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三反五反”
12.1欲加之罪
程科长对佘校长居然在讨论电影“武训传”的教师会上翻出他也曾讲过“武训精神值得学习”的话十分恼火，在心里记上了一笔账，正要找机会给他穿个小鞋。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穿小鞋”的说法，但这种做法却早已有之。没过多少时间，程科长就了有机会。而且，还远不只是穿个小鞋而已。
1951年底，新政权掀起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它的具体内容是：“三反”是指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指在私营企业中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这场斗争非同小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下了很大决心。1951年12月8日，在他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中写道：“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952年1月6日，他又在一份复电中写道：“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各位请注意，这儿讲的是需要杀就可杀，而不是罪该杀才可杀。于是这场运动便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迅猛展开。他还担心各地动作力度不够，再三向下催促。毛泽东对山东的“三反运动”有专门的指示。2月5日他在对山东分局的批语中说：“像山东这样的大省，有党、政、军、民、学这五个方面，有很多分区和县城，一千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我提议分局立即召开一次打虎会议，规定打虎数目，限期完成任务。......无论何方面，凡打虎不力者立予批判，严重者撤销职务。”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些数目呢？毛泽东当时就讲了我们后来在各项运动中很熟悉的一些话语。首先是要提高思想认识。他在1952年2月12日说：“华东局的九条打虎经验极好......最重要的是第一条，不打倒‘思想老虎’，老虎是打不出和打不尽的。”对于负责运动的领导干部，他在1月25日的批语中说，作为“领导者必须指导群众不要松劲，不要住手，而要继续攻击，穷追务获，否则就是打败仗。”对于运动对象，毛泽东在同一条批语中说：“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个大小老虎，你们应该为此目标而奋斗......在运动中，兵团、军、师、团、营各级干部必须人人向群众做反省检讨，即所谓人人下水洗澡，以及限期展开、指名坦白等项方法，你们已经懂得，这里就不多说了。”
尽管毛泽东也在有的批语里讲要禁止逼供信，批评陆军第十军“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但由于这些不断增加的打虎指标并不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而是凭空想象硬是挤压出来的，而且又要求穷追猛打，“凡打虎不力者立予批判，严重者撤销职务”。这使逼供信不可能得到有效遏制。这种大规模运动式的整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时就暴露出来了。1952年当年就开始了甄别。据统计，全国县以上机关判处死刑为42人，离毛泽东原先说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的话相去甚远，可见这些话语的离奇与狂热。然而这种做法，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过，而且是越演越烈。（所引关于三反运动的资料，请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崔敏的文章《毛泽东怎样指挥三反运动》）
这些话，与上一章里毛泽东对“镇压反革命运动”所作的指示，又何其相似乃尔。本书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了好几段，实际上这些话已经勾划出了以后历次运动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做法。用这些话看以后的反右、看以后的社教、看以后的文革，几乎都是这个套路。只是事先定的调子越来越高，打击的手段越来越严酷，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最终酿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
让我们至今十分不明白的是，一开始就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的数字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这有什么依据吗，还是就这么拍脑袋拍出来的，那也未免太可怕了吧？那可是几万条生命啊，说毙就毙了啊？以至于后来又有要打击1%、打击3%、打击5%的说法。在那个人看来，我够宽大的啦，都团结了95%啦。须知，中国十亿人口，哪怕就是1%，那也得一千万啊，就这么把一千万人抛出去作为打击对象啊。想到这些，后来出现的一幕幕惨剧，就不会令人奇怪了。
这个运动到海源龙头的时候，已经是1952年的秋天。按说，龙头这小小的地方，还有什么可搞呢？除了乡政府，就没有别的机关单位了。整个龙头镇上，没有一个工厂，就一个个体的打铁铺，也得到农忙时才开张。也没有什么商店，要买东西，得等赶集时才有。更没有医院，生了病只有扛着，实在不行才到县城去抓个偏方。除此之外，唯一的一个单位，那就是龙头小学了。于是，这个小小的龙头小学也被这场三反运动扫到了。
佘校长躺在办公室兼宿舍的床上，这一夜，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今天他上县教育局领到了任务，要回来打老虎。咱龙头小学会有什么老虎呢？这么小的地方，就几个老师、百来个学生，半碗水也没有，一眼就能见到底，什么事也瞒不了，放个屁全校也能听见，还能有老虎？这三反主要是查经济问题，可这儿连个会计也没有，学生也不用交学费，领个工资、买个粉笔、发个本子，都是自己捎带办了。还有什么问题？可是那个程科长又讲得那么严肃，各个学校都至少要抓出一个不可。这怎么弄？作为学校也好，他当校长也好，把学教好，把学生管好、不出事，不就行了么？还要管那么多管不了的、甚至没有的事这可怎么好。他睡不着了，一夜都失眠了。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事还要往自己头上想。
程科长可是个有心机的人。他叫佘校长来，是有算计的。
运动一开始，说是要打老虎，查贪污受贿这些。有运动，对于程科长这种人来说，就是有机会。至于运动中是搞经济、搞思想，还是搞别的什么，那都是没有关系的。说到底，都是在搞政治。不懂这一点，就别在这个社会里混。程科长现在就是要整佘校长，以解他的心头之恨，叫佘校长和龙头小学的老师们看看，他，程科长可是个什么人——一个不可以得罪的人。要想在官场往上爬，对下就得有这一手。不然你就想也别想。至于是什么名称的运动，那无关紧要。搞经济方面的运动，你就抓出一个经济问题；思想方面的运动，你就抓出一个思想问题；是什么样的运动，就抓出个什么样的问题。还怕抓不出？要是抓不出来，那活该就是你自己有问题。
但是佘校长在经济方面有问题吗？有辫子可抓吗？在具体问题上，程科长也是绞尽脑汁在想这个问题。
龙头小学没有会计，日常的工资、办公用品都是佘校长经手代管。程科长知道佘校长是一介书生，耿直得很，不会去沾铜腥臭的，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想找问题找不出来，那就是自己没本事。就不信，这几年来就一点差错、一点漏洞都没有，真的就滴水不漏？程科长也知道佘校长孤傲清高，不会算账，不会理财，不在意那些小来小去的收支，这种人那就更会有辫子可抓。
程科长又在深一步地想，龙头收复以后，对在国民党的反攻中破坏过的龙头小学做过简单的维修，后来县局又拨过款，重做了一批课桌，这应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尽管他那时刚到县局，不太了解这些具体情况，更没有实际经手，但对于他就更有想象空间了。对，这可是个好题材，就从这儿打开缺口。他还特地查了有关的帐目。现在他是科长了，可是他不用科里的同事，而是自己去档案堆里翻找。化了一下午，到底给翻出来了。县局给龙头小学维修房屋开支了二百万元，维修添置课桌开支了一百万元，加起来一共有三百万元。乖乖，不小的数目啊，够一个老虎了。程科长乐了，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啊，佘老头，你等着瞧吧。不过，现在的读者不要以为三百万就是不得了的大数字。其实那是旧币，折合1955年改制后的新币也就是三百元。
第二天一早，佘校长跟李辰交代了几句，就心急火燎地往县城赶。因为他不会骑自行车，所以一早就得走，还想当天赶回来，要不李辰怎么回家，学校里那么多学生怎么办，好多事想不到就不行。
佘校长一头汗水，找到程科长，一口水也没喝，就匆匆地说：“程科长啊，我们龙头小学真的是没有问题啊。”
程科长冷冷地说：“没有问题？告诉你，绝对不可能！连我都掌握了你的问题，还说没有，到边上想想去。什么时候想通了，再来跟我说。”他叫佘校长一个人坐在了隔壁的空屋子里。
可怜年过半百的佘校长一上午没吃没喝，到了中午，程科长也不来过问一下。倒是科里一位女同志，白干部，打饭走过窗前，看见里面佘校长已经干坐了一上午。白干部知道佘校长这个人，但没说过话。她还是推门进来，问：“哟，那不是龙头的佘校长吗？还没吃饭吧？”
“嗯。”佘校长点点头。他也是个不会多说话的人。
“来，这份你先吃着。”白干部把她打的那份饭菜留了下来。那时还没有饭票、菜票之类，每人都是一样的一份。
“这，这，这怎么好？”佘校长拘谨地说着。
“我跟食堂说一下，再打份就是了。”
白干部走出门来，被程科长看见了。
程科长阴沉地说：“呵，你倒是装个好人哦。”
“该交代就交代，该吃饭就得吃饭。人家这么大年纪，一大早就从龙头走过来，容易吗？”打县教育局一成立，白干部就在里面，所以她对程科长并不打怵。
下午，程科长找了但局长，汇报了佘校长和龙头小学的情况。
但局长，中年人，穿着干净利索，看上去就和当时的那些工农干部不一样，但又和佘校长那种多少有点迂腐的老知识分子也不一样，是个集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于一身的在革命队伍中不常见也不可多得的那一种人。他是山东大学的毕业生，在鲁中山区的一所中学教书。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他带了几个学生上山打游击。好在他没有靠上顽伪土匪之类，而是遇上了八路军。朴素的救国救民思想，使他参加了共产党，好像有了自己施展抱负之地。以他的水平和热忱，没几年，就到了师政治部主任的位置。可是不知为什么，好像有什么触动了他的内心深处。他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就在革命节节胜利的时候，他以别人不易察觉的方式往后退了。他退出了军队，退出了权力机关，退到了现在的海源县教育局。其实，他本想是退到一个大学里教书的。可是革命的需要，没让他再退。
程科长察觉出这个但局长的不同常人之处，事先想好了，才过来的。
“佘校长这个人哪，一贯落后甚至反动，出身于大地主阶级。国民党反攻过来，他居然没走，留下来为国民党工作。解放这两年来，还不好好工作，就想着歪路子。就在去年，他还召开全校教师大会公开吹捧那个武训，正好被我碰上，我当场就制止了。”
程科长在悄悄地观察着但局长。他本想，他上面这段话是个铺垫，先给但局长一个印象，那佘校长不是个东西，等局长再深入一问，他就可以把问题和盘托出，果不其然，这个佘校长还真有这么多严重的经济问题啊，正好是全县教育系统求之不得要抓的大老虎。这一套下来，正好顺理成章。
但是，出乎程科长的意料，但局长一直听着，没说话。程科长只好自己接着说，把自己掌握的最有分量的东西抛出来。他把龙头小学这两年修缮校舍、添置课桌，三百万元下落不明，佘校长死不承认，等等等等，一五一十，讲了一番。
但局长问：“那房子修了吗？新课桌有没有？”
程科长稍一迟疑，就说：“房子是修了，可是那钱怎么花的，花了多少？都不清楚。只有我们县局给他的钱，他却没有怎么花的帐。这不就是有问题么？”
但局长似乎依然兴趣不大，就说：“那你再查查吧。”
“好的，好的。”有了局长这句话，程科长就放心了。“那我今天就把他留下来，叫他再仔细想想，交代问题。如果能把他拿下来，我们教育局的这次运动就算有了成果。”
但局长只是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到了晚上，等白干部下班走了，程科长才把佘校长带到县一中学生宿舍那儿的一间空屋，开始了“审查”。可是任凭程科长再怎么追问，佘校长一会儿说是记不得了，他的心事没用在这些上，教学上的事、学生的事、日常工作的事，就已经忙不过来了。一会儿说，这些钱的去处，自己好像有个记录，等回去再找找。尤其可气的是，那修校舍的大事，佘校长说是因为那时被国民党打了，正在养伤呢，还没有接手，自己根本不知道。
呸！一派胡言！程科长心里想，这老头看起来是糊涂蛋一个，其实狡猾得很哪，推得一干二净。别在我面前来这一套，我绝不会干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事，白费了这些劲。我就非得搞下去，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我最后再给你次机会，今晚你就在这儿，好好闭门思过。”
“那学校里没人，可不行啊！”佘校长倒是急了。他心里牵挂的还是学校的事。
“你走的时候，没交待给别人么？”
“我跟李辰说了下，可没说是晚上不回来啊。”
程科长在龙头待过，知道李辰这个人的，也知道李辰和林海秀的事。可他对这事是羡慕嫉妒恨，心里很不爽，咽了口吐沫，说：“这个，你就别多操心了，没有你天塌不下来。”
“......”
12.2无功而返
程科长没管龙头小学有没有人值班，第二天，他就去龙头调查佘校长的事了。按照调查经济问题的基本规矩，得有两个人在场，所以他只好喊上白干部一起去。白干部虽是女同志，但那时干起工作来跟男同志一样，说走就走，骑上车就跟程科长来龙头了。
他们是先进了乡政府，找了纪乡长。跟纪乡长是老相识了，不用多客套，几句话寒暄过后，就坐下谈正事。宗发奋正好也在，他是个好奇心重的人，或者说是个喜欢多事的人。没有请他，但也就一起坐下了。
“龙头小学前两年修校舍的事，你知道吗？”程科长问。
“知道，知道。有什么事么？”纪乡长答道。那时虽然县里有教育局，但教育局主要是管教学工作、学生工作，基础设施这些还是由当地政府管。有点类似于现在部属院校、省属院校里的省属院校的管理办法。
“我们县教育局还特地为此拨了二百万元钱。这些钱是怎么用的？”程科长问。
纪乡长笑了，“你还好意思问这个。”因为是熟人，尤其程科长那时在龙头还是跑腿的一个，纪乡长对他也就不讲什么客气了。“那点钱够花吗？要不是乡里好几个村的义务干活，那房子能修得起来么？”那时还没有干一天要给多少钱的概念，老乡干活都是白干的。作为老乡，能为公家干活，公家有事能叫到咱还是挺荣耀的事。
“那些钱的具体去向，能找得出来么？”程科长继续在问。
“钱都放进乡政府的大堆里了。修校舍买了些木料、瓦片，估计那二百万也大差不离。人工费可是一点也没出哦。”纪乡长答道。这种办法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没有单独建账，没有专款专用。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啊。你能要求一个当兵的才转业几天，就有多高的水平啊？
“那他佘校长在干什么呢？”程科长还不死心。
“他，他那时......我想想，哦......对了，国民党反攻时，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办，没有人通知他撤退，结果没有走出来，被国民党打伤了。那时正在养伤呢。你们教育局，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来个通知？就把人家一个老头就这么撂下不管了？这事做得对么？当然我这不是怪你，你那时还没去教育局呢。”
纪乡长这一番话，让程科长不但没有捞到什么，反而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后来......后来，他们学校修课桌的事，也是你们乡政府管的么？”
“那个事，我不知道。后来乡政府管的事多起来了，这些事，我就不再管了。好像是西北村帮他们做的桌子，要不，你去村里问问他们。”纪乡长说。
“好的，好的。”程科长答道。
“中午回来在这儿吃吧。”
“嗯，嗯。”程科长含糊着。
按理，程科长他们应该去学校吃。但程科长明白学校里的伙食那是天知道。他也认识龙头小学做中午饭的邬大妈。邬大妈尽最大可能也就是做个玉米饼子给他吃，而且还不一定。因为邬大妈不喜欢他的为人，他自己也是知道的。可对纪乡长又不好直说，我在你这儿蹭饭了，就看了白干部一眼。
白干部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就对纪乡长说：“那就不好意思了。等晌午我们就过来。”
程科长他们到了西北村，把正在地里解决纠纷的于村长喊了回来。
“那个秦德才呀，真不是玩意儿。”于村长一回来，还在为刚才的事气愤着。
原来这个秦德才自己不干活、地里只长草，看见别人的地里眼看要有收成了，心里气不服，对旁人不敢欺负，只好去欺负那个残疾军人靳喜悦，在靳喜悦家的地边隔三差五地故意去踩倒几颗玉米。靳喜悦自己不方便，他媳妇也很少出家门，开始对这事也没办法。结果今天被老王头当场看见，老王头还是有点正义感，不算这个事。秦德才还杠杠着头不服。靳喜悦得知后，叫人背了过去，在地里和秦德才大吵了起来，引得半个村的人都来看热闹，说秦德才的不是。这不，于村长也是被人喊了过去。
程科长听了这些，觉得与己无关，不想多啰嗦就说：“那小子就是这德性，犯不着多生气。”而后就直奔主题：“于村长啊，龙头小学修课桌，给了你们多少钱啊？”
“哦，那个书坊修课桌的事啊？”于村长答道。当地习惯把学校叫作书坊，至今村里面还是这么叫。“这么点事，还算个事啊，还用你大科长专门跑一趟啊？”
“现在干工作，就是要认真哎。上面问到了，我就得跑一趟。你说一下吧。”程科长把事情推到上面去了。
“有这个事。我们村帮他们修了差不多七、八十张桌子。”
“他们给了你们多少钱？”
“这点事还用给钱么？乡亲们起个早、摸个黑，这些活捎带着也就干了。你大老远跑来就为这个事啊？”
“这么多课桌，那用的木料呢？”
“那些课桌原来的板子，能用的就尽量用。不够的，乡里申请以后，到北塂以前的工事里挖了一些回来，就差不多了。”
“那个钱真的没给么？”程科长始终尽盯着这个问。
“佘校长当时是非要给。他还说，这钱不拿白不拿，你不拿，县里也就收回去了。”于村长说。
“这钱不拿白不拿！这话有意思。”程科长觉得是好不容易才抓到了一句有分量的话，还回头看了看后面的白干部。
白干部始终没说话。
“那你把钱收下了？当时没写个收据什么？入了村里面的账吗？”程科长又问了一连串的话，还挺专业的。
“我没要。给公家干活，还要钱？那个觉悟就太低了。我们西北村从来不会这么做。”于村长还裂嘴笑了两下。
“那钱，佘校长都拿回去啦？”
“这个，我不太清楚。好像是乡里的宗干部拿去了。好像他也说，这钱不拿白不拿，还不如给乡里用呢。你去乡里问问宗干部吧？你不是刚从那儿来的么？”
又是一个程科长不愿听到的结果。
“好吧，正好我们也还要去趟乡政府。这天也快晌了吧？”
“都快过了。”于村长说。
那时除了县一级的领导干部，大家都没有手表，只有看看天上的日头，知道个大体的时间。不过大家都习惯了，不会差到哪儿去。
回到乡政府，也正赶上吃饭的时候。秋天的菜，也就萝卜茵子什么，大家都是一样的饭菜。即使是县里来人，也就是再打一份，没有什么特别的。尽管这样，比起老乡们，乃至学校的老师们，当然还是好了不少。
程科长吃着，又问起修课桌的钱。这时宗发奋才不好意思地说，是他把钱拿回来，放在乡政府了。
纪乡长还埋怨了一句，先头程科长问起，你怎么不早说。
“嘿，嘿，我是想为乡里做件好事。”宗发奋尴尬地说着。
说句实话，这钱倒是没进宗发奋个人的口袋，而是在乡政府自己另设的账上了。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小金库了。这在当时也是不容许的，只是没查到这一块，也就没有事。程科长的意图也不在这钱本身，更不想把乡政府也扯进去。那样，他也搞不过来，对他也没有特别的好处。不过真要扯起来，那也可以是个大事情。那年，作为共产党掌权后坚决反腐的典型案例、被大张旗鼓枪毙的刘青山、张子善一案，其实他们一大部分罪行就是设了小金库。
回到县教育局以后，程科长向但局长汇报说，“问题严重啊，问题严重啊。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仅在于数额的多少，而是思想上的贪腐。那个佘校长居然公开说，这个钱不拿白不拿。你看看，猖狂到了什么程度！这还是共产党员说的话吗？哦，哦，当然佘校长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思想上腐败到这种程度，那是太可怕了。这不是思想上的贪污犯，又是什么？局长，你说是么？”
但局长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问：“具体到底贪了多少钱？”
“问题严重，还要进一步查。”
“行。既然还在运动期间里，作进一步调查，把问题搞清楚也是有必要的。但是龙头小学的工作怎么安排？”那时全县才两个中学，县教育局直接管到完小。（说明，学校只有一到四年级的，叫初级小学，简称初小；五、六年级的，叫高级小学，简称高小；一到六年级都有的，叫完全小学，简称完小。）
程科长这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佘校长不能主持工作，那叫谁干呢？一时又没有别人，这好事难道真就掉到李辰头上？他更不愿意，眼珠一转，便对但局长说：“工作还是叫佘校长干，问题还要他继续检查，还要看他表现怎么样，是不是对革命运动有抵触情绪。”
但局长微微地笑了一下，说：“行啊，就这样吧。但是最后要给他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要对每一个人负责。”
“是，是。”
程科长事后还真是花了不少功夫继续在搞，但事实也就是那个样了，添油加醋实在是加不上去。
好在运动已经到了尾声。两个月后，上面来了新的精神，三反运动进入后期，话语有所改变，说是“重在实事求是，要进行甄别落实”。佘校长的事也就没有再追究，也没说有事，也没说没事。佘校长自己也没敢再去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程科长算是白忙活了一场，不过也不能说是白忙活。对于程科长，他整了别人，是不整白不整。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整了别人的，不管是整过了头，还是整错了人，整人者是从来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没给你戴帽子，或者是戴错了事后给你摘帽子，你还得感谢他的英明和宽大。他们对被整者（绝大多数是整错的，以后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非但没有任何的愧疚和歉意，却反过来要求被整者要“正确对待”、“向前看”、“以大局为重”。而如程科长那样的整人者最多只是暂时的收敛一下，心里却在等着下一次运动的到来，等着再一次更厉害的出手，以施展他们的能耐，达到他们卑劣的目的。一场场的运动，正是在产生和培养着一批批如程科长那样的极左者，使这种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残忍。十多年之后，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女红卫兵中相当一部分人不就是这样一批的整人者么？对于佘校长，这笼罩在心头的阴云从此无法消散。他就此一蹶不振，完全像变了一个人，整天就在屋里坐着不动，或者就干脆躺着，实在有事才迫不得已应付一下。
“三反”运动结束时，在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共收缴人民币5151万元（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