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群雄蜂起
20.1群众组织
夺权活动的出现，使中国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早在1966年6、7月间就已冒出。但到了这时，它的性质和作用已和当初大不相同。那时，除了早期红卫兵在极左势力的指挥下成了打砸抢烧杀抓的“冲锋队”，在很多单位里，一般的群众组织还只是不同观点的组合和表达。而在这时，群众组织则成了各派政治势力夺取权力和保住权力的主要工具。尽管参加在其中的人们，他们自己的想法各不相同。
到了1967年初，各地各单位纷繁林立的群众组织渐渐形成了派系，通常情况下是分为对立的两派。
群众组织在各地都分为两派，从根本上讲，是极左势力在篡党夺权过程中，故意而为之。他们既需要借助“群众组织”为其冲锋陷阵，又要让这些力量相互争斗、争相效忠，从而轻而易举地加以控制。这样一来，任何一派不管对别人再猖狂再嚣张，只要“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所不悦，另一派就会马上毫不迟疑地扑过来撕咬。这就是分而治之的做法。
有个现象可以看出来，极左势力哪怕是对那些死心踏地跟随的人，也是一个也看不上、一个也不信任、一个也不放心，这就是他们的用人之道。所以，尽管各类群众组织五花八门、山头林立，但是一开始就不容许出现全国性的群众组织，以免尾大不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极左势力的预谋和手腕。
原先的红卫兵只是用来摧毁原有秩序，不到一年，此时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在随之而来的夺权浪潮中，所谓的各派组织也就应运而生。在“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一方面向“走资派”夺权（有时是假的），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相互争斗（这完全是真的）。加上极左势力的唆使煽动，甚至直接插手指挥，更使两派斗争很快就走上了血腥的暴力之路。在时间上，也是从1967年上海的“一月夺权”开始，全国的两派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各派政治力量为争权抢权开始了刺刀见红的拼杀，大批群众成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
至于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两派的形成过程和原因也挺复杂。简单说来，开始是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同，常见的是对单位领导人赞成还是反对，也即所谓“保皇”还是“造反”。这个问题又与过去的处境有关。受压抑的一方，往往较早扯起造反的旗帜。有的则是理解的片面性，你革命，我比你还要革命。也有“宁当鸡首，不做牛尾”，自己拉出一个队伍。过去几十年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不如趁机表演一番。更有一些，是一派组织起来夺权，另一些人赶紧纠集起来反夺权。还有很多其它一些原因，比如人际关系。过去政治运动的反复，造成整人与被整角色的多次交错与移位，又把这些搞得非常复杂。也有很多普通群众，是在随大流，等等，等等。而军队的介入，所谓三支二军（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更使矛盾扯不清理还乱、甚至火上浇油。
同一单位、同一地区人群的分裂和不同的站队，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场大动荡中的利益再分配。最核心的，就是要在权力再分配中为自己夺取利益最大化，都想在因“走资派”倒台而出现的权力真空中夺得最多的权力份额。一个有“战斗力”的群众组织，就成了必要的工具。所以，后来大家也都以“造反派”自居，参与抢权夺权了。为了增强己方的力量，同一地域相近观点、相近处境的组织也寻求相互抱成一团，形成一些规模更大的一个县、一个市、甚至一个省的地区性组织，在一方之内竟可以呼风唤雨。过去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的状况（即使是正常的不同意见，也非要弄得你死我活），使那些有权力欲望的人只能走这条路，谁也不肯、也不敢甘居下风。
讲到群众组织和造反派的问题，笔者认为，对十年文革的社会动荡过程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文革中的斗争是有多个不同的层面，比如，一个是毛泽东与他要打倒的“走资派”之间的斗争，一个是受体制压抑的群体趁机起来反抗当权派及其支持者的斗争。上面的那个层次，毛泽东始终占据上风，赢得了胜利；而下面的层次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当权派及其支持者在经过激烈斗争，甚至数次反复，付出巨大代价后，获得了最后胜利。虽然在这过程中，有不少当权者受了罪。这就可以解释，到文革后期还没等结束，虽然四人帮一伙还能身居高位，而各地当初的造反派大多却已打入另册。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造反派与极左派划等号。
本书的这个看法，并不等同于海外学者中有一种“两种‘文革’”的说法。所谓“两种‘文革’”的说法，就是把上面讲的第二个层次的斗争，说成是“文革”中的又一个“文革”，是人民群众起来造“官僚集团”反的“文革”，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这儿所讲的第二个层次的斗争，始终不是“文革”的主流，甚至并没有形成一种单独的潮流。这些起来斗争的群众，不仅还是打着极左的旗号，而且总的来说，还是在极左势力的控制和影响之下，为极左势力所利用和服务，最后，有的直接成了极左势力的鹰犬，而多数则被压制。有的虽有觉悟，也已晚了，成了这场左倾狂潮的牺牲品。他们的表现虽有不同，但都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两种‘文革’”的说法，近来被有些企图煽动再次“文革”的人所利用。他们装着否定党内高层的“文革”，而鼓吹再用第二种“文革”的办法来冲击和惩治当前的“官僚集团”，这是十分错误，也是十分有害和危险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现在似乎名声不大好。谁要是嗓门大点，就要被讥讽为造反派的脾气。其实，这个群体，它的组成也是很复杂的。大体有这样一些人在里面：
原有体制下受到压抑，起而反抗的人；
听从领袖号召，造反有理，真心实意投身革命的人；
经验老道，看见有机可乘，想要重新洗牌的人；
流氓本性，好打好杀，想毫无顾忌痛快一番的人；
本无身份地位，红五类不要，别无选择；
因为各种原因，前期受到冲击，对单位领导或保守派有纠结；等等。
造反派的人，也不是在整个运动中都一成不变。他们的认识、心态、行为，随着事态的变化、遭遇的不同，也会有多种改变。
有新参加进来的：明白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反戈一击，来了；有看到造反派一度得势，重新站队，来了；迫不得已，表态支持；等等。
更有离开这山头出去的：看透了极左势力，知道上当，走了；多数情况下，造反派处于劣势，趁早弃船而去，走了；迫于压力，投降了（此处无贬义。在有些地区，投降也不行，照样屠杀）；等等。
最后，绝大多数造反派被压制，不少骨干成员（此处也不表明褒贬）遭到沉重打击，甚至镇压。造反派中也还有个别勇敢者，起而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极左势力而惨遭杀害。虽然他们当时看问题没有像现在这样完整和准确，但也足够我们深思。
这儿举个江西李九莲的例子。她是江西赣州人，1946年生，三岁就当童养媳，解放后才回了家。她学习刻苦，勤于钻研，是学校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文革初，她满腔热情地响应号召、投入运动、参加造反，是赣州三中造反兵团副团长，全省学习毛著积极分子。1967年夏，当地一场武斗死了168人。她在收尸时思想有了剧变，开始质疑文革、质疑林彪，却被她在部队的男友出卖。1969年被捕。林彪死后，于1972年获释。出狱后，为能彻底平反，她多次活动。在派性干扰下，1974年再次被捕。1976年文革结束，她在狱中无法获得准确认识又质疑华国锋。于1977年12月14日处死。临刑时，被竹签穿过下颚和舌头，再用毛巾堵嘴。死后，抛尸荒野，竟被歹徒奸尸。
1980年，在胡耀邦的直接过问之下，李九莲得以平反。(具体事例，请见《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新华出版社，1998年)
《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有篇韩钢先生写的《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文章在为华国锋政绩作了全面辩护之后，说他“最大的错误”是延续了“恶毒攻击罪”。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以“反革命罪”处死了44人，其中李九莲就是典型案例之一。本书提到李九莲，与华国锋问题无关，只是想说明一个如此单纯执着的追随革命造反的年轻人最后的悲惨下场。
文革期间，两派各自扮演的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各地很不一样，本书无法加以详尽叙述。应该说，两派都有害人者，两派都有受害者。两派中都有极端分子，两派都不过是被极左势力玩弄于股掌的工具。仅仅一、两年之后，也都被扣上各种帽子，比如“五一六”分子，被相继抛弃。当然，两派组织中的大部分群众是无辜的，也是无罪的，更是可怜的。
要说极左，两派都受极左的影响，两派中都有极端分子。倒下的人中有极左的，也有不是极左的；没倒下的，也是有极左、有不是极左的。但最后命运的改变，不是因为他造反，也不是因为他极左，而是没有抢到权。由此可知，处于文革中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不同矛盾之中的不同的人对文革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有这样一种说法，这两派都好不到哪儿去。说“造反派”不过是想当奴隶都当不上的人（比如：出身不好、知识分子、受单位领导压制等）在争取当奴隶，而“保守派”则是通过维护单位领导来保住自己可怜的奴隶地位。本书在此无意对文革中派性组织的始末作全面论述，也无意对这种说法作出评价。我们对文革很多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甚至可以说在有些方面还没开始。
龙头镇、西北村的群众组织，随着运动的进展，也纷纷出现，并开始了愈演愈烈的相互争夺。最早是中学里秦有理领头的“红卫兵”和肖胜利领头的“东方红”。村里面，秦德才的“贫下中农造反大队”，虽然没有正式地宣布成立，也没有自己的章程、机构，但也算是个群众组织吧。不过，秦德才冲击公社大院的做法，却给西北村带来了人人自危的巨大振动。
20.2“红海洋”战斗队
西北村“红海洋”的成立，应该说，是在更早一些。
毛主席、党中央着力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和措施，不但鼓舞着青年学生，在农民群众、尤其是在青年农民中也引起了反响。
西北村的几个年轻人，正在大队部办公室碰头商议，也不是正式通知开团支部会，有好些事看不透、想不通，大家在一起议议。
彭小宾虽然一直没有接过团支书的职务，不过西北村的年轻人还是把他当成他们的领头人看。彭小宾这个人物，尤其在农村，确实不一般。他的父亲大队会计彭乐宾，一生为公、行事谨慎、低调做人，却还是在社教运动中被秦德才打死，还说是“畏罪自杀”。这对于彭小宾不能不留下极大的伤痕。如果是别人，决不会咽下这口气，恐怕这一生也愤恨难平，或怒目相视、公开叫骂，或磨刀嚯嚯、伺机报复，非要寻机报这杀父之仇不可。但是，彭小宾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无动于衷，而是看得更远。他看到了，杀他父亲的，决不是秦德才一个人，秦德才算个什么东西？秦所以敢于这么做，甚至到现在一点伪装都不用，直接就去杀了包金贵，这里面肯定是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彭小宾学历不多而学识不少，职位不高而水平不低。在农村乡间，是个少有的人物。他虽然还想不到体制、机制这些概念，但他的思路已经靠近这一点了。他在想，这西北村，这龙头镇，这中国农村，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个什么必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解决他父亲的问题，才能解决秦德才的问题，也才能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他还没有想清楚，也没法和别人讨论。但是，他在想。
汹涌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他更多地想到了这些问题。文化大革命所讲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真的要解决自己所想到的这些问题？他不能肯定，但觉得很有可能。文化大革命，恐怕值得去追随。要改变社会中的一些阴暗面，改变那些根本配不上是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只能这样去做了。
他在对年青的朋友们说：“虽然好多事，我们不明白、不理解，但是我想党中央既然号召搞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对的。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党内领导也出了修正主义，所以不反修防修是不行的。有的群众，在行为上可能是过了火，但是要看到整个运动的大方向，是对的。我们要正确理解。”
衣春玲看来也是肯动脑筋、想问题的，她很赞成彭小宾的话，接着说：“现在形势很复杂，公社和大队都停止工作了，党组织、团组织也不活动了。我们还能聚在一起，是挺不容易的。我们也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要注意不要上一些坏人的当，不去做不符合政策的事情。”
“对，对，”大家议论了一番。
“那我们怎么做呢？现在兴那个‘造反’，像秦德才那样也叫造反么？”皮高深问。
“虽然我赞成党中央的号召，觉得造反有理，但决不是秦德才的那种造反。”齐成才说。他是西北村唯一戴着眼镜的，看上去颇有书卷气，看起来挺有头脑，是属于很认真地参加革命运动的那种人。
“是的，我们也要参加革命运动。但是现在团中央也停摆了，团组织已经不活动了。咱们要活动就换个名称，叫战斗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眼下文化大革命就兴这个，怎么样？自愿参加。”彭小宾说。
“好，我看他们中学生能当个红卫兵什么，挺有意思的，我们也可以组织起来。哪叫个什么名字呢？”皮平平说。皮平平是皮高深的妹妹，是个很温和善良的女孩子，平常都很少出来。连这样的女孩都能对文化大革命有了兴趣，可见革命的号召力。
“取什么名字？咱们靠着大海，我看就叫‘红海洋’战斗队吧。”衣春玲说。
“行，那就叫‘红海洋’吧。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同时稳定咱西北村的局面，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出大事。”彭小宾说。
“好，好。”
“我能参加么？”周新春在一边轻轻地问着。小周还没入团，所以也很少参加他们团员的活动。但是他也在想，也想参加革命活动，也想知道这就在身边的热火朝天的文化大革命倒底是怎么回事。
“欢迎欢迎，每一个想要革命的同志都可以参加。”彭小宾说。
就这样，以西北村团支部为主体的龙头镇第一个农村革命群众组织“红海洋”战斗队成立了。
（说明一点，1967、68年间，不少地方为表示革命激情和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崇敬，在街道两旁、院里院外到处都刷上以红色为底的语录和领袖像，放眼望去一片通红。这个现象，被称之为“红海洋”。与此处所讲的群众组织、战斗队的名称，有联系但不一样。）
衣春玲看着平平，像是想起了什么，问皮高深：“你家珊珊怎么也不退团，也不参加团日活动？”皮珊珊是皮高深的姐姐。
彭小宾说了：“以前就这样，现在更不用来了。”
“嗨，她这人怪了。”皮高深摇摇头，开始说起他的姐姐来，“她这人，说起来，也挺积极，很关心国家大事，听广播看报纸，比我们还认真。在家里老是说要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斗私批修。思想觉悟高得不得了，对我们谁也看不上，一个个都要受她批判。说我爸是自私自利、小农意识，说我妹没有远大理想、就知道眼前一小点。”
“那说你什么啦？”衣春玲听得挺有趣，还要追问。
“说我？她不敢说我，呵呵，我是刚吵了架出来的。”皮高深笑着说。
彭小宾就说：“她要是在家闷得慌，就过来和我们一起活动吧。”
皮高深说：“她是谁也看不上，就是在家里自己看自己不错。”
衣春玲说：“她怎么成这样了？以前不是这样的。”
皮高深俏皮地说：“就是当老姑娘当的。女孩子大了，心态就变了。”
“去你个头！”衣春玲不愿意听了，伸出巴掌，扬了过去，“这跟女孩子大了有什么关系？”
皮高深忙嘻皮笑脸地赔不是：“没关系，没关系。”
彭小宾也开怀地笑了。
停了回儿，彭小宾说：“再讨论个正经的事。”
衣春玲问：“什么事？”
“就是秦德才他们杀人的事。”彭小宾很认真得说。
衣春玲一听，脸也沉了下来，着急地说：“这可是个大事情，不是闹着玩的。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地痞胡闹，他们那样做完全是背离了斗争大方向，是犯罪！”
“是啊，那样搞下去，就太危险了。不用等资本主义复辟，法西斯就先上台了。”彭小宾说。
“那我们先把秦德才抓起来惩办，让大家知道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不允许他们胡闹，”皮高深说。别看他做事三心两意，不肯真出力，不过有时也爱激动。
“不能啊，我们要去抓秦德才，肯定要打起来，事情就更复杂了。”彭小宾说。
“那我们还是用我们的办法：拿起笔做刀枪，到街上去刷标语，让大家知道我们真正的造反派的观点。”衣春玲说。
“好，”他们几个就行动了起来。
傍晚的时候，西街、北街都贴上了一幅幅醒目的大标语。
“要文斗不要武斗！”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
落款都是“红海洋战斗队”。
秦德才跑了出来，看见彭小宾几个在刷这些标语，有点看不明白，挺不高兴地问着：“你们写这些是什么意思啊？是在说我们不讲政策啊？”
彭小宾反唇相讥：“你还讲政策啊？”
秦德才眼一瞪：“你敢污蔑我们革命造反派啊？”
彭小宾毫不退让：“你是革命造反派？我们才是革命造反派！”
“你他妈的，看我揍你！”秦德才两话不说，拿起铁棍，又要动武。
衣春玲一看不好，一下子跳了进来，挡在秦德才的面前，大声喝道：“有理讲理，不许动手！”
那个大义凛然的样子，秦德才不由得被镇住了，顿时矮了半截，放下了铁棍，嘴里嗫嚅着：“你，你，你算是什么？”
“我也是革命造反派，就只许你是啊？”衣春玲挺立地站着，横眉冷对，那个勇敢，那个威严，使秦德才这种人都得退让三步。
秦德才吐了口唾沫，转身走了。
衣春玲兴奋之余又带着他们几个唱起了语录歌：
“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
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
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四周看光景的乡亲们对衣春玲、彭小宾们有叫好的，称赞的，能把秦德才都吓退了回去；也有不理解的，“怎么衣春玲这样的闺女，也去当了造反派，这是中了哪门子邪？”
这是“红海洋战斗队”的首次出动，旗开得胜。
20.3“红太阳”战斗队
秦德才的乱杀人事件震惊了西北村的每一个人，公安部门居然还不去管。
杜家骏回到村里，鲁队长、平金刚他们还没散，还堵在胡同口，怕再有什么事。
杜家骏跟他们一说，平金刚第一个就气得脸都发白了。捏紧了拳头，直往墙上打。“这样下去还了得吗？谁知道他们会再去杀谁？说不定杀到咱们头上来呢？”
于又发小伙子在边上，因为学校里没什么更多的事，也就经常回村里来了。对秦德才杀人的事，他特别激愤，说：“他能拿起铁棍，咱也能拿铁棍。不等他下手，咱先宰了他。”
鲁队长说：“别，别，宰了可不行，早晚还是有法律的。但是拿起铁棍是可以的。”
“对，他们能成立造反队、战斗队，咱也能成立。彭小宾他们小青年成立了一个，咱们也成立一个。”杜家骏说。
鲁队长问于又发：“你怎么没去‘红海洋’呢？你们年轻人在一起么。”
“我，我……”于又发自己也没想到这个问题，便胡诌了一句，“他，他们，彭小宾和春玲俩挺好，我去干吗？”
大家哄堂大笑，这些天来难得有的大笑。
“呵，呵，呵……”鲁队长笑得合不拢嘴，好不容易才说：“他们叫‘红海洋’，好。那咱就叫‘红太阳’，海洋和太阳还是在一起。”鲁队长说。
“对，太阳还在海洋之上呢。”于又发说。
“成立个也好。党团组织都瘫痪了，有个战斗队也好。有个什么事好召集。我就不出面了，我还是个当权派呢，你们是革命群众组织。没有我，你们更方便。”杜家骏说。
“也对，我也不出面了。平金刚，你来当队长吧。”鲁队长说。鲁队长后来连“红太阳”的一些公开活动也没去参加，这也为“红太阳”后来的其他一些事留了些后路。
平金刚想了想说：“好，我当就我当。还怕那些驴操蛋不成？”
杜家骏对平金刚说：“你们第一件事，先把李辰两口子押到肖胜利那儿，他们在村里住有危险。鲁队长你先去趟中学，跟肖胜利说说，看是不是可以。”
一个多小时后，鲁队长回来了，说肖胜利那儿已经准备好了。
平金刚就带了三、四个人，拿上铁棍、尖杈、钉耙，来到李辰家。
李辰家紧闭着院门、房门，喊了好一阵，林海秀听清了是平金刚，才出来开门，脸色紧张得很。
平金刚对他俩如此这般说了下。他们想想也对。虽然去中学里住，跟秦有理他们在一个院里，只隔了一道临时挡起的篱笆。但毕竟是和几十个“东方红”的人在一起，比孤零零地住在家里要强多了。住在自己屋里，一旦有事，别人都来不及帮忙。
于是，李辰两口被平金刚几个“押着”去了“东方红”的地块。
他俩口的心里非常感激西北村的乡亲，在这种非常时刻以这种非常方式来保护他们。
跟“红海洋”不一样的是，“红太阳”在西北村、在龙头镇不但公开地打出了旗号，而且还在大队部（现在也是“红太阳”的队部）张贴告示，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引得村里人都过来打听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参加。
这天，皮安己和迟一敬在大队部碰到了一起。
皮家和迟家虽然都是西北村的中农，政治上都没有优势，可皮安己总喜欢和迟家比一比，总觉得自己要比迟家高一等。不但迟得法活的时候比自己窝囊，而且现在迟家更是一年不如一年，跟自己家的景况越差越大。
迟一敬在村里是个边缘人物，想想自己老爹勤勤恳恳，从不惹事，从不坑人，可还是多次遭受不应有的打击，结果还在困难时期饿死。不但老爹老妈饿死了，自己老婆两年后也死了，虽然不能说就是饿死的，但那也是和大跃进干重活得下了痨病又加上大饥荒直接有关的。可是，村里和公社从没担过什么责任，连句安慰话也没有。几年来，他觉得憋气得慌，甚至有点恨，又不敢说。村里的事，也就什么也不想掺和。社教时，于村长这些人受到冲击，自己觉得稍微好受些，可是时间不长，就过去了。这次文化大革命，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不过看到宗发奋这些干部也有被批斗的时候，心里就难得地爽快了一会儿。可是领着斗的人，是秦德才这些，又觉得不爽了。什么时候有好人起来斗坏干部呢？听说村里平金刚他们搞起了“红太阳”，所以，过来看看。不想遇上了皮安己。
迟一敬对皮安己没什么话可说，本来自己走进屋子也就算了。可皮安己这个人对别人唯唯诺诺，见到迟一敬却觉得自己人也高了，腰也直了，说起话来也硬气了。而且皮安己觉得自己比迟一敬还长一辈呢，这迟一敬居然没先跟自己打个招呼。
皮安己等了五秒钟，看迟一敬还是没有打个招呼的意思，便话里有话地说：“你也来革命啊？”。
“你能来革命，我就不能来革命啊？”迟一敬也没有什么好气。
皮安己一听，怎么对自己一点恭敬也没有，自己怎么也是他的长辈啊，就不高兴了：“你也能革命？”皮安己也真是。有些人就喜欢管一些自以为能管得起来，其实根本不需要他管的事。
“我能不能革命，关你什么事啊？”迟一敬从来没有顶过别人，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皮安己虽然也受过不知多少次的冲击、批斗，早就学会了逆来顺受，可这一次迟一敬的顶嘴，却使他接受不了，尽管院子里才不过两三个人看见。
“你，你，你……从来就不革命。那年你爹死了，你竟然把他埋在烈士身边。对革命烈士多么不尊敬啊。”皮安己一时想不起别的话，就把这事说了出来。
迟一敬一听皮安己提起了这件最使他伤心的事，便愤怒了起来：“你他妈的，你那天还在烈士墓的坟头上拉屎呢，算个什么东西，丧良心啊！”迟一敬还是第一次骂人呢，但一骂就骂得重了点。这样的老实人，不会掌握这些分寸。
“你，你，你……天天躲在家里。我不相信你会革命。”皮安己站在大队部的门口跳了起来。
“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挡在这儿就能挡住别人革命啦？老子上哪儿还不能革命啊？”迟一敬也不会多说话，扭头就走。别人谁也想不到，他反过头去参加秦德才的“造反队”了，尽管这不是他的本意。
不知谁讲了一句：“咳，你们两个都是中农，吵什么呀？”
皮安己这才回过神来，两个都是中农，连革命的资格都没有，吵什么呀。
西北村也有三个群众组织了，他们之间该打起来了吧？他们还没打起来，在他们之外，还有一股更大的力量，在龙头镇掀起了一个大浪。怎么回事？请看下一章“反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