗？罪名呢？那还不好找，包庇右派，不支持革命运动，等等等等，怎么说也能说上几条。
刷刷地一写，一张少了，再来一张。批一个人、两个人少了，还有那个新来的石校长，虽然还不认识，没讲过话，但那也是校长，也是当权派，跑不掉。还有呢？还有那个平老师，教导处的平老师，别看是女老师，也批一批她，这样的大字报，看的人一定多。一下就写了好几份，到底是几份，他都没数。
一早，拿到学校，就都贴上了。
一下子，就围上了好多同学看。秦有理开心地笑了。
龙头中学，龙头镇的文化大革命，应该说也就此开始了。
12.2初露锋芒
秦有理的大字报一出，轰动了整个校园，连镇上的一些人也来看了，想看看大字报是个什么样。1957年的反右，虽然有过大字报，但龙头中学太小，没等贴，李辰就被抓走了，所以龙头的人还没见过那大字报是啥样。
肖胜利的大字报一出，就更热闹了。同学们、老师们、街上来的人，不但是看，还在比较，还在议论。
“李老师的右派，早就摘了帽，现在还说这，干吗呀？”
“不能说肖校长是黑后台吧？那次批判李老师的会，还是肖校长主持的呢。”
这话传到肖校长那儿，他听了真不是滋味。这是在替他辩解呢，还是指责呢。
“还是肖胜利说得对，校党支部要站出来领导运动。”
“……”
“当，当，当……”大家还在议论没完呢，挂在大树上的一根长条钢板敲响了。
“上课了，上课了，进教室上课了。”平近芳在喊着大家上课，但没怎么有人听。
“快走！谁还在这儿看，就记名字，处分！”石校长对此很生气，没想到在自己学校里也有学生这么不听话的。
同学们这才陆陆续续地进了教室。
这些天，秦有理在课堂上已经听不进去了。这一炮打响了，他成了全校、甚至全镇瞩目的人物，走到哪儿，都像英雄一样，很多人都看着他，很多人都围着他。但是，这还不够，肖胜利也贴了大字报，而且还有一些人说肖胜利讲得有道理。怎么才能超过他呢？这是秦有理这几天最操心的事。
几天来，秦有理也在认真地听广播、看报纸，也在急切地打听各处的消息。他想起来了，下一步要是能开个批斗会，这一下就能吸引全校、全公社的目光。别的地方都有斗领导的了，咱这儿斗个右派还不行么？不过开斗争会，一个人不行，还得找几个。他从经常围在他身边的人找起，也找到了几个愿意跟他在一起的人，比如说申光荣。
先说申光荣吧。
就是当初土改分房子住在李芹家的那个申老汉的孙子，从西面的那个省下放回来、父母双亡的申光荣。那时从北京传来一个说法，叫“红五类”，就是按阶级划分，那些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的家庭成员就属于“红五类”。这些人才是革命的主力军，才有资格参加革命。申光荣觉得自己比秦有理这个“红五类”还要“红五类”。他的大伯被日本鬼子杀害，应该算是烈士（但是没评上），他爹是正儿八经的农村很少有的产业工人，他爷爷是几辈的贫雇农。红五类里能占上三项，根正苗红得没有再比的了。自己又憋曲压抑了那么多年，连土改分给他爷爷的房子也没给他。改天换地的积极性，他有的是。带头闹革命，本应该非他莫属。可秦有理有他爹在，气势比他要大多了。申光荣明白也只能跟在人家后面闹腾了。
秦有理毕竟还是个学生，不敢就这么出手。等了好几天，看看不能再等了。全国的温度在上升，龙头中学的劲头，反而好像要过去了。那贴在墙上的大字报，都已经破了，就剩了几个纸条在风中飘摇。这天下午，他心一横，决心一下，就跟申光荣说了。申光荣很高兴，连说：“好，好，就应该有点革命行动。那现在咱往哪儿去？”
“咱们先到校长办公室，要求校长把大右派李辰交出来，让革命群众批斗。”
“好！”申光荣很积极，还向旁边的同学一招手：“要革命的，跟我们走！去批判资产阶级，批斗大右派！”
还真有一些同学跟他们走，边走还边喊：“我们要批判资产阶级！”
小小的队伍往前走着。后面有个壮实的扎着两个小辫的女孩子飞奔而来，“我也要参加，我也要参加！”
“谁啊？瞎吵，别影响咱们的革命行动！”走在前面的秦有理不耐烦地问。
“还不是那个王溪，非要参加。”申光荣一直跟着秦有理，往后一看说。
王溪拼命地跑来，全然没有妙龄少女常有的矜持。
王溪自己一个人在中学里住宿念书，觉得很孤独、很无助。尽管现在的养父母、王山哥、丁姐都对她很好，可是一次次地运动，他们的日子越来越难熬，都顾不上自己了。去年因为那个从没见过面的哥哥在台湾，又被全家赶到了北山，已经成了和地主一样的反革命家庭。生母因为舍不得自己的女儿，没有走远，嫁给了包金贵，可还是一个国民党。亏得公社、村里有人替她说了好话（不知道是谁），自己才没有被一起赶到北山。社教运动又一次使她这个才十六岁的女孩子知道了政治斗争的厉害。她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去靠谁呢，去指望谁呢？只能去靠革命，指望革命队伍能收容她，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员，才能有她的出路。她越来越清晰地明白了这一点，脚底下更加快了脚步，跑到了队伍的前面来，喘着气说：“我也要参加。”
“我们是去斗右派，是去搞革命行动。你家里是国民党，你妈也嫁给了国民党，你不能参加！”秦有理一口回绝。
“可我自己出身贫农，我亲爹是给地主逼死的，为什么不能参加？我就是要参加革命，谁也挡不住我。”王溪态度坚决，嘴也很利索，两个小辫随着说话也一翘一翘的。其实，她爹是五十年代初灾荒饿死的，不过秦有理他们不知道这些。
“好，好，参加吧，也不多你一个。”秦有理犟不过，就不多说了，还是开批斗会要紧。
他们来到校长办公室门口。两位校长都在。
很多同学不敢往里进，有的退到后面去了。还是秦有理站在最前面，对校长无所畏惧地大声喊着：“请校长把大右派李辰交出来，让我们革命学生批斗！”
没等肖校长说话，石校长先站了起来：“这些事情，县教育局会有统一布置，不是像你们这样乱来的。”
“我们要参加文化革命！”申光荣紧挨着秦有理，胆子也能大一点，就喊了起来。于是，后面也有三五个同学跟着喊。
“不像话，你们还听不听领导的话！”石校长有点火了。
“我们要批判资产阶级！”秦有理还是不退让。
“不要再讲了，马上到上课时间了。上课钟响，没进教室的，就是违反学校纪律，都要受处分。”石校长很坚决。
“同学们，回去吧，先回教室去吧。有事情，我们慢慢再商量。文化革命是个大事，不要着急，不是就在这一、二天。好吧？”肖校长这才慢慢地说。
“当，当，当。”钢板的声音又敲响了，上课的时间又到了。
“走吧，快走吧！”石校长挥着手，轰他们走。
“我们就是不走。校领导不支持我们斗右派，就是不革命！”秦有理拧着头，挡在门口，就是不走。
“我们就是不走。”申光荣也跟着喊。
“我们就是不走。”王溪不知从哪儿来了胆子，也喊了声。
“我们就是不走。”后面有些学生也跟着喊了。
李辰在后面一排的教室门口，知道了这件事，也听见了前面的吵声。他沉吟了一会儿，自己走了过来站在人群后面，说：“同学们要批判我，完全可以，应该批判。但是，是不是等下了课以后，我过来接受你们的批判。”
这几句话，把现场都镇住了，立刻静了下来。
秦有理也没想到会有这一出，愣了下，“你，你，你……”
还是申光荣先反应过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什么呀？现在就批！”
“对，现在就批！”秦有理也回过了神，和申光荣两个推着李辰往操场前的土台子走去。
后面的学生马上也起哄：“斗右派了，斗右派了，去看斗右派了。”吵吵嚷嚷而去。
已经进了教室的学生们，有在门窗边探头看，也有胆子大的跑了出来，更多的是坐在座位上不知所措。
秦有理把李辰推上操场那头、靠北墙边开大会用来当主席台的土台子上，开始了批斗。“你老实坦白，你有哪些右派言论！”秦有理并不知道当时李辰是为什么而打的右派。
“有，有反苏言论。”
“有什么反苏言论？快说！”申光荣也很起劲。自己从来没有在这台上站过，今天不但能站上来了，而且还有这么多人看着他，使他浑身热腾腾的。
“那时有句话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说苏联的情况跟咱们不一样，人家是集体农庄，咱是合作社，不能简单地说人家的今天就是咱的明天。”
“好小子，你反对苏联……”秦有理刚举起手，不知是要打下去还是要呼口号，觉得不对，手停在了半空，扭头问申光荣：“他反对苏联？对不对？”
“现在苏联是修正主义了，他反对苏联？”申光荣一时也转不过弯来，看见下面几十双眼睛都在紧瞪瞪地看着他，就急了：“他反对苏联，结果把苏联变成修正主义了。真是罪大恶极，罪大恶极！”
“对，对，李辰把苏联变成修正主义，罪大恶极！”秦有理也喊了起来。
连王溪这样没什么头脑的人都在想：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苏联今天变修了，明天我们呢，也要那样吗？如果这句话不对，为什么讲这几句话又要打成右派呢？当然王溪还远不到明白在政治上此一时彼一时的程度。
“呵，呵。”下面都笑了起来。
两个校长这时都已赶了过来。
“不许胡来！”石校长大声说道：“李辰老师早就摘帽了，不是右派分子了。他是我们龙头中学的老师，也是你们的老师。如果他有错误需要批判，那也是由学校来组织领导，由不得你们乱来！”
肖校长也过来拉着李辰的手：“李老师，下去吧，下去吧，不用管他们。”
秦有理还有点意犹未尽，但看着石校长对他瞪着眼，除了“哼”的一声，也没有别的办法。
其他同学见此情景，也就“嗷，嗷”地散去了。
12.3派出工作组
校园里的动荡局面，越来越厉害了，成了全局性的问题，尤其是北京的高校最为典型。6月18日，北京大学某些人开了次批斗黑帮大会，出现了戴高帽、挂黑牌、罚跪打人等情况，开了个极其恶劣的先河。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等人，为了稳住局势，按照过去的惯例，在没有其他领导反对的情况下，陆续向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试图把运动纳入可控制的轨道上。此时，不管刘少奇是否已经察觉到毛泽东的意图，他也只能走这一步了。于是，全国各地也迅速照此办理，纷纷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却非常短暂的阶段。
面对学校里这种非同寻常的状况，石向上着急得不行了。学校这副局面不能指望肖校长。临来龙头时，程局长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不能指望姓肖的，要靠你了。可是，他知道，照这样子，很快他也就控制不了了，所以，急忙打电话给程贵安。
“程局长，不行啦。”
“怎么不行啦？出了什么事啦？”电话那一头是程贵安。他还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但是语气比以前更要沉着威严一些。
“有学生批斗老师啦，都不听我们当校长的话啦。”
“呸！连学生都管不住，还当什么校长！”程贵安对下属是越来越严厉了。
“是，是。局长，您要是有时间，是不是抽空到龙头来看看。”
考虑到全县也有几个中学多多少少有这种情况，相对来说，龙头他还比较熟悉，下来看看也行，省得有别人说他是官僚主义。
“那好，我明天就过来。”
程贵安对这种事也是很认真、很积极的，一早就蹬着自行车赶到了龙头，一头就钻进了校长办公室。这时，学生刚吃完早饭。
“怎么个情况？”程贵安上来就直入主题。他办事、说话，不能不说不麻利。
石向上把事情前前后后都说了下。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
“我们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肖校长揣揣不安地说。
“哼。”程贵安对他所鄙视的人和事，照例是从鼻孔嗤出口气，连看都不看。
“连怎么办都不知道？连脑袋丢了都不知道！”程贵安猛地一拍桌，声色俱厉地说起来：“这是阶级敌人在向我们猖狂进攻，这是比1957年反右更严峻的斗争！”
“秦有理他们斗的就是右派啊。”石校长提醒说。
“糊涂！他们明里斗的是右派，实际上是在向我们挑衅，说我们不行，要把领导文化革命的大权抢过去！这样严重的阶级斗争还看不出来？”
“那秦有理还是烈士后代，贫下中农出身哎。”石向上也知道秦有理是革命先烈姜雪花的后代。
“糊涂！”程贵安又一个“糊涂”砸了过来。“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以为阶级斗争就一定是地主老财明目张胆地向我们进攻啊？所有向我们挑衅，所有想要夺取我们权力，哪怕是想要分一部分权力的人，都是我们势不两立的敌人，不管他以前是谁。”
“是，是，是。”肖、石两人连忙点头称是。
公社的宗发奋也闻声赶了过来。这种事情，怎么能少了他呢。
“是啊，这事情不管不行啊。”他一进门就很严肃地说上了。
程贵安还没说完呢：“现在，省城里已经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了。虽然有关通知还没来，不过，我看，我们县可以先向你们这儿派工作组，作为试点。”
“对，对，我们这儿刚有了社教运动的成功经验，中学里的这点事，我想是不在话下的。”宗发奋倒是先抢着说。
肖、石二位更是赞成了。
“我马上回去向局里汇报，尽快派出。”
“最好能以县委的名义派。这样吧，我也向县委汇报，我们公社党委也要积极参加这项工作。”本来这事公社完全可以不掺和的。宗发奋就是这样的人。
程贵安难得一笑地说：“宗书记的这种精神真值得学习。工作组，公社的同志也可以参加。这样更好，几方面的力量可以合起来。”说完就站起身来。
“程局长，等吃了午饭再走吧。”肖校长说这话，倒也不是在敷衍。
程贵安摆摆手，“这种关键时候，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那时的程贵安不但精神头足，身体也很好，骑个二十多里地的车，就算有小塂，也不当回事。
难得有这样神速的办事效率。程贵安回县里的第三天，电话通知就来了：县委决定向龙头中学派驻文化革命领导工作小组。组长是县教育局的一位科长，姓管。宗发奋、石向上任副组长。而且第二天，就文到人到，程贵安领着管组长就来了。县里也知道，火已经烧到眉毛了，能不急吗？
这位管组长，以前是部队机关的一个连级股长，转业到海源也已经五六年了。对机关工作倒也适应，就是觉得提拔太慢，现在还是政工科的副科长，比比转业到其他地方的、或是留在部队的，都比自己强。他不知道，海源是革命老区，资历长的人多，提拔相对要慢。不过，他也知道，这次可是个机会，表现的时候到了。
中学里已经摆出了开大会的阵势。学生们都按班级整齐地坐满了操场。土台上摆好了一排桌椅，当主席台用。上面连横幅也没挂，来不及了，也不知道写什么好。
石校长和平近芳在满世界地招呼学生：“坐好了”，“别讲话了”，“县领导马上就要来了”。
其他任课老师排在最后面，李辰也坐在里面。大家都很茫然，不知道领导会来说什么。
一辆吉普卷着尘土，嘎然而至，从校门外的大道直接开到了土台旁。那时还很少有汽车来，所以不由得引起学生们的一阵惊呼，知道今天这会议的份量了。
石校长忙大声吆喝：“安静了，安静了。”和肖校长两人走向吉普车。
车里走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程贵安、管组长、宗发奋。宗发奋是在公社大院门口等着上车一起过来的。即使是宗书记，也很少有坐上汽车的机会，所以虽然他自己骑车也挺方便，还是等着汽车过来。当他从车里迈出一步，看见肖校长他们一批学校干部的笑脸相迎，看着满操场等待着他的人群，心里惬意极了，自己也觉得好像顿时就身价百倍，飘飘然了。
领导们直接就上了主席台。
石校长主持大会，直截了当就请程贵安讲话。
程贵安从公文包里拿出文件，说：“今天是龙头中学历史上的重要一刻。县委、县政府决定向龙头中学派驻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也就是说，在文化革命期间，你们中学的一切工作归工作组领导。
为什么要派工作组呢？你们也看到了，当前，阶级斗争又进入了一个你死我活的白热化高潮。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在向我们党、向社会主义发起猖狂进攻。他们想篡夺对文化革命的领导大权，改变文化革命的大方向，企图转到他们的邪路上去。我们能答应吗？”
程贵安特地大声地问下面，果然全操场发出整齐的回声：“不答应！”这是增强大会效果的常用办法。程贵安对这一套早就是轻车熟路了。他又停顿了下，提高了嗓音，尽力拿出几分威严，说：“所以我们要派出工作组，直接领导文化革命。为此，县委专门发了文件。而且，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派出工作组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我们的工作组，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
宗发奋抑制不住激动，站起来，奋力地鼓掌。一时间，全场掌声雷动。
程贵安不失时机地又停了一下，用目光扫视全场，再干咳两下，场面静了下来。
“下面，我受县委、县政府的委托，宣布工作组成员名单。”
全场肃静，都在洗耳恭听。
“组长，管抗先同志。”
会场上，同学们热情鼓掌，还以为是从哪儿来了个大人物。
管抗先站起，也向大家鼓掌，招手致意。
“副组长，宗发奋同志。”
操场上，“嗷”的一片声音。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弄了半天，还是本公社的人啊。掌声顿时稀落下来。
但宗发奋很兴奋，脸上是灿烂的笑容，伸出双手，向会场四周来回致意。
“副组长，石向上同志。”程贵安继续宣布。
这不是自己的校长么，这就更没有新鲜感了，满操场也就剩下三、五个掌声了。
程贵安讲完之后，三个组长都讲了话。管组长讲了：“我们这次来，是受了党中央的委托，受了县委的委托，切实抓好龙头中学的文化革命，把它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我们听说，前一阶段，你们这儿出现了一些混乱，这是不可以的，是不能容许的。参与了那些错误行为的同学，要主动交代，承认错误，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
宗发奋讲得更厉害：“同志们，同学们，这是一次比1957年更严峻更复杂的斗争！1957年，是右派向我们进攻。这一次，除了右派在向我们进攻，还有人打着反右派、反黑帮的旗号，向我们进攻。说我们是包庇右派，说我们是黑帮，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种人就是反动学生，比右派还厉害！任何想脱离党支部、脱离工作组的做法，都是反党反革命的行为！”
这一番话，震惊全场。说得秦有理，脸色发白，都坐不住了。说得申光荣，眼睛发红，快要哭了。队伍里还真有了哭泣声，那是王溪。好在平近芳就在她身边，忙去推她。
石向上本来不想讲，宗发奋再三催他，也只好讲了几句：“在进行文化革命的同时，我们还要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在这里，我说件事：根据上级指示，这学期的期末考试暂时推迟，今年的高考也暂时推迟。”
石向上讲这个话的依据是，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通知说，当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到6月18日，人民日報又发出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提出了废除高考制度。
听了这个话，全场一下子骚动起来。一片噪声涌起，盖过了石校长在喇叭里的声音。这可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大事。拿高考来说，这一暂停，就暂停了十二年哪。
石校长赶紧拍拍麦克风：“安静，安静！听我讲！不考试不等于不上课。课程表和各项作息制度照常执行。各门课程，不但要上，还要上得更认真，要不怎么叫文化革命呢？我们要更加严格遵守各项纪律，按时上下课，老师要教好，学生要学好，一堂课也不能少。谁不好好上课、听课，谁就是在干扰、破坏文化革命！”
龙头中学，来了工作组，情况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