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一心向党
26.1相聚
“八一八”这一阵是最兴盛的时候，有的人就不够舒坦了。
辜连长就是一个。这地方上的事多少年就没参与了，文化大革命，还非得要求支持左派。两边都是群众组织，哪边是左派呢？团长说了，“八一八”是左派，所以“八一八”要进占龙头镇，他也没阻拦。可团长还是批评他了，说他从内心里同情保守派，还保存了保守派的实力，让他们毫发无损地退到了粮管所，而且至今还把保守派的红卫兵“东方红”保护在营房里。辜连长再三说那是为了制止一触即发的武斗，不能让双方群众打起来，互相残杀，血流成河。团长说那不行，革命不能有妇人之仁，不是看在你是老同志的份上，早就撤了你的职。
西北村的人进了粮管所，辜连长也管不着了，可“东方红”还在这儿，那是住不下去了。辜连长跟祖所长、杜家骏他们商量了以后，决定把“东方红”也安排到粮管所里。
辜连长回到营房后，他找到了肖胜利。
肖胜利正坐在床沿上看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呢。
“东方红”还住在兵营里的，只剩下五六个人。或者是因为跟家里或跟村里的观点不一致，不想回去；或者是革命热情还没有完全宣泄，还想等着更激情的下一幕。但肖胜利自己的迷惑则越来越多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怎么就分成了两派。如果仅仅是观点不一致、看法不一致那也很正常，怎么又变成了两派武斗，成了你死我活的流血冲突。而且不止是龙头，不止是海源，全国都是这样，很多地方还要打得更厉害，这是一场什么革命？他反复去想，也想不通，正想从“毛主席语录”里找答案呢。
看见辜连长进来，肖胜利连忙起身。对于辜连长把他们安排到营房里，他是很感激的，避免了一场很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给了他们一个安全平静的场所。
“在学习‘毛主席语录’啊？来了以后，吃住得怎么样？”辜连长先关心一番。
“很好，吃得跟战士们一样，只是我们在这儿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那倒没什么，不过有件事，想跟你说。考虑到这儿四周都是‘八一八’，你们是一步也不能出去，很不方便，也容易起冲突。我跟粮管所里的人商量了，你们上那里面住吧。”
“好，我也想过。到那里面，我们的人就更集中了，力量也更大了。”
“不是我不想留你们，事情很复杂。如果你们要找解放军，你们就去找野战军吧。他们的态度会更友好些。”那时，部队的观点，相互间也不一致。
辜连长派了一个班的战士，送“东方红”过去，还尽量让他们每个人背着粮，拿着油，甚至还扛上半只猪。纪社长也跟他们一起过去。
本来往西北方向走二十分钟就够了，这回可是先往南，快到海边了再向西，到了大河口再沿着河岸往北，绕了一个大圈。到粮管所跟前，只见它的大墙外十几米处挖了一条深沟，沟的前后都拉上了铁丝网，把粮管所整个围了起来，就像个壁垒森严的监狱。
喊话之后，大铁门上的小门开了。他们从搭在沟上的床板走过，进了院里。院子里可倒是热气腾腾，墙后面有几张大梯子搭在墙顶，有人站在上面把守瞭望。走来走去的男人们手里都拿着带尖的铁棒，邬中和正领着一帮年轻人在操练。来的几个“东方红”叫着要参加。
“好吧，好吧。那就过来吧。”邬中和这话一出，那几个中学生便高兴地过去了。
几排平房所有的窗都封死了，再用麻袋堵上半截。所有的门都只开半扇，再用麻袋堵上一半。仓库的大房子没有窗，里面暗得很，妇女老人们都坐在各自的门口。晚上就铺着草睡在地上，吃着统一的伙食，好在粮库里粮还是有的。
西北村的人们又一次过上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第一次是1949年国民党反攻，乡亲们撤到了李家泊。第二次是1959年大搞水利建设，男女劳力们都上了尖山北面的工地。这一次，是1967年，不到十年，人们又在地上的大通铺上睡在了一起，只不过是只来了这一派的人。
平金刚和杜家骏闻声都出来了，说：“好啊，好啊，还是在一起好。”
纪社长跟他俩握手，连说：“又要麻烦你们啦。”
杜家骏说：“哪里的话，有我们的就有你的。咱们的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还从来没像这样密切过。”
“哈哈。”大家反倒都笑了起来，走进了祖所长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除了祖所长，还有他在北京上大学的儿子祖云涛。因为学校里也是两派闹武斗，不如回家来了。
祖云涛是个冷静的人，虽然参加了学校里的一派，文革期间种种狂乱的活动，他都去了，但并不积极参与。属于一种既是个亲历者、又是个旁观者的特殊角色。对这场革命，既有亲身感受，又有冷静思考。尽管一时间无政府主义甚嚣尘上，并没有别人来管自己，但他知道，打人骂人是不对的，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不管什么时期，什么政府之下，都是这样。他没有像有些红卫兵那样忘乎所以，做出种种为法律和道德所不允许的事情。虽然那个时候，法律和道德都被砸得粉碎，然而在他的心中却依然静静地保留着。他更没有像有的学生返乡闹革命，把北京红卫兵的做派带到家乡，掀起老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成了风光一时的家乡造反派、红卫兵的高参，甚至太上皇，做出种种出格而无法后悔的事。直至文革后期身败名裂，最终无颜再回来见家乡父老。而祖云涛看似个逍遥派，却是个惊涛骇浪中的思考者。不过是只去想，而不去说，也不能说。
纪社长一进屋见到他们，就说：“我这条命，都靠了部队，靠了你们各位，才能保下来的啊。”
祖所长说：“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了，拴在一起了。不说客气话啦。”
于村长听到消息也赶了过来，纪社长对于村长说：“你还真勇敢，就那么几个人就敢去拔钉子，真叫人佩服啊。”
于村长这股气还在，愤愤地说：“对恶势力就不能软。”
纪社长又说：“啊呀，人都在这里，万一他们打进来怎么办？”
“你别怕，我们也不是吃素的。真要讲打，那些狗娘养的打不过我们。”平金刚的劲头这几个月更盛了。
“纪社长，你放心。这高墙深院，他们要打，不死十个、八个是打不进来的。我想他们不会有这个胆量。”祖所长说。
“还有，我跟大家透个实话，县里的‘革联指’已经派了个‘文攻武卫’小分队，大概三十几人，悄悄地驻在旁边的赵村。河对面的王村，大概也驻了一百人。只要‘八一八’敢对我们动手，他们就马上出击，把这些狗娘养的围在泊地里，打它个措手不及。那样的话，‘八一八’就要吃大亏喽。”杜家骏凑近悄悄地说。
“那不事情就闹大了吗，真的要死人啦。”纪社长担心地说。
“这文化大革命，搞的是什么名堂？这是革命吗？”于村长愤愤地说。
“唉，真是搞不懂了。”平金刚说。
“那请社长讲讲这文化大革命到底是要干什么？”杜家骏说。
纪社长赶忙推辞：“不好说，不好说，看不透，不知道究竟是要干什么。”
“本来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走资派，防止修正主义，揪出刘少奇，但是有点搞过了头。弄得好像哪个省哪个县哪个公社都有刘少奇。”一直没讲话的祖云涛插上了嘴。
“我觉得这个观点就不对，下面哪有那么多的刘少奇。社教的时候说有三分之一的单位不在共产党手里了，我就觉得这个话不对。”于村长还是没忘了社教的事。
“你要打倒刘少奇，打倒就是了，何必还要弄成两派，叫群众相互打。”平金刚说。
“可别说远了，不能你啊你的。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杜家骏忙出来纠正。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平金刚皱着眉头说。
纪社长把话又叉开，说：“现在刘少奇也倒了，怎么这文化大革命反而更加激烈，好像刹不住了。”
“西方有个故事叫‘潘多拉魔盒’。把极左思潮的妖怪从盒子里请了出来，却再也请不回去了。这局势恐怕一时半会停不下来。”祖云涛说。
“你把北京红卫兵现在的情况说说。”纪社长饶有兴趣地问着。
“早就不是造反的红卫兵，而是武斗的红卫兵了。不是斗走资派，走资派都倒了，就相互斗。学校里也都分了两派，拿起了棍棒刀枪，搞起了武斗。学校里的地盘也分成了两块，中间拉起了铁丝网，搞得像朝鲜战场似的。这儿恐怕也是学北京的吧。”
“怎么全国各地到处都成了两派呢，县里省里都这样。”于村长又有了疑问。
“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可没有，只到省里为止。”纪社长说。
“分成两派，恐怕是为了好控制吧。谁不听话，就用另一派打他。”祖云涛说。
祖所长觉得讨论可以适可而止了，便说：“还是那句话：相信党，相信群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中国是会有希望的。”他讲了一句原则话，倒也是对的。那时候，人们相互间讲话是不敢往深里讲的，能讲到这份上，已经很不易了。
肖胜利上后面一排房，去找他爹了。
肖校长还躺在房角旮旯地上的草铺上。屋子里很暗，只能刚看得出有个人在那儿。他已经连出去坐在外面、跟人家闲聊的兴趣都没有了，整天就这么躺着。
肖胜利摸索着进去，“爹，爹！”喊了一声。
肖校长才坐了起来，“你来啦。”就再没有言语，甚至都没有问外面怎么样了。
“这大白天的，怎么还躺在屋里，出去晒晒太阳吧。”
肖胜利硬把他拽到了门外。
阳光下，肖校长眨着眼睛居然有些不习惯。肖胜利看他消瘦、苍白得多了，心疼了起来。他知道，自己从小没了妈，是他爸又当爹又当娘地把他拉扯大。他爸在工作上也是兢兢业业，辛辛苦苦。这些年有多少不顺心的事，下面的老师们都怪他，他父亲也只能往肚里咽。他知道他父亲心中的怨闷，尽管他所知道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点。
“爹，想开点，你在这儿虽然一半时不能为党工作，可是这处境已经比大多数当权派好多了，至少没有皮肉之苦。城里面的校长老师，都被打得哭爹叫娘的。被打死的、自杀的，多啦。北京的红卫兵还有浇着开水把老师烫死的，蘸着老师的鲜血在墙上写‘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你现在这样，应该庆幸啊，应该高兴啊。”
“我不是在为我自己难过，虽然也应该为我自己的经历难过。但我现在是为我们的党难过，为我们的国家难过。几十年的革命，怎么到头来会弄成这样呢。姜雪花、郑排长这些革命烈士在地下能瞑目吗？”肖校长气得用拳头直捶墙，疼得又缩了回来。
“他们‘八一八’猖狂不了多少日子，很快会翻过来的。”
“这不是哪一派的问题。这好比一辆车往前跑，方向已经偏了，换哪个轱辘也不行，还是要翻到沟里的。”
“唉，爹，你也不用操这么多心，那样没好处。管他呢，你革命了几十年还没悟出这个道理，我革命才一年多，就明白了。再叫我造反当红卫兵，不会去干那傻事了。”
“你能明白，可是还有那么多人不明白，还在一批批地去参加武斗，去自相残杀，去相信那些鬼话。”
“这不是我们小小老百姓所能解决得了的。咱们能有个馒头吃，就不错了。”
“所以我就这么躺着了。”
26.2李辰上书
为形势的恶化，为国家和社会遭到损失，为乡亲们蒙受灾难而感到焦虑的远不只是他们。
最为忧心如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要数李辰了。
尽管李辰被安排在赵村的小屋，很少能与别人交流和来往，几乎被排除在社会之外。难得有张旧报纸，那就是稀罕之物了。然而他的内心始终没有平静下来。他也在看，他也在想。虽然他能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个局部，但他想的却是整个天下。他从时局的动乱，想到了群众的苦难，想到了革命的前途，想到了国家的命运和希望。他跟祖云涛不一样的是，不但在想，还想说，犹如骨鲠在喉，要一吐为快，才能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和人民。
按说以他右派的身份，在那个血腥的年代，蜗居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小屋里，能安度些许时日，已是最好的景况了。可他还要冒着被碾得粉碎的危险，总觉得人民的安危、国家的安危比他自己的安危重要的多。
多少个不眠之夜之后，他又拿起了笔。
林海秀再一次苦劝他。
他说：“疯狂的车轮正在把社会带向崩溃的深渊，我要做一个挡在这车轮前的小石子。也许这个小石子起不到任何作用，但没有这样甘愿粉碎的小石子，这社会就会崩溃得更快。”
幽暗的油灯下，李辰在炕桌上奋笔疾书。
屋外月朗星稀，
李辰在出神地想着。
大雨滂沱，房檐下的雨帘像瀑布似的直下，
李辰撕掉一张纸，搓成团扔了，又接着写。
街门外，一队手持长矛的武斗队走过，
李辰只披了一件小褂，光着膀子，滴着汗珠，写着。
李辰终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扔下笔，靠在墙上，面前是几张写满了字的白纸：
“敬爱的党中央、毛主席：
我是一个普通的群众。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深感忧虑：
……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残酷迫害……
……往日的邻里乡亲在相互仇杀……
……正常的工作、生产都被抛到了一边……
……一定是有坏人在破坏我们党、破坏我们国家……
……中央文革的一些做法，是明显不对的，偏离了革命大方向……
……社会主义应该是和平的、民主的、富裕的、人人安居乐业的社会……
……也许我讲得不对，讲得不全面，但我是一颗红心向着党，毫无保留地把心里话都对党讲。这是儿女对母亲的诉说……”
林海秀拿过来看了，无言。
她理解李辰，也觉得李辰想得是对的。社会到了这种局面，谁都不愿意看到。但是这种话，能说吗？当年反击国民党，是怎样的精神抖擞、英姿勃发。她甚至想，还真不如像姜雪花那样当时英勇牺牲就好了，落个光彩千秋；到如今，反到成了革命的打击对象，想做个人，都做不起来。而李辰对革命还这样一往情深、忠心耿耿，把心都掏出来了，党怎么还不知道呢？
海秀流下了眼泪，为李辰，为自己，为今天的革命。
海秀歇了一会，对李辰说：“我来帮你抄吧。”
李辰大为不解地说：“你的字写得不好，这是要给上级党组织看的。”
海秀说：“如果你写，上面一查下来，就知道是你的字。那你就是罪上加罪了。我来写，这字迹歪歪扭扭的，一时半会查不出来，上面不会想到是一个农村妇女写的。就算查到了，也不过是个农村妇女，能有多大罪呢？”
“还要追查吗？还有罪吗？我这里面一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思都没有，一心一意希望国家更美好。”
“1957年，你还反党了吗？”
李辰只能无语，非常感激地看着自己的妻子。
海秀用她在1965年围歼国民党登陆特务时被高增光刺伤的右臂、1949年抬宗发奋时受了伤的手指歪歪扭扭地抄写起来。
四岁的女儿婷婷在炕下，蹦蹦跳跳地玩着，扭头望着她妈妈：“你也要写作业啊？”
海秀满含深情又忧虑地望着女儿，嘴里只“嗯”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