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对岸的烈士
8.1公田
这一章，还是讲海峡的对岸——台湾。
对岸的烈士？
是的，对岸的烈士。
那是在海峡对岸新出现的一批烈士。1949年大陆解放后，却还有一些依然坚持在台湾或被派往那儿搞地下工作的人，而被国民党捕获处决了。对于大陆来说，那当然就是烈士，牺牲在对岸的烈士。这段一直被严密封存了几十年的历史，直到最近才有所披露。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于2013年秋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了个“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就是纪念这批人的。
现有的资料披露，20世纪50年代初国共双方在台湾爆发了一场地下斗争大战。毛泽东说，解放台湾，除了陆军，主要依靠空军和内应。于是在大军横扫江南、国民党狼狈败退的时候，有1500多名解放军干部以各种方式顺势被派到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对此高度警觉、痛下杀手、全力清剿。前后抓捕了1800人，处决了自副参谋长吴石以下1100人，成了对岸的烈士。但是这个情况，在大陆是被严密封锁的。甚至一些烈士家人，还一直被当做反革命家属，在其后的历次运动中屡受牵连。
这儿讲的这位烈士，情况有些特殊，他就是从龙头镇西北村来的连四娃。
连四娃他们那批人，离开家乡，离开亲人，已经有两年了。家乡的亲人天天都在想念着他们，而他们更是无时无刻地思念着家乡的亲人。要讲连四娃，就把一起去了台湾的那几个西北村的人：董平章、王立他们，一起讲一下。
连四娃他们几个到台湾后，不象军政人员家属有眷村，而是安排到公田劳作。公田是日本人统治台湾时期的一种农业组织方式。日本人将一些“无主的”和所谓“占地过多、耕作不细”的农田归他们所有，而后雇佣劳工或出租，把台湾的农业经济命脉直接掌握在他们手里。这种方式后来有个意想不到的另一面效果，则是当地农民占有土地的多寡并不悬殊，没有形成按共产党的说法属于大地主的那种阶层，使国民党日后在台湾搞“三七五土改”的矛盾和阻力相对较小。
西北村的几个农民，被分到彰化西海岸的一个公田农场。数百亩的田地划出十来亩给他们三人作为一个劳作单位，集中住宿，集体耕作，近似于劳役了。第一年开始给一些粮食补助，第二年免租。看似优惠，实质对于北方农民来说，水田劳作既不熟悉也太辛苦，出力很多，所获无几。不但生活艰难，与当地住民没有交往，孤独无助，尤其是思乡日重，时光难捱。家里毫无音讯，却在这儿日夜劳作，不是一天二天啊，两年了啊，七百多个日日夜夜啊，他们积压的愤懑可想而知。
这不，这天早晨，三人刚喝完自己熬的稀粥从居住的棚子里出来。他们住的是临时搭建的棚子，用竹篱笆当墙，外面用泥巴糊糊，锈铁皮搭的顶，低矮、潮湿、阴暗，夏天能晒死，冬天能冻死，最多也就是避个雨。面对这样的状况，当局则一个劲地要他们“克难”，能捡条命跑到这儿就算不错了，不要有别的指望了。
董平章走在前头，抬着木犁。董平章是他们三个人的组长，推不出去，自己就扛了。王立觉得过意不去，帮着抬着犁把。连四娃在一边走着，无精打采。走了十多分钟，到了地边。
董平章无言地下了水田。
连四娃忽然一甩手，说：“不干了。”
王立惊异地看着他，说：“不干了？怎么办？还能干什么？”
连四娃倔强地说：“就是不干了。”
王立说：“唉，这日子是难熬。可是难熬也得熬啊。不干，吃什么？”
连四娃扭着头，没动。
还是王立接着说：“忍了吧，连娃。到什么山，听什么歌。到了咱这一步，也就剩了一个忍字。能忍下来，就能熬到出头的日子。”
董平章下到田里，站在犁的前头，把纤绳搭上了肩，这是犁地最累的活。他一直没说话，抬眼看了下王立。
王立明白他的意思，就跳下去，扶起了犁。
董平章往前拉着，犁头歪了。王立扶着，犁头前行了。
连四娃嘴里还没停：“这解放军，怎么还不打过来？”
王立紧张得忙朝四周一看，瞧见有人过来，就阻止道：“快别说，快别说，有人来了。”
连四娃还不服气：“有人怕什么，等解放军一来，这些王八蛋一个也不剩。”
王立叹口气，低声说：“唉，真的，解放军怎么还不来，都等了二年了，等得心都烦死了。”
连四娃往田里扔了块石头，“外面什么消息也不知道，说不定解放军已经打上来了呢。”
王立看着那渐渐走近的人影，赶紧换了个话题，问在低头拉犁、一直不语的董平章：“你怎么什么也不说，真的什么也不想？”
其实董平章的心事比谁都重，因为他与他俩不一样，他有老婆、有孩子、有个温暖的家，他的思恋比谁都重，只是他想得都已经有点心灰意冷，嘴上已经不想再说了。
停了会，董平章才说：“怎么不想，怎么会不想老婆孩子呢？”
王立搭上这茬，说：“还是有老婆孩子的好啊。”
董平章疑惑地问：“你不也是有老婆么？”
王立愣了下。他忽然想起了那个丁妹。丁妹算是他妹妹呢，还是老婆呢。他一直觉得丁妹还是妹妹。虽然他母亲叫他们住在了一起，但他一直觉得那不算是夫妻，还是妹妹。
王立说：“我那个不算。”
董平章说：“那也是老婆啊。”
连四娃不大在意村里的事，便大咧咧地说：“算不算的，都是吧。”这时他也已经下来一起拉纤绳了。
董平章对他说：“你不想爹妈么？”
连四娃又愤愤起来：“谁能不想？不想，那才是王八蛋。”
王立又叹口气：“唉，不知道他们都怎么样了。”
那个渐渐走过来的人，正是高增光。他安排在这儿的“难民工作处”，是对这片公田里大陆来的人进行管理的。虽然都是从海源过来，他的感觉当然和田里的三个人完全不一样。听见田里的人在议论家里的人怎么样，便狠狠地朝他们嚷起来：“你们他妈的在瞎操心，你家里人还能等到今天啊，早叫共产党给杀了。还在想啊？”
连四娃回头想跳起来，脚却插在泥里拔不出来，差点歪倒了。董平章忙扶了他一把。
连四娃对着高增光嚷：“不可能！”
高增光吐了口痰：“呸！别做梦了。所有来台湾的人，共党都说是反革命。你们在家里的人，都是反革命家属，早就镇压得一个也不剩了。”
连四娃一点也不打怵，还在嚷：“你这个还乡团，才怕共产党。”
高增光更冒火了：“大胆！你敢替共党说话！”
要不是连四娃几个已经在水田里走远了几十米，他真想要跳下去抓人。
8.2连四娃
已经能看得出来，在西北村来的三个人中，情绪最激烈的要数连四娃。前面提到过西北村的人都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党员。这儿说明一下，原因还是战争时代的党员关系不像后来那么严密、正规。国共双方控制区域的反复变化，各系统、各单位的迅速应变、自主活动，人员不断进出，地点频繁转移，相互之间难以联系沟通，地方党组织尚未公开，党员之间单线联系，轻易不用后来的那种书面介绍信，造成在有些情况下，个人的党员身份难以确认。因此有了以后的甄别、重新确认、两次入党、甚至“不予承认”这些。后来一些运动中的所谓“假党员”、“混入党内”等等说法，也源于此。
连四娃在抗战后期上了县武工队，离开村庄去了北面山区，在外县入了党。后来武工队并入部队，有些人回了地方，连四娃就是回本村。党员关系交县委转回村里，可县委自己还天天在山沟里转呢。这个环节没跟上，连四娃的党员身份就没了下落。连四娃自己也不知道该找谁说这事，或者也没把这当回事。也许可以批评他是组织观念淡薄，但这样的一个普通青年农民，他的心里就是打敌人、保家乡，没有想到更多的。村里面听说他在外面可能入了党，自己不说，别人也不便多问。想等形势安定下来，再由组织出面正式解决。可没想到，连四娃却已经到台湾来了。
又过了几个月，1951年的夏天，酷暑难当。他们几个还要在他们并不熟悉的，比起北方旱作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恶劣的水稻田里劳作，在精神上、体力上都难以支撑。又听说大陆的志愿军和美国人在朝鲜打起来了，国民党又加强了对他们的监管，大家心里各种想法都有。可是看着近处的穿着国民党军服的监工，看着远处插着的青天白日旗，谁也不敢说什么话。惟独以往在家乡时沉默寡言的连四娃，这时话却反而多了起来。
烈日下，连四娃戴着并不习惯戴的斗笠，站在水稻田里，满身的污泥，满脸的汗水，在耘草呢。他一脸愤恨，两手摔着泥巴，大概是憋了两年实在憋不住了，大声地说着：“真他妈的，这是人干的活啊？”
高增光是“难民工作处”的管理员，正拿着短棍四处转悠，听着动静便朝这儿走过来。
“嘘，嘘。”旁边的董平章赶忙朝连四娃眨眼睛示意。
连四娃却全然不像以前那样没言没语地躲着人，这几个月来，还敢当面对着干，等着高增光走近，把手里的一把杂草使劲往水里一摔，泥水“砰”地溅了起来。
高增光自然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没有像往常那样发作，而是瞪着凶狠的眼睛看着，几分钟之后，才冷冷地说着：“你煽动对国民政府不满，我看你是个共谍。”
连四娃脸上一愣，反倒更大声地说：“我就是共谍。咋啦？”
高增光听着心里一惊，又冷冷地看了看，出人意料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呸！”转身走了。
高增光也是满心的仇恨压着、憋着，但眼下，连四娃这种农村楞小子还不是他的发泄对象。当时，解放军部队在浙闽沿海已是大军压境。台湾岛内草木皆兵、一片惊慌，“白色恐怖”乌云密布。“肃清共谍”的风声，在全台湾上下，一阵紧似一阵。上峰压给他的任务还重着呢，不能计较这些小事了。
“共谍在哪儿呢？就只在军政人员里面有？难道……”高增光已经走出去了一段路，又猛然回头，看着田里的那几个人，眉头一紧。
还没等高增光拿到把柄，连四娃自己却暴露了。他沉不住气了，他的思维被压跨了、断裂了。他绝不愿意再在台湾呆下去了，他要走，他能走，他会走。前两年在西北村时，被国民党抓住在西海滩当苦力，不是走过一回吗？虽然当时就被抓回来，那是自己不够小心。这回自己小心一点，凭自己的一身力气，加上当年在武工队学的功夫，就是海上过不去，也能潜入深山里过一阵子，决不在这水稻田里为国民党出力，受窝囊气。
他一直在留心周围的环境。他知道，这儿西面不远就是大海。虽然没去看过，但是他知道。凭着海边人对海的敏感，空气中那种淡淡的咸味，早晨那种飘渺的薄雾，夜深人静的时候，还能听到海水磨擦基底的那种沉闷模糊的旁人察觉不到的声音，那不就是“海吼”吗。以他的经验，大海离这儿也就十几里地，一个钟头就走到了。到了海边，再怎么办？总有小船、小筏子吧？海边的小船就抛着锚，撂在沙滩上，并没有人看管，不像城里人的自行车在马路边上停一会儿还要锁着。上了船，就往大海里去，拼命地划，哪怕死在海上，也要比被国民党整死强。连四娃已经想了好些日子，高增光那冷冷的眼光，更促使他下了决心。他知道，以后的机会将越来越少，自己的党员身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暴露，隐瞒不了多长时间了。还要准备什么呢？还有什么好准备的？就凭着一股劲，腿上的、手上的和心里的劲。
就在这天晚上，连四娃跑了，往西面的海边跑了。谁也没有察觉。他要跑向大陆，要跑回自己的党领导的、火红的解放区。
早晨起来的时候，董平章发觉连四娃不在了，满心的疑惑，却没开口说，只对王立挤了挤眼，谁也没说话。
临近中午的时分，田边的小路，远远地走来几个人。稍微走近一点，看出来那是高增光带着几个穿黑警服的警察，拖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过来。那个人任凭两边的警察用棍子不住地往下打，还不时地跳着、叫着。
大家惊了，那不就是连四娃吗？
连四娃脸上已是一条条的血痕，绳索勒得脖子上的青筋直暴，破损的衣服撕了好几道口子，血红的眼睛喷着怒火，被强压着的脑袋一次次地要倔强地抬起来。
走到田头，高增光对董平章他们喊着：“你们都过来！”
“不该他们的事，是我自己一个人要走！”连四娃还很清醒，不去连累别人。
“你为什么要去投奔共产党？”高增光向连四娃吼着。
“我不是投奔，我自己就是共产党！”连四娃斩钉截铁地大声说着，这一句话犹如石破天惊。
“什么？！”高增光虽然想到过有这种可能，但真的听到这句话，一时竟怔住了。
董平章他们听着这句话，也都全身震撼，敬佩地看着连四娃。
连四娃又急促地对董平章他们说：“乡亲们，我是回不去了。你们以后有机会回去，告诉他们，我连四娃是1944年入党的敌后武工队队员。1951年被国民党杀害在台湾。你们要起来消灭国民党，回到解放区啊！”
高增光跳了起来，一拳打过去。不料连四娃还挣扎着飞起一脚，踢得高增光直喊“哦哟”。
“拖走，快拖走！”高增光嚷着。
连四娃被那几个警察，强摁着，额头几乎要碰到了地，硬被拖走了。
台湾中部那炙热的田间小路，留下了连四娃久久不能散去的呼喊：“打倒蒋介石！消灭国民党！”
没过几天，一早晨，董平章他们铁皮棚里的小收音机照例响着音乐：
“保卫大台湾，保卫大台湾，
保卫民族复兴的圣地，
保卫人民至上的乐园，
万众一心，全体动员，
支持生产，支持前线
……”
（歌词选自：2011年5月5日《南方周末》)
一段音乐结束，电台开始广播新闻：“现在广播重要新闻，现在广播重要新闻，潜伏在难民中的共党分子连四娃，日前被抓获。现已查明该犯是共党‘台湾省工委会台中武装工作委员会’的成员。该犯对共谍身份供认不讳，昨日已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台中武装工作委员会”是台湾当局在1950年10月破获的一个共产党潜伏组织，这个案件在台湾曾喧闹一时。按说连四娃和这个案子没有任何的瓜葛，不知怎么硬把他给扯上去了。可能是因为在同一地区，当地的情治机构怎么也不能放过，不认也得认。更何况，连四娃自己早已是视死如归，不去听他们说什么了。
连四娃怎么会一个晚上没过就被抓住了呢？因为他想错了。彰化的西海岸，不是像他家乡龙头海岸那种迤逦无比的沙滩，而是一片难以插足的泥沼。他刚踏上海边灰黑色的泥沙，看见眼前翻卷的海浪，心里激动得不能自己，眼睛都放射出久违了的光芒。然而，一道铁丝网无情地挡在了面前。这铁丝网倒不是为防止连四娃这样的人逃跑，而是在防备大陆来的解放军登陆。连四娃忙着要空手扭断粗粗的铁丝，又谈何容易。更何况，前面还有一道铁丝网呢。没一会儿，就被海岸巡逻队逮住了。
对于连四娃来说，无论是曾经的少语，还是现在的冲动，都是出自面对社会激烈动荡而无法应对的一个青年农民的单纯。
那之后的几年，董平章、王立他们更是生活在恐惧、压抑，和对家乡、亲人无尽的思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