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反右
这时，天上飘落的，已经不只是几片枯叶。
1957年是转折的一年，是由春天向冬天转折的一年。
1957年是重要的一年，在新政权前四十年的历史当中，是可以和1966年、1976年、1989年相提并论的一年。
24.1申请入党
1957年初，龙头镇还是有件好事，龙头中学在东门外的原址重新组建了。
解放后这些年，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多了，龙头需要有个中学。应该说政府对教育是重视的，尽管这些年经济条件已经好多了，但除了因为成立供销社的需要而在十字路口盖了八间门市部外，公家没另外新盖一间房，包括乡政府自己。这回为了重建中学，特地在学校里又盖了一排新房，作为办公室、图书室和音乐室。因为经费实在有限，这排校舍没能用石灰把外墙刷白，还是露着红砖。
校长是从黄港调来的，正巧就是肖福兴。他就是章汉林的儿子章加法的中学班主任和入党介绍人。我们在第一卷解放前夕黄港街头的学生示威中已经见到过他了。肖老师的经历也是一言难尽。尽管他是地主出身，但早在师范上学的时候就向往革命、要求进步、热情澎湃、情绪高昂，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多年的地下党员了。他冒着生死危险，贴标语，撒传单，反迫害，争自由，还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过，挨过打，上过刑，后来是家里花了大把的钱才保了出来。黄港解放前夕，在地下党市委的领导下，他在自己从教的学校里进行宣传教育、发动学生。面对旧政权灭亡前最后的疯狂，还组织了几次示威，又带领学生护校和上街维护社会秩序。解放后，当了个学校的教导主任，前年，又到远郊的一个中学当副校长。这回，又提了个校长，只是得离开黄港跑到农村来了。
肖校长的心中有个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痛。他的爱妻，当年师范的同学，也是地富出身，1948年回到还是国统区的娘家探亲，住了一段时间。国民党逃跑时就没想到要跟着一起跑，要在家乡迎来解放。结果在随之而来的清匪反霸和土改中，却跟娘家父母一起被“锄”了。黄港一解放，肖福兴就去她娘家那地方打听，没想到是晴天一声霹雳，从乡政府知道了事情的结果。乡政府的人对他说，你怎么娶了个地主婆，亏你还是个干部。村子里，你就别去了，还去干吗呀，连骨头也找不到啦。去了，恐怕连你也出不来啦。他在惊讶、悲痛和恍惚中，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了黄港的家，独自面对才三、四岁的儿子。亏得那时孩子他娘嫌兵慌马乱的没带孩子一起走。
几年又已经过去了，肖福兴的心平复了些。离开黄港也好，他把儿子也带到了龙头，在镇上租了个小院一起过，期望能过几年平静的生活。
寒假前，他就过来了。了解情况，调配师资，安排工作，着实忙了一番。
经过了解，他觉得李辰各方面都不错，是块材料。
开学后，他特地跟李辰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次。
肖校长说：“小李啊，你各方面条件都挺好。我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你能在新的学校里发挥更大的作用。”
“校长，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我想安排你担任史地教研组组长。”
李辰显然没有这个准备，忙说：“这个恐怕不行吧。这些，我都没专门学过。”
“这个，我也想过。”肖校长说：“可是我们又有几个人专门学过呢。一边干，一边学么，干革命就是这个样。要拿出干革命的精神，来搞好我们的教育事业，这样才能对得起党对我们的期待。”
“好，好，我一定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不辜负党的期望。”李辰激动地说。
“你还要积极要求进步，争取早日入党。”
“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可不好意思提出来，怕离党员标准太远，被别人笑话。”
“在我们革命队伍里，哪有笑话人的。”肖校长笑着说。
“那我这两天就写入党申请书。”
“好，好。我们这个学校刚开始办，很多事情会想不周到。有什么问题，你要提醒我哦。”
“啊呀，校长，你太客气了。哪有教师给校长提意见的啊？”
“这你就不了解啦。你看，春天来啦，外面的天气暖和了，政治上的气候也暖和啦。最近，我们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知识分子的春天到啦。更不用说在本单位里面对工作上提出改进意见，那就更欢迎啦。”
“那好，那好，我也最希望我们的学校在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棒棒的。”
当天傍晚，李辰就和小林商量。他们俩盖房子的木料、石头，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本打算过了夏天，秋风一起，就动手盖房子了。这可是他俩靠自己的双手，熬了几年，积攒起来的。
李辰把肖校长的意思说了。李辰说，他想再集中精力努力一年。全力以赴，把业务拿下来，也对得起校长对他的希望，更是对工作、对学校负责任。
林海秀很赞成李辰的想法，说：“好，我支持你。先搞好工作，再说别的。我们之间的事，已经等了几年了，再等一年，也没什么。”
县城赶集那天，李辰带上攒了一年多的二十多元钱，特地来回步行去到县城。在县城的书店里翻了一天，甚至还央求营业员让他到后面的书库里翻了一阵。终于在有限的种类里，买了一捆历史、地理方面的书。
回来的路上，他没有回李家泊，扛着捆扎的书本，过王庄，面向东方，涉过大河，直奔龙头中学而来。他很少去县城，上一次，还是几年前和鲁队长他们一起替民主村推种子才来过。他匆匆来到大河边，卷起裤腿，迈入水中。凉凉的河水，有点扎人，都没觉出来，反到是那么地凉爽。西下的斜阳，照得前面的山峦、田地，连同整个的龙头镇和西门外那棵高大的白果树一片金黄。他看得都陶醉了，他从未有过地感受到这天地、这世界竟然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灿烂辉煌。
从这一天起，李辰真的是把盖房娶媳妇放在了一边，发愤图强苦读书，比考大学还下功夫。不到一年的时间，李辰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学教师了。但是，也只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中学教师，对于李辰又成了永远的痛苦的奢望。
24.2废寝忘食
树冠的绿色都浓浓的了，暖风吹过来一阵阵田野里的干香味，麦子快熟了，农忙的季节又要到了。
傍晚，李辰还在他的史地教研组的办公室里忙着。办公桌上，堆着一摞摞的作业本，摊开着一本本的书籍，一本叠着一本，都摆不下了。墙上挂着一溜各式的图表，李辰正站在一张世界地图前，脸贴着墙，满世界地找个什么东西呢。
鲁队长和平金刚他们又来了。一旦开镰，就会有好长时间不能再来，所以趁着这晚饭后的空闲过来看看，看看他们心里向往的学校，看看他们的好朋友李辰。
鲁队长在窗外看见李辰，就喊了起来：“哎哟，李先生，在干吗呢？小林不在，就跟墙亲嘴哪？”
李辰一看是他俩，忙不迭地招呼：“快进来，快进来。”
俩人进了屋，平金刚问：“你这是在找什么东西吧？东西掉了，得往桌子底下找，它也不能挂在墙上啊？”
李辰说：“我是在太平洋上找加拉帕戈斯群岛，那是大洋暖流经过的地方。”
“加，加……加什么来着？怎么这么难念，多长的名字啊，怎么记啊？”鲁队长听着这名字都绕不过来了。
“是哎，现在教的世界地理、世界历史这些课程里，那些外国的地名、人名真难记。”李辰说。
平金刚也在地图上找了好一会儿，“啊哟，这密密麻麻的，怎么找哦？你这活，还真不容易呢？真不如像我种地那么干脆。”
李辰说：“要让下一代更多地了解世界，我们自己就要下功夫先学习。”
鲁队长说：“是啊，时代发展这么快，我们也要好好了解天下大事啊。小李啊，最近报纸上有些什么消息啊？”
了解国内外时事，这也是当时农村青壮年常来学校转转的一个原因。毕竟李辰讲时事比起靳喜悦在炕上一知半解地讲要全面确切得多了。
李辰来了精神，说：“最近，党号召大鸣大放，希望大家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帮助党改进工作，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
鲁队长听了，感慨得不得了，“我们的党，真是伟大啊。带领全国人民，夺取了革命的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那么多的成绩，还那么谦虚，那么诚恳，还主动向老百姓征求意见。真是不简单啊，别的党，别的人，谁能做得到啊？！”
平金刚又疑惑地说：“可是，咱们共产党已经做得这么好了，还能再提出什么意见呢？”
李辰说：“是呀，上次学校里开会叫大家提意见，大家想来想去，也提不出来。”
天色暗了一些。
鲁队长看了看李辰，突然问：“小李啊，你晚饭吃什么啊？”
李辰似乎愣了下：“到吃饭时间啦？”
“啊？你还没吃啊？”平金刚也惊了。
“到我家去吧。”鲁队长说。
“不了，不了。你看我还有一大堆事呢，作业还要改，一会儿还要上教室里看看他们学生上晚自习。好在我抽屉里还有块干粮，一会儿泡着水吃就行了。有时候，忙过头了，我常这样。”
“看来当老师也还真不容易哦。”平金刚说。
“我看你这几个月，为工作也真是豁出去了。不过，可别冷落了小林哦。”鲁队长说。
“要抓紧哦，不抓紧就要黄了。”平金刚说。
“小林倒不是那种人。不过工作虽要紧，个人的事，也不能这么一拖好几年。”鲁队长挺关心地说。
平金刚问：“我看你盖房的料，准备得差不多了，还不动工么？”
“是啊，木料、石料都备下了。上个月，我把瓦片也买了两行，准备盖个‘金镶玉’。等秋风凉了，就动手盖。”（说明：“金镶玉”，就是草房顶上，只在靠屋沿的边上铺两行瓦，比草房档次要高一些）
“到时，可要喊我们哦。我们想出这个力，也是等了好几年了。”
李辰也挺感激地说：“好，好，谢谢你们的关心。我和海秀定了，今年秋天一定请大家吃喜糖。”
“嗷，嗷。”鲁队长和平金刚高兴得大声吆喝着。
肖校长正好从窗外走过，听得屋里嗷嗷地笑着，便进来看个究竟，见是鲁队长他俩，就问：“什么事，把你们俩高兴得这样？”
鲁队长说：“你们李老师，今年秋天就要请我们吃喜糖啦。我们可是等了好几年啦。”
肖校长说：“好啊，好啊。哎，李老师，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他连饭都还没吃呢。”平金刚说。
“那可要注意身体啊。”肖校长也挺关心地说。
“你当校长，应该好好表扬李老师。李老师真是个先进典型哎。”鲁队长由衷地说。
肖校长停下来，慢慢地诚恳地说：“这一年，我对李老师是最满意、最放心了。新建的这个龙头中学，亏得有这样的好老师啊。到年终，李老师评个优秀教师那是没问题的。党组织也正在考虑他的入党问题呢。”
“这太好啦。小李，跟着党组织，好好地干吧，前途远大着呢。”鲁队长说。
李辰的眼睛散发出希望的光芒。
24.3引蛇出洞
李辰所讲的大鸣大放，正在紧锣密鼓地一步一步地进行。
肖校长已经领着全体教师开过一次会，请大家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可没有一个人说话。难道是社会上的一些传言，被他们听到了？因为城市里有的单位，已经开始批判鸣放中出现的错误言论，而县乡两级的鸣放才开始。
肖校长刚在县教育局开过会。
县教育局程副局长说了，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出反右斗争的成果来，全县至少要有十个。最后，他拍着桌子说，十个还多么？搞不出十个来，我也不用当局长，你们也不用当校长了。
散会时，校长们面面相觑，无言而退。
肖校长回来以后，辗转反侧，几夜都没睡着。早晨，食堂门口挂着的一块钢板，敲响了，都到了开早饭的时间了。肖校长还在镇上他租住的屋子里躺在床上没起来，皱着眉头瞪着眼，正绞尽脑汁寻思着怎么办呢。明知是要引蛇出洞，再往七寸上狠命地打去。谁会上这个套呢？要是没人上套，那该把谁推出来呢？总不能不当校长，把右派的帽子扣在自己头上吧？
该搞谁呢？把十几个教职员工，扒拉过来，扒拉过去，自己来的时间不长，也没有跟哪个过不去，再说这些教职工都挺努力。
搞谁呢？肖校长叹了口气，又一遍地问自己。要不，叫小李发个言吧。李辰工作积极，群众关系好，业务出色，是学校的顶梁柱，就算提点意见，上面也不会怎么样吧？十个右派可以摊到别的学校去么，非得扣在龙头中学么，不至于吧？全县不止十个学校，不是非得每个学校都要摊一个吧？肖福兴天真地想着。
肖校长找了李辰，在校长办公室里又一次做了专门谈话。
“李老师啊，这段时间你的工作更努力了，很好。大家都看在眼里，党组织也看在眼里，我们心里是有数的。”
“校长，那你看我的工作，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啊？”李辰很诚恳在向领导征求意见。
“最近有一项工作，希望你能积极参加。”
“什么工作啊？党布置的工作，我都会积极参加的。”李辰把身子往前靠了一下，听得更认真了。
“党中央在全国各地进一步深入开展大鸣大放，恳切希望同志们对党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你在这方面，也要带个头啊。”
“我也想过，真的是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你看，我也有啊。我租着房子住，多不方便，学校也不给我安排一间。我都向上级说啦，也还没解决。”
“我住在学校里，挺方便的，离家也近。”李辰很天真地解释说。
肖校长心里都有点好笑了：“你不是争取入党吗？你要更多地关心党的工作，关心党的各方面的工作，要起到带头作用。”
李辰思考了起来。
肖校长继续说着：“要打消顾虑，相信党。不要听信社会上的一些流言，说什么要批判错误言论。我们这是在帮助党更好地工作啊，这是多么神圣而崇高的工作啊！”
李辰在更认真地思考。
肖校长还在说：“我以党的名义，向你保证，提了意见，不但不会对你有看法，而且会更加信任你，说明你和党是一心一意，是一家人哪。一家人才肯讲知心话呀，是不是？”
“那我再好好考虑考虑。”李辰说。
肖校长轻轻地吐了口气，微微地笑了。
经过几天的精心准备之后，肖校长在一间教室里再一次召开全校教职工鸣放大会。
肖校长在讲台上作动员：“目前，我们党正在开展一场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真诚地请各位同仁帮助党克服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东西，继续开展大鸣大放，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请同志们心里有什么想法、对学校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尽管说。”
肖校长看了下大家。
教职工们，有的低着头，有的东张西望、故意不往台上看，有的虽然看着校长，但也目无表情，捉摸不透是什么心思。
肖校长很庄重地说：“我还想请大家不要相信社会上的一些谣言。我以党的名义保证，决不抓辫子、打棍子。毛主席都说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他又停了一下，还带上了几分感情，说：“同志们哪，历史上，我们党出现过几次‘左’的错误，伤害过一些好同志，这样的教训不能再发生了。不瞒你们说，我曾经也是个受害者啊！我们这次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努力形成一个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大家依然无语。
“我们的工作，肯定不会是十全十美的，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我身在其中，有些问题恐怕难以察觉，我再次恳求大家以学校发展大局为重，提出宝贵意见。拜托各位了。”肖校长的言辞十二分地恳切。
“拜托各位了。”肖校长又重重地重复了一遍，真想把心都掏出来了。
大家依然无语。
肖校长环顾四周，只有李辰在认真地盯着他看。那是一根现在唯一可以抓得住的稻草了。
肖校长马上不失时机地对着李辰说：“李老师，说吧，你带个头。这是党组织考验你的时候了。”
李辰回头看了下大家，大家也都在看着他，看来是推脱不掉了，只好站起来，说：“既然党组织这么诚恳，我也不能辜负了校长的一片好意。作为一个争取入党、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我应该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到大鸣大放中来。不过，我对党有什么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那些，倒是没有感觉到。新中国这几年来，尤其是咱们龙头中学成立这一年来，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话。大家说，是吧？”
大家都点头，纷纷称是。
“说意见，说意见。”肖校长催促着。
“对咱们学校，我就觉得，这新的一排房子盖得不错，就是外墙还一直没刷，红砖就露在外面，一是不好看，再一个这砖也容易叫雨淋坏。要是拿点石灰刷成白墙，走进来一看，亮堂堂的，多好，看着心里也舒坦。”李辰说。
肖校长松了口气，终于有可以向上级交差的东西了：“好，好，就这样。还可以再深刻一些。”
“我就说这些了。”李辰也如释重负，觉得也可以向肖校长交差了。
……
24.4改变命运
一周后，县教育局程副局长来龙头检查指导工作。
程局长，是海源北面靠北海沿的人，能说会道，人称“程套子”，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怎么说也有理。此人深谙革命队伍内部的潜规则之道，那就是“宁左勿右”，对上拍，对下狠，表面文章要做足。凡事紧跟形势，冲在前头，反正也解放了，用不着流血牺牲。宁可讲过头、做过头，不能不到位，可能会有些失误、有些伤害，那也是革命斗争不可避免的，更何况那是对别人，伤及不到自己。也只有狠得了心、下得了手，才能不伤到自己，这就是他的经验。所以，解放后是步步上升，仕途顺利，从副科长到了副局长，真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虽然自己没上过学，只念过两年私塾，却并不害怕当这个教育局的局长。他一再跟别人说，这个学校啊，很好办，只要上课铃响有老师进课堂、下课铃响食堂能开饭，就行了。他最主张“外行领导内行”，不要跟他们讨论什么业务问题。跟他们讨论业务问题，你怎么也讨论不过他们，那你就上他们当了。教师算个什么？几百万的国民党都打败了，连个教师都管不住，那就太熊了。对教师要狠，要从人格上侮辱他们、贬低他们，把他们搞得灰溜溜的，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这回儿，有了上级精神，要抓一批右派，正是我老程露一手的时候了。必须要有战果，也一定会有战果，不抓两条大鱼出来给上面看看，我还叫老程么。
因为老程是从龙头出去的，这回回来，纪乡长是要请个客的。这时已不像1953年三反运动中程科长为调查佘校长的事来龙头时，就一碗和大家一样的萝卜茵子了，公款吃喝此时就开始有了雏形。
纪乡长在乡政府的后院摆了一桌。七八个菜，有：土豆、波菜、猪头肉，还有这海边特有的，像老板鱼、炸大虾、萝卜丝拌海蜇。虽说不上是盛宴，但这在当时也绝对是有条件的人家娶媳妇才能吃到的东西。
作陪的还有肖校长和宗发奋。
程局长精神焕发地走了进来，当然先要讲几句客套话：“都是老熟人啦，别这么客气啦。”
老纪忙说：“别人都好说，你这个客，我是一定要请的。龙头的事，你还要多操心啊。”
“那当然，我不就是专门为这事来的么。”程局长当仁不让地入了席，就问肖校长：“怎么样了？我对你们龙头中学，可是很放在心上啊。”
“开了好几次会了，没提出什么意见。”肖校长为难地说。
“怎么能没有呢？反右斗争，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就你龙头中学风平浪静、安然无事啊？谁信啊？”程局长有点严肃了。
宗干部对这套也有门道了，便对肖校长说：“你要启发哎，要引导，要做工作，不能等他们自己说。”
“我也做了不少工作。”肖校长苦着脸说。
“一句意见也没有弄上来，你当的什么校长？”程局长当着面也很不客气。
“好不容易，我提前跟李辰做了工作，他才在会上讲了一句。”
“他讲了什么？”程局长马上很注意地追问。
“他提了个意见，说是新盖的那排房，红砖露在外面不好看，要是刷成白墙就好了，看起来心里就舒坦了。”
“把红砖刷成白墙就好了，把红砖刷成白墙就好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程局长把头歪在一边，沉思起来。
纪乡长有点不明白了：“这还有什么意思？”
程局长晃着脑袋，故作神秘地笑着：“有啊，有很大的意思咧。只要有政治头脑，往那儿去找，就能找出问题来。”
肖校长着急地问：“有什么问题？”
“要把红的砖头刷成白的。就是要把红的砖头，变成白的砖头。这不分明是要走白专道路么，这不就是在反对党提出的‘又红又专’的号召么。”
“这就算反党啦？”纪乡长不解地说。
“这还不是反党啊？而且这小子很狡猾，不直接说要走白专道路，绕个弯子，说是要把墙刷成白的。含沙射影，隐晦曲折，兜着圈子攻击党，这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新的手法，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白是什么？白就是代表国民党，我们讲的那个白色恐怖，不就是国民党屠杀我们共产党吗？那个姓李的小子要白色，他的内心思想里盼的是什么，不就已经昭然若揭了吗？我马上向县委报告这个情况，我们的同志差一点儿被他蒙蔽过去。亏得我今天来了，把它分析出来了。要不，会给革命留下多大的隐患啊。”他心里还在暗暗高兴，那个佘老头自己寻死，便宜他了，他看中的那个李辰这回可又落到我手里了，天意呐，天意呐。其实李辰从来没有得罪过他，甚至两人还没有直接交往过。但是程局长这种人内心之狭隘、狠毒，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宗干部连忙说：“啊呀，程局长的水平多高呀。要不李辰这个右派眼看着就滑过去了，还继续混在革命队伍里，我们还搞什么社会主义啊？”
程局长听了宗干部的话，更来精神了，说起了一大套的话：“同志们哪，要绷紧政治这根弦哪。我现在是悄悄地跟你们讲啊，政治风向变啦，不是两个月以前讲‘百花齐放’的时候啦，事情发生了变化啦，是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啦，一场新的战斗开始啦。”
程局长咕咚喝了口二锅头，他是很能喝酒的。那三人直愣愣地听着，早忘了吃和喝了。
程局长有酒助兴，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你们不在文教战线不知道啊。这几年看起来风平浪静，去搞互助组、合作化了。其实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斗争一直没停过，而且还很激烈唻。从解放后一开始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判丁玲反党集团，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到知识分子思想教育运动，就从来没有消停过。”
肖校长说：“可李辰这同志不错，工作很积极，也很要求进步。”
程局长当着大家的面教训起肖校长来，很不满地说：“你看你，还没转过弯来，别糊涂啦。李辰是个什么人？你当我不知道啊？我清楚得很，不就是跟林海秀好的那个人么。自以为是贾宝玉，有艳福，看把他美得吧，什么东西。完全是小资产阶级那一套，我就看不惯。”
肖校长还想为李辰争取一下，还在说：“李辰教学很不错，学生很欢迎，是我们学校的顶梁柱，少了真不行。”
“屁话！”程局长拍了桌子，满桌的人一震：“少了谁还不行，少了你就不行啦。告诉你，少了这种人，天塌不下来，地球照样转，革命洪流照样滚滚向前。不是有句话吗，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
吓得肖校长再不敢吱声。
停了一会儿，宗干部突然又叫了起来：“我想起来了，李辰有重大政治问题。前几年，就公开散布反动言论。”
纪乡长一惊：“还有这样的事？”
宗干部说：“前几年有首歌，歌里有句话，叫‘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他就说，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一定会死一个，结果没过多少时间，斯大林就死了。你们说，恶毒不恶毒？”
纪乡长问：“你从哪儿知道的？”
“听秦德才说的。”
“他的话，你也信啊？”
“他说，那天有好几个人都听见的。”
“还有谁？”程局长赶紧追问。
“好像有你们学校里的那个女老师。哦，对了叫平近芳。”宗干部对这种事记得是很清楚的。
纪乡长瞪了宗干部一眼，在程局长面前也不便多说什么。
程局长喜得拍着手说：“太好了，太好了，马上把她找来。这就能追下去了，跑不了那小子了。有这样的材料真是太好了。他当右派那就是铁板钉钉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右，而是极右。居然敢诅咒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死罪都不过分！”
纪乡长内心是不好受的，说：“小李就这样成右派啦。我认识他也多年了，还是挺好的小伙。反击国民党进攻时，出了不少力。姜雪花深入敌后，还是他带的路。”
宗干部却说：“为什么后来姜雪花死了，是不是他带得有问题，故意往危险地方带了？”
程局长阴冷地说：“现在我们真的要多打几个问号。过去，我们在政治上还是太天真啦。说不定他在背后搞了什么鬼，造成了姜雪花的死亡。”
纪乡长的脸色，已有明显的不快了，“这可是很严肃的事，要有证据。”
程局长稍微缓和了些，说：“这个事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查证。不过，有前两条，就足够定右派了。”
“那李辰就定右派啦？”肖校长小心翼翼地问。尽管说起来，论在革命队伍里的资格，还是对革命的贡献，肖校长比程局长要强多了。但是很多情况下，不是论这个。这时，肖校长在程局长面前几乎快要像小狗一样了。
“定个右派算什么呢。上级说了，要在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右派也还是人民内部么。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还有左中右。”程局长有点不耐烦了，“你去跟他说，划个右派，也没什么，这也是种锻炼。深刻认识了，改正了，也是个提高么。受点挫折，也是个人生财富么。这事就这么定了。”
在别人的杯觞交错之中，李辰就这样被改变了命运。一个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是个可悲的人。一个不能使人掌握自己命运的环境，是个可悲的环境。
此时，肖校长也只好低头无语，看着脚背。
纪乡长叹了口气，无力也无奈，便转过头去看窗外。
宗发奋拍着程贵安的大腿，说：“啊呀，程局长这几年真行。魄力是越来越大，水平越来越见长了。”
程贵安咧开大嘴，哈哈笑了，不无得意地说：“咱当领导的，没这几下，能行么？记住，不要有半点的妇人之仁。我们决不施仁政。这就是我们的经验。宗小弟，你学着点吧。”
宗发奋连连点头称是。
程贵安又猛地喝了口酒，一下又呛了，“噗”地一声把饭菜喷了一桌。一股恶心至极的酒酸味扑鼻而来。
24.5软硬兼施
下午，平近芳按照肖校长的通知，来到镇政府的一间办公室，来找程局长。她一个农村的女孩子，从没有见过大领导。见过的最大的官就是纪乡长，纪乡长没有架子，认识多年了，但也没怎么说过话。冷不丁的，县里的局长要找她，心里能不紧张吗。她问肖校长是什么事，肖校长也没有多说，只是说大概是跟李辰有关系。她心里一边在嘀咕李老师会有什么事呢，一边走进了程局长临时的办公室。
程贵安，她是认识的，忐忑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但进屋以后还是朝程局长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说：“程局长，您好。是您找我吗？”
程局长坐在桌后，头也没抬，手里拿着茶缸，往嘴里灌了一大口，“咕咚咕咚”地涮着牙齿，直到咽了下去，才眼瞅着地上，说：“你就是平近芳？”
“是的。”平近芳赶紧答应。
“知道叫你干什么吗？”
“不知道。”
“你跟李辰是什么关系？”
“什……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平近芳被问得越发紧张了起来。“哦，念书时，我是他的学生，他是我的老师。”
“哦，听说是他介绍你进学校的？”
“是李老师跟佘校长说过。佘校长答应的。”
“是那个姓佘的？你怎么尽是和这种人有关系。”程局长的鼻子里嗤了一口气。“直截了当地说吧，那个李辰，据你所知，有过什么落后言论、错误言论？”
平近芳心里咯噔了一下，想了一会儿，才怯生生地说：“没有吧？”
“没有？”程局长的鼻子又嗤了一口气，“连我都知道了，你还说没有？”
这时程局长才把大眼直瞪着平近芳，看得她背后一阵冷汗，舌头都不好使了：“没……没有啊……真没有啊。”
“还用我提醒啊，他是不是对你们说过什么，说有首歌里‘斯大林、毛泽东像太阳在天空照’的话不对，天上只能有一个太阳，不能有两个太阳，得死一个。是不是？”
程贵安的眼光直通地射着，平近芳则是慌了，什么也想不起来，张着嘴，愣在了那儿。
“那天还有秦德才、鲁来福，还有你哥哥也都在，能说没有吗？”
“是，是，是。是有这么回事，不过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但是那天他没说，要死一个的话。又怎么啦？”平近芳好不容易想了起来，可她又觉得这话是随便说说，没有什么吧。而“死一个”的话，是后来秦德才给添上去的。
“有没有死一个的话，已经不重要了。现有的这些话就已经够了。怎么啦？告诉你，这就是反苏言论！反苏言论就是反动言论，就是反革命言论！”程贵安斩钉截铁地说。
尽管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的独裁专制、滥杀无辜之后，中苏之间事实上已经分道扬镳，但是社会上还不知道这一点。如果谁对苏联有所不满，在单位里还是按反苏、反共、反革命论处，照样严惩不贷。1957年的反右中，有不少是因为所谓的反苏言论，比如讲了苏军在东北期间有扰民作恶、强奸妇女、拆运设备物资等行为，而被打成右派。
平近芳脑子里嗡的一声，就像电线一下短了路，人一晃，差点倒了下来，好不容易才站直了，再拿眼睛去看程局长。只见程贵安极鄙视地瞟来一眼，鼻子里又是一声嗤气，“你要提高认识，经受锻炼啊。要分得清大是大非，站在组织这一边啊。”
“是，是，是。”这时，平近芳只有连连点头的份了。“没有别的事了吧？”她只想着早点走。
“不要忙。学校里要开会，批判李辰的错误言论，你要带头发言。”
“发言？说什么啊？”
“就是要公开揭发，再分析批判。李辰的话就是要挑拨中苏关系，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替美帝国主义效力。”
“有这么严重吗？”平近芳还在问。
“你到现在怎么还没有觉悟。是不是李辰介绍你当老师，就划不清界限了。你还要不要当老师？”程贵安一句比一句严厉起来。
“不，不，不。”平近芳也急了，头上都出了汗。
“批判，一定要严肃、认真、深刻，不要怕话重，不要怕伤感情。就好比他得了病，你一讲，让他一惊，出了一头汗，你也出了一头汗，大家的身体都好了。这不是很好吗？这也是在帮助他，明白吗？”
平近芳点着头，没有说话。
最后，程贵安拿出了底牌，说：“这对你来说，也是到了关键时候。表现好了，不但可以转正，还可以火线入党，可以提干。表现不好，不但当不成教师，连家也回不了。谁包庇右派，他自己也就是右派，直接送去劳改农场。走哪条路，你自己掂量吧，回去好好想想。”
程贵安又端起茶杯，灌了一大口水，在嘴里咕咚起来，看也没看平近芳一眼。他深知这个小姑娘哪是对手，早就被打跨了。要不是那个肖福兴软弱无能，还用我姓程的出马吗？哼。
平近芳这时都已经不敢动了，站在那儿，微微的还有点颤，静静地等着程局长还有什么话。
稍片刻，程贵安一睁眼，怎么这小姑娘还站在面前，便一瞪眼，吼了声：“还不走！”
吓得平近芳脸色苍白，连“再见”也没顾上，低着头就往外走，差点碰到了门框上。
24.6阳谋乎，阴谋乎
一个月后，肖校长把李辰叫到操场边的一个角落，跟他讲这个事。
肖校长连连咳了几声，心里在想怎么说这个事。
终于，校长开口了，“李老师啊，有个事，要跟你讲一下，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什么事？”李辰还挺纳闷，什么事还要有思想准备。
“呵，呵。”肖校长又咳了两声，说：“县局来了意见，说你在那次会上的言论，是属于右派言论。”肖校长还没直说就是右派，只说是右派言论。
这也足够让李辰大感意外：“就说了刷个白墙，就算是右派言论啊？”
“就是这么说么，我也有看法。当初是怎么跟同志们说的，嗯？”好像当初这些话，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似的。
肖校长话锋再一转，说：“但是，你呢，小李啊，有些话说得也确实不妥当。”
“什么话？”
“有人反映你说过，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个里面要死一个。怎么能这样说呢？糊涂呀，幼稚啊，我都替你感到痛心啊。”
李辰急了，马上解释说：“我不是这样讲的，我没有说要死一个，那是秦德才说的。”
肖校长又转了一个调：“态度要诚恳。上级不是说了么：有者改之，无者加勉。不要斤斤计较别人的话，哪句对，哪句不对。要学会正确对待同志们的批评。毛主席不是说了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些政治语言就这么怪诞，这话又倒过来，对李辰说了。
李辰说：“我知道右派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我可没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肖校长依然严肃认真地说着：“要深刻认识，挖思想根源，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急于解释、急于推卸。要相信党。”
“我，我，我真的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校长，你也是看见的。怎么我就成了右派了呢？”李辰几乎要哭了。
“成了右派，也没有什么。上级说了，要在人民内部划左中右。就算是右派，也是人民内部么。不是说了么，一万年以后也还有左中右。那时早就是共产主义了，也还有右派么，有什么要紧？”肖校长又改成了和缓的语调：“小李啊，你也不要想得太多。我们还是在一起上课教学么。在学生面前，我们还是老师么。挺起胸膛，照样上好课，而且还要上得更好，那才是好样的。我相信你。”
最后，肖校长拍了拍李辰的肩膀，说：“话又要说回来，必要的形式还是要走的。学校要安排一次会议，对你作一些批评教育，也没有外人参加。对同志们的批评，要诚恳接受，当面不要表现出抵触情绪。要多作自我批评，争取组织上的谅解，争取同志们的谅解，这样这个运动就算过去了。你表现好一点，以后也好从轻处理。我到局里，也好替你说话。”
肖福兴，一个曾经受过左倾灾难伤害过的人，到这时候也来帮着说这一套，真的是能令人深思。
李辰低着头，流着泪，走了。
龙头中学的李辰老师，民主村妇女主任林海秀的对象，因为发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个消息，像炸雷一样在民主村人的头顶上炸开了，几乎把所有的人都炸蒙了。
对李辰，民主村的人像对本村的人一样熟悉，甚至还多了一层喜欢。他热情、肯干、率真、好学、有文化、懂礼貌，在农村小青年里还真是不多的好小伙，大家都为民主村能有这样一个未来的好女婿而高兴。
这样的好青年，怎么会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了呢？好多乡亲们还都没明白右派是个什么东西，没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天，西门外的大白果树下，民主村的社员们在等着上工。玉米成熟了，等着去摘棒子、砍秸秆。人们聚在一起，议论开了。
老王头在问：“谁能知道啊，这右派是什么呀？”
平金刚摇摇头：“咱说不清。”
鲁队长带着几分玄机点着头轻声说：“反党反社会主义。”
赵玫一惊，急促地问：“那不成了反革命啦。”
鲁队长说：“现在还没说是反革命。”
老王头也挺着急：“怎么会这样呢？谁不知道李辰是个好小伙呀。”
“讲错话啦。”杜家骏说。
“讲错什么话啦？”赵玫追着问。
“说是，李辰说要是把学校的墙刷白一点，就好了。”鲁队长说。
“这怎么就是反党了呢？”老王头又问。
平金刚就坐在老王头的边上，以为是在问他了，便说：“你问我，我去问谁呀？”
“我听说了，我听他们校长说了。上级理解小李这句话的意思是：白，就是白色。白色，就是代表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平常说的白色恐怖，不就是指的是国民党吗？小李说要把墙刷白了，就是向着国民党。向着国民党，就是反对共产党。”鲁队长还真不简单，能把这一圈绕了下来。
老王头摇摇头说：“这能扯得上吗？”
平金刚说：“扯不上，现在不也就扯上了吗。”
赵玫挺关心地问：“那以后，李辰怎么过日子呀？”
鲁队长叹了口粗气：“唉，那天，李辰还跟我们说，等秋天，他就要盖房子、娶海秀呢。”
赵玫抬头望着站在一边、始终没说一句话的于社长，想从他那儿得到答案，问：“于社长，你说说，这是咋回事呢？”。
于社长也摇着头，说：“说不清。这事，咱说不清。”
赵玫又自言自语地说：“小林又该怎么办呢？”
大家都低着头、摇着头，无语。
过了一刻，赵玫往四周一瞧，说：“小林没来。”她马上就站了起来，一边说着：“我得去看看她。”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灰就回镇里去了。
天气见凉了。阴沉沉的云，冷嗖嗖的风，还竟下起了细细的雨。海源的秋天很少有雨，可今天也下起了凉凉的细细的雨。
龙头中学趁今天是星期日，在一间教室里开批判右派分子李辰的教职工大会。
会场倒也没有任何的布置。
李辰站在门外的屋檐下等着。斜风细雨，刮得李辰全身上下直打颤。
肖校长站在讲台上，铁着脸，很严肃的样子宣布：“今天我们召开批判李辰右派言论的大会。”对着门外大喊一声：“李辰！进来！”
门开了，一阵冷风卷着秋雨扑了进来，坐在课桌后的老师们直往后缩。
李辰佝着身子，颤巍巍地进来。
教室讲台是朝西，肖校长指着靠北窗的地方，命令道：“右派就站在右面，站那儿去，接受大家的批判。”
李辰慢慢地走向北窗。
下面有人说：“靠南窗是右面。”
李辰又慢慢地走向南窗。
“才不对呢，哪儿是右面？得看和谁比，跟肖校长比，北窗才是右呢。”又有人说。
“都别说了。就跟毛主席比，以这讲台后面墙上的毛主席像为准，靠北面就是右面。李辰，你再过去吧。”肖校长不耐烦地说着。
李辰又慢慢地走向北窗。
肖校长拉着一副长脸，看着李辰站住了，想张嘴说了，忽然舌头怎么有点不好使了，使劲咳嗽了两下，才出来了变了调的声音：“我宣布，接县教育局的决定，李辰发表的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他本人定为右派。我们要划清界限，对他进行严肃的批判。”
李辰大惊，刚开口说：“我怎么成……”，肖校长大手一挡：“你先别说，最后有你说的时候。下面，大家发言批判。”
下面的老师们也愣了。肖校长向他们布置发言的时候，也没说李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啊，就说是思想认识错误，改了就行。发言稿也是这么准备的啊，现在怎么说呢。
肖校长讲完话，等着大家发言，可没有一个人说话，冷场了下来。
两分钟之后，肖校长有点急了，眼睛来回看着下面的老师。老师们的眼睛却一个个离他而去，或是往上，或是往下，或者就干脆闭上了。
肖校长没办法，只好把眼睛直愣愣地对着平近芳。
平近芳被看得有点发毛了，脸腮通红，慌不择言地讲了起来：“我说，我说，那天我跟程局长都说了。”
老师们都惊讶地望着她。
肖校长觉得有救了，反到舒了一口气，说：“别急，别急，慢慢说。”
平近芳把那段话又说了一遍，末了说：“怎么能这么说呢？程局长说了，这是破坏中苏友好关系，恶毒损害革命领袖的伟大形象。”
肖校长马上接过去问李辰：“有这回事吗？”
李辰对平近芳的发言倒是并没有觉得意外，也不想推托，就说：“是的，是有这回事，确实说得不恰当。”
“仅仅是不恰当吗？”肖校长文绉绉地反问着。
平近芳涨红着脸，大概是要完成她的任务，干脆说完吧，便又接着说，“程局长说了，这是反苏言论，是反动言论。要狠狠批判。要李老师、要大家都出一头汗。”
平近芳说完这些，头上还真是出了汗。
李辰一听平近芳这么说，受不住了，就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实在不是这个意思。我没说两个里面要死一个，那不是我说的。我是说……”
肖校长马上打断他的话，正色道：“不要辩解，要端正态度。难道党组织会冤枉你吗？”
李辰没有住嘴，还在说：“你不是在会上说，欢迎批评吗？还说是毛主席说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
肖校长不知怎么，居然一时也学会了程贵安的那套，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大喊道：“你好大胆，还不服啊！跟你老实讲了吧，毛主席还说了，他们不是言者，而是行者。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这不是我编的话，这是上级传达下来的。上头还说了，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欢迎的是对党的建设性的善意批评，而绝不允许右派利用鸣放向党恶毒进攻。我们反击右派言论，不是故意设陷阱、下套子，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李辰顿时像五雷轰顶，一时头晕目眩、六神无主，竟瘫倒在课桌边痛哭起来，反复地说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呀。我怎么会反党呢，我怎么会反党呢……”
肖校长一看，也没辙了，摇着手，说：“散会，散会。”便扔下李辰不管，径自拂袖而去。
倒是有几个老师过来扶起李辰，这个宽慰说：“李老师啊，别急，别急，事情会弄明白的。”那个劝解说：“唉。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李老师。”
平近芳愣在了一边。
24.7打入深渊
当李辰悲痛欲绝嚎啕痛哭、老师们手足无措的时候，肖校长上哪儿去了呢？
肖校长自己跑到乡政府往县教育局打电话去了。
他撑着从黄港带来的用了十几年的油布伞，顶着渐渐加大的风雨，吃力地往前走着。路上已经很泥泞了，他很不习惯走这乡村的下雨后的土路，一步一滑，踉踉跄跄，走得好不狼狈。想着会上的情况，凭良心说，他也并不想出现今天这样的结果，他甚至都没想到最后会是这样的结果，当然他更不会想到这还远不是李辰、包括他自己的最后的结果。
他也在想，这是在干什么呢？可是这话能对谁说呢？对李辰说，还是对程局长说？满脑子的疑问，只能硬往肚子里塞。眼前必须要解决的是，李辰摆在那儿怎么办？如果他天天在那儿又哭又闹，这台戏再怎么唱下去？这校长再怎么当？面对李辰、面对老师们，他的舌头是短的，很多问题他是解释不了的。严格来说，他自己也觉得是问心有愧的。
可他有什么办法呢？他觉得自己也是身不由己，被浪头推着走，扮演着自己并不想扮演却又不能不扮演的说起来很不光彩的角色。还是把问题推给县局吧，虽然内心有愧疚，可事情还得硬着头皮撑下去。好在还有县里，他们有权有办法也更有上级的精神，他们可以什么也不怕、可以什么也不管，他们不需要天天直接面对李辰和老师们，事情也是他们布置的，最后当然应该由他们来处理。
想到这些，他加快了脚步。在风雨飘洒的空荡荡的东街上，就他一个人在伞的后面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着。偶有一两个人站在自家的门口看着他，那时的龙头镇还很少有人打伞的。
进了乡政府，他都没怎么跟别人打招呼。别人看着他阴沉的脸，知道这些天学校里有事情，也不去跟他说什么。
肖校长几步跨进去，手一摸到电话的把手，就赶紧摇了起来；刚拿起话筒，就急忙喊了起来：“程局长，我找程局长！有要紧事情！”
“讲吧，我就是。”电话那头响了。
“程局长，我是肖福兴。那个李辰在批判会上，又哭又闹，不接受批判，会都开不下去了。是不是请局里再考虑一下，如果全县那十个名额都满了，考虑到李辰平时的一贯表现，就不一定划他了吧。”
“我看你这个校长，也不要再当了。你知道划分右派的标准吗？里面就有一条，对右派同情、包庇、打掩护，我看你就差不多。告诉你吧，全县文教系统已经划了二十六个了，你想当第二十七个啊？正好少一个右派校长呢。”没想到电话那头是劈头盖脸的一通。
“不，不，不，不。”吓得肖校长一连串的“不”，“我坚决支持县局的决定。是他在闹。”
“这小子也不识抬举。后来，纪乡长跟我提过这事，我才没把他划成极右。已经是够意思了，还想怎么样？”
“但他要是再闹下去，那怎么办呢？”
“这还不好办么？就怕他不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这么强大，还怕这点小事情么？他越闹，我们就越好下手，就越容易出战果。我们就是搞对敌斗争出身的，就是搞群众运动出身的，这点办法还没有么？我看你确实不是当领导的料，这么点气魄都没有，亏得还当过地下党员呢，怪事。”有些解放区的同志，看不上地下党的同志，其实，这才是件怪事。
“还得麻烦你过来一趟啊，局长。”
“你叫我怎么说你好？到现在都还没听明白，这事还用我来吗？我现在就报告公安局，明天就把那小子抓去劳动教养。我们县里正好缺少右派分子拒绝改造的典型，这不，又是一个战果么？哈哈，哈哈，我正愁没有呢。这下，我们县教育局反右斗争的材料就完整了，能拿得出手了，可以和别的县比一比了。”
程局长讲到了劳动教养，这儿就把这事解释一下。劳动教养，从字面上看，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制度是从苏联引进（他们叫“古拉格”），但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一种特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不是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也不是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不需要经过法庭审讯定罪，就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施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进行思想教育等等的措施。
这个制度是在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其中讲到：“六、对这次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因为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
法律意义上的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7年。这年的8月3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反右运动大规模开展以后，依据这个决定，将一大批划为右派的人员送去劳动教养。在随后的一年里，全国立即建起一百多处劳教场所，开始形成县办劳教、社办劳教、乃至生产队也办劳教。全国劳教人员很快就被收容到近百万。
到1961年，连公安部也认识到：在劳教工作中“扩大了收容范围和收容对象，错收了一批不够劳动教养的人。在管理上和劳改犯等同了起来。生活管理和劳动生产上搞了一些超体力劳动，造成了劳教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现象。”一直到1979年，劳动教养都还没有明确的最长期限，有些人劳教长达20多年。
这种制度一直受到过很多批评。主要的批评意见是，认为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了《宪法》，存在“没有法律的授权和规范”、“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处罚过于严厉”、“程序不正当”、“规范不统一和司法解释多元化”等等弊端，而这些成为有关部门滥用权力、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现象屡屡发生的根源。
同时想说明的是，劳动教养与劳动改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改造是按刑法判处徒刑之后所实行的强制劳动。（以上资料，请见：百度百科的相关条目）劳动教养制度直到2014年在各方反对下才予以取消。
程贵安就是依据这个，通过公安部门，要把李辰送去劳动教养。
第二天，天色更加阴沉。雨小了，风更大了，雨丝在风中急急地飘洒。
一个比惊雷更大的事情，震撼了民主村，震撼了整个龙头镇。
上午，一辆马车从县城过来，上面坐着县教育局的一个人，和两个公安局的民警，腰间还别着枪。年龄稍大点的民警，就是佘校长死的时候来过的卞干部，现在是副科长了。更年轻点的民警，姓周。
走过乡政府的时候，宗干部也上了车。本来也不该他的事，但他分管保卫工作，也愿意上来，就跟着一起来了。
车进了学校，肖校长也有点意外。尽管昨天程局长在电话里已经说了，可他肖校长也没想到，今天真的就来了。
李辰还在教室里上课呢。尽管他一夜没睡，尽管他已经病了，尽管他从昨天下午以来连一口水也没喝，但他还想着今天有课，依然支撑着过来。此时，他两手撑着讲台，脸色苍白，声音沙哑，身子似乎还在微微地抖着。他心里还在想，无论如何要坚持住，不能在学生面前倒下。
同学们惊讶地看着他们的李老师，从来没有以这种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李老师。
这堂课是中国历史，他在讲着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讲着人民革命的胜利，讲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灭亡。讲着讲着，他也为革命的胜利所感染，疲惫凄凉的脸上竟然有了一丝笑容。
两个民警，拿着手铐，走到教室门口，正要一脚进去。肖校长说：“还是我把他喊出来吧，别吓着了学生。”
肖校长轻轻地敲着门，推开了一条缝，说着：“李辰啊，你出来下，有个事。”
李辰一脸迷茫，懵懵懂懂地走向门口。
“出来讲吧。”肖校长又轻轻地说着。
李辰走到了门外。
“你是李辰吗？”卞科长看了下眼前这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毫无表情的目光中，似乎也掠过一丝别人无法解读的内心活动。
“我就是，找我有什么事吗？”李辰还在天真地问。
“你思想反动，抗拒改造，县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对你实行劳动教养，强制改造。”卞科长讲完，便对年轻的民警晃了一下脑袋。
只见那民警向前一步，突然一个扫荡腿，猛地横着扫向李辰的小腿。李辰毫无防备，就直挺挺地结结实实地向前倒在教室门口的泥地上，摔了个“肯尼迪”（意即“啃泥地”）。没等李辰的一声惨叫喊完，周民警就一脚踩在了背上，再一把拽着衣领，就把李辰提了起来，很麻利地把手铐上。看那李辰被摔得鼻青脸肿、满身泥巴，鲜血从嘴角淌下，一截断牙还粘在嘴唇上。那拽起的衣领，勒得脸都扭曲得变了形，两眼紧闭，却全无声息。这一下，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从这一刻起，你就不再是个人，你就没有了任何做人的权利和尊严，连条狗都不如。
教室里的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
“别装蒜，去拿上你的铺盖卷。”周民警吆喝着。
李辰被带到宿舍，用戴着手铐的手捆扎着行李。
他艰难地拉开抽屉，拿起两本书，被卞科长一把就打掉了，一脚踩在地下：“就是念书念多了、念蠢了，进去了还想看书啊？干活还干不过来呢。”
“叫我上哪儿去？”
“你管不着。别磨蹭，快走！”卞科长在催促。
李辰一身的泥土、一脸的伤痕和血污，戴着手铐的手扶着肩上的行李，走了出来。
学生们在教室的门口、窗口惊恐地看着、哭着，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要走了。李辰被一根长绳栓在了马车后面。
马车动了，李辰踉跄地被拖着、跟着。
孩子们不知就里，哭着围上来，直喊着：“李老师，李老师……”
年轻的周警察，推开孩子，“走，走！老师呢，校长呢？干吗去啦？过来维持秩序。”
老师们在远远地探着头，无言地看着。
肖校长不见了。他一个人躲进了办公室，关起门，再没出来。
宗干部在挡着孩子们。
马车走了。
24.8凄风苦雨
在寒风和丝丝细雨中，李辰被马车拖着，走进了龙头镇。
已经听到消息的乡亲们，都挤到了往日每到刮风下雨就空旷无人的街上。
前面的马车上，三个人都穿着黑色的雨衣坐着，像三个铁疙瘩，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和灵魂。
再一看后面，人们一个个都目瞪口呆，谁也不敢相信，那个拴在马车后面、被拖着走的人，就是平日里可亲可爱的民主村的准女婿、东门外中学的李老师。
这时的李辰已经完全是另外的一个人，一个像是从坟堆里挖出来的人。湿漉漉的衣衫紧贴在身上，已经潮湿的满身的泥土顺着衣襟滑落，蓬乱的头发上一层水珠，脸上的灰土和血污和着雨水往下流，下巴颏上还挂着血滴。他神情痛苦，脸上的肌肉在抽搐，戴着手铐的双臂被长绳拽着往前直伸。亮锃锃的手铐，那么地刺眼。两手已经被勒得发了白，两只脚不由自主地听凭马车拖着、在泥泞的路上一步一滑地往前挪。他闭着眼睛，没有声息，大概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竟然是在这样的场合下和他们见面，不想看见他所熟悉的人们的各种各样的眼光，想挽留住做人的最后一点点的存在内心里的尊严。
当然，这时，他最不希望的是，让海秀看见他现在这番被损害、被侮辱、被剥夺了做人资格的惨样。
“天哪！这是怎么啦！”一阵凄厉的撕心裂肺的呼喊扯碎了人们的心，小林不顾一切地从街巷里冲了出来，扑向李辰。
那两个身着黑雨衣的民警，身手敏捷，一下就跳下车来，挡住了小林。
“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啊？”小林哭喊着。
“你管不着，你又不是他家属。”卞科长硬硬地说。
“我就是他家属。”小林毫不迟疑地说。
“呸！还没结婚，就自称家属，不要脸！这家伙反党反革命，要送到黄河口去劳动教养。”车上县教育局的那人说。
“他不会反党的，他不是反革命！”小林叫着说。
“这些话，跟我们说没用。”卞科长冷冷地说。
“李辰，你要坚强啊，你要保重啊。”小林对着锒铛而行的李辰喊着。
李辰转过脸来，满面泪水，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心里在滴血。那个痛苦，那个屈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小林一看李辰，那满身湿漉的泥土，那满脸青肿的血污，才半天没见，几乎就难以辨认，顿时疼得像万箭穿心，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被周民警一把就推倒在地。
林海秀在满是泥和水的地上挣扎着痛哭。
赵玫几人赶紧上去扶住。
宗干部赶了过来，“散开，散开。哭什么？李辰已经是阶级敌人，我们要划清界限、一刀两断。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有应得。大家看好了，今后，谁敢对党、对政府不满，谁还敢瞎说八道，就是这个下场！”
秦德才也在一边高兴得拍手叫好，“好啊，好啊。阶级敌人就该是这个下场。平常看他美的，今天就叫他好看，活该，活该！看他再神气什么，我早就看出他有反革命的样，他那个反革命言论还是我揭发的呢。宗干部，这事，有我一功吧！”
边上的人听得，对他直翻白眼，连宗干部也没去理他。
李辰在风雨中，被马车牵着，走过西门口，走过白果树，来到了大河边。
小林在赵玫的搀扶下，已是浑身淋湿、披头散发、泪水和雨水淌满了面颊，还一直在后面跟着。她说，她要跟到县城，她要跟到底，跟到不能跟为止。
马车下了河，那三人稳坐在车上，像三座铁疙瘩一样。
李辰却要扛着湿透了的行李，手被铐着，又被马车牵着。一踏进冰冷的河水，激得一身的冷颤，却也没能清醒他迷蒙的眼睛、恍惚的神情，麻木的躯体哪还能辨别脚底下河水的深浅。东倒西歪，晃晃悠悠，没几步，李辰就歪倒在了水里。亏得是刚下河，水还不深，李辰挣扎着，把脑袋伸出了水面。
小林惊叫着：“李辰，李辰！”不顾一切地跑过来，还没跑到，脚下一滑，就摔在路边，立时晕了过去。
赵玫跑过去，俯下身抱起昏迷了的小林，拍打着她的脸腮，连连哭着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啊？”
赵玫惊慌地四周张望，好在车素花、王大妈她们也一直在后面跟着，虽然拉下了一段路。她们也瞧见了，正急冲冲往这面跑过来。
赵玫跪着把小林吃力地扶上自己的肩膀。
小林昏迷中还在呻吟，还在轻轻地呼唤着李辰的名字。
赵玫看着小林，自己也泪眼婆娑。她到现在也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啦？赵玫对李辰是那么地了解、那么地熟悉，几乎和对好姐妹小林一样地了解和熟悉。那小伙是那么地真诚、那么地求上进、内心里没有一点瑕疵，怎么会像对国民党特务一样，被戴着手铐抓走了呢。解放以后的几年里，他满身心地扑在教学上，满身心地企盼着、努力着，要和小林一起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起自己的家园，要一辈子和小林相厮相守。赵玫知道，这就是李辰的全部心思。想当年，看着他领着小林是怎样地满怀喜悦迎接革命的胜利，高呼啊，歌唱啊，欢笑啊。这样的人，怎么成了敌人了呢？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呢？是政府不对么？政府不可能不对呀。是她赵玫看错了么？眼前却是昏厥了的小林和还在大河中挣扎的李辰。真的是李辰不对，别人都不知道？可那也用不着这样对他呀？批评教育还不行么？这样做，叫谁也受不了啊？这叫李辰以后怎么做人呢？叫小林怎么过下去呢？善良的赵玫还在这样地想着。
周民警无奈地下去把李辰拖上马车。
卞科长闪出一丝笑意，说：“还从来没有犯人，享受过这种待遇，跟我们一个车呢。”
李辰坐不起来，横躺在马车的底板上，裹着潮湿的衣服，浑身颤抖，牙齿格格地响。紧闭的眼睛，前面一片的黑暗。任雨水在脸上淌，任寒风往脖子里灌，任心头在滴血，任躯体在上下颠簸摔打，任命运把他拖向一个谁也不知道结果的远方。
从此，李辰和深爱着他的林海秀，就被打入了无底的深渊。
李辰不过是那场运动中许许多多冤假错案中的一个。据有关部门统计，那年全国划了五十五万多的右派。另一个比较精确的数据是，1957年及以后的一、二年里，全国共划了3178470个右派，另外还划了1437562个“中右”（请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这数字还不包括1959年打的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海源全县划了右派211人。
对于1957年的“反右”，文革结束后，有若干种不同的说法。基本的看法是属于“阶级斗争扩大化”，意思是党的领导人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因此搞过了头。到八十年代平反冤假错案时，最后不予摘帽的只有包括笔者母校人民大学的林希翎在内的九十七人。即使不按四百六十万，就按五十五万算，那也是一个扩大了五千五百多倍的“扩大化”。一个多么令人可怕的“扩大化”！
也有种说法，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矛盾的影响已经很小，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已经指出：“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见《强国序曲》，罗平汉等编著，万卷出版公司）因此，1957年的反右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编造了所谓的“阶级斗争”，却把五十五万戴帽的“右派”和更多得不计其数的受牵连者推入了深坑。还有说，1957年反右初期的大鸣大放是被扑灭在萌芽中的新中国第一次对民主的诉求和表达。更有说，这场风浪其实是源自于当时尚不为人知的党内高层争斗。（本书只是列出学术界的几种不同观点，均出自公开出版物，仅供读者参考。有的观点，个别措词比较尖锐，本书在转述时，稍作了调整。）
当年被打入深渊的这些人讲过什么话，现在几乎已经无人提及。还是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在他的《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重读北大及外校的“右派”言论》一文中说：“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与呐喊，正是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的思想基础，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请见：《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说明：《广场》是1957年北大部分师生自己编撰的一份小册子。）
1957年的反右斗争，还只是后来一系列事件的起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屈原开始，几千年来，就有他明显的特点和优秀传统。这些特点，主要表现为：独立思考，坚守道德底线，富有社会责任感。即使在专制体制的狂风恶浪中，仍然敢于不避斧钺、直叙己见。在漫漫黑夜中，依然苦苦地维持着一丝亮光。这当然为专制体制所不悦，从而遭致种种打击，就毫不奇怪。但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很不应该发生的事。
这些备受打击的“右派”们，后来遭受了怎样的境遇，读者们可以看《恍若隔世》（邢同义，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和《经历——我的1957年》（和凤鸣，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
1957年反右之后，中国国内的社会生态迅速恶化。任何的不同意见，哪怕是善意的正确的意见，在社会上都没有任何存在的余地。就像那片片绿叶，被狂风暴雨扫荡得一干二净，无论是挂在树上的，还是飘落在地下的，都被刮得无影无踪，社会状态已不再正常。1957年4月，来华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对中方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表示不理解、不赞同，毛泽东当时还引用了一句古诗开导他说：“万马齐喑究可哀么。”（请见：《中苏外交亲历记》，李越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是的，如果整个社会都变得万马齐喑，只剩下一种声音，那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科学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没有了不同的声音，也就没有了制约、监督和平衡，这个社会也就失去了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机制。极端的观念，就可以毫无遮拦地膨胀；极端的做法，就可以毫无阻挡地横行。不幸的是，仅仅一个多月之后，事情就真的起了变化，和风细雨骤然间成了狂风暴雨，“左”的东西如同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在其后的二十年里，又接连出现了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那一幕幕永远刻在世界历史上的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违背人类社会共同理念的闹剧和悲剧。它们的深层次原因都是一脉相承的。
不仅如此，1957年的运动还冲毁了社会规则的底线，对社会心理、社会行为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巨大伤害。“因言获罪”和“言而无信”的叠加，使得“不能讲真话，不敢讲真话”反而成了社会常态。整个社会信用缺失、道德滑坡的负面影响，一直延续到很久、很久的后来，以至于再要完全修补和恢复，都很难、很难。2010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先生感慨地说，自己做高官20多年，感觉讲真话越来越难。（请见：《南方周末》，2010年3月11日）
也是在《南方周末》，看到一段令人心酸的话，抄录如下。一位女记者在感叹当下从小学生开始就要在作文里学着说谎时说：“美国孩子可以直接把真话写进作文里，而我们，从小就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困惑着。”（请见：《南方周末》，2010年4月1日）
如何解决这一跨世纪难题，是关系到当今社会健康发展的大事。
其实，要想让大家讲真话，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就是要有一个允许讲真话的社会环境。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在2010年1月26日的一次座谈会上阐述“大学精神”时讲到：“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各大报纸均有报道）而1957年粉碎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灵魂。
“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才是现代社会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这才是可以讲真话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一点，就不会有群众的创造性，就不会有国家的软实力，更不会有《共产党宣言》所讲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需要社会的民主和宽容，也需要个人的勇气和智慧。
联系到我们想要当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的良好愿望，最终能否实现，问题的关键也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办教育需要如此，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如此，文学创作更需要如此。惟有这样，中国当代文学才能改变乏善可陈的状况，中国的文坛才能出现大作和大师，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文化，才能迎来生机盎然的繁荣局面。若非如此，就只能是假大空话成流行色，垃圾作品堆积如山。若非如此，至少在文学领域，我们将一事无成。
某种意义上，本书的写作也是在力图实践这一精神，力求更多地讲一些可以讲的有用的真话，少讲一些言不由衷、并不想讲的话。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本书仍将以认真而开放的态度，进一步展现如同层层巨浪涌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以及在这惊涛骇浪之中人物命运意想不到的种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