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春天的落叶
在生机盎然的春天，翠枝嫩叶生长得十分繁茂，满山遍野看上去是一片葱浓的绿色。可总还有几片叶子，在不该凋落的时候，离开了它们的枝干，悄然而下。在蓬勃发展的社会里，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它在给人以某种提示，而人们在当时往往不会去更多地注意。
常言道，一叶而知秋。当然在这之前，还有个狂躁的夏天。先不说夏天，先说说这第一片叶子的掉落，会是谁，又是怎么回事呢？
23.1佘校长死了
解放后的日子，真可以说是莺歌燕舞，四处欢腾，却还是有人落落寡欢，始终高兴不起来。那就是东门外的佘校长。
他是在暗地里怀念国民党吗？绝不会的。1949年，是国民党的兵差点要了他的命。是不满新社会吗？也不是。虽然那时还没有实行工资制，发的是小米、烟叶，加点补贴，但也不比乡政府干部差。那为什么呢？不知道。没有人问他，他也从不跟别人说。他知道，他讲了也不会有人听；听了，也不会有人懂。
经过批判《武训传》时程科长对他的奚落，更由于三反运动对他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打击，佘校长难以承受了，从精神到身体都跨了。他倒还是每天很早起来，就坐在他的屋里办公桌的椅子上。这么呆呆地坐着，实在坐累了，就在边上的床上躺着。有什么事来问他，倒也回答，只是答得过于简单，有时叫人摸不到头脑。他的反应越来越迟钝，他的动作越来越缓慢，他的表情越来越木讷。他老了吗？不是，他也就是刚五十岁吧。
他的内心经受着别人没有的痛苦，承受着别人没有的压力。或许对于别人，或许比起以后的政治运动，这些还真算不上是痛苦和压力。然而，对于他却是，而且已经是难以承受的压力。
1956年秋季开学不久，县里又要开会了。他实在不想去，可不去又不行，这校长的职务还没免呢。他走不动路了，正巧村里有辆马车要去县里，他搭个顺路，到县教育局已经是晌了。被程科长，不，已经是程副局长了，劈头盖脸地当众骂了一通。佘校长一句话也没回，也没说自己已经走不动了，低着头忍着，听程局长骂完。
要问，程科长这种人怎么反而会得到提升呢？这你就不知道官场之道了。三反运动结束之后，但局长不想再在这儿呆下去了，他通过以前的战友，调到了省里的一个什么单位。新来的局长要有个帮手，就看上了程科长。不是看上他能干、勤奋、有水平什么，而是觉得以后来了什么运动，那些事推到他头上，让他去弄就行了。要应付这些事，对于领导来说，单位里就得有这样能冲在前面的人。
佘校长这次是来开什么会呢？通常开会是上级布置任务，自己汇报工作，回去落实完成。还有一种会，是学习新的精神，自己对照检查，加以改正。后一种的会，后来叫“学习班”。会议的气氛和手段，因不同时期、不同对象和不同目的而大不相同。这次佘校长参加的就是后一种会。
这次又是什么“运动”呢？说起来还算不上什么运动。新政权成立以后，除了着重打击原有的敌人、被认为是旧社会残余势力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之外，对知识分子也越来越严厉起来。1953年批判电影《武训传》，讲的就是农村教育界。1955年揪出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主要又是波及知识分子。接着就在知识界较大范围地（包括农村中小学）展开了针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意图通过向组织表态“忠诚老实”、像竹筒倒豆子似地一股脑儿“坦白交心”这些办法，使从旧社会过来、接受了旧教育的知识分子，改变原有的旧的世界观，全面接受新的革命理念。
有人总以为在旧社会的学校（即旧学校）里念过书的人，一定是接受了旧的世界观，就是旧知识分子，就是革命的对象（尽管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也是在旧学校里念的书）。以至于后来对在新社会里念书的人也不放心，因为教他们的人是在旧学校里念的书。哪怕再后来由新社会毕业的年青教师教出来的学生，也不能放心，因为他们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念过旧学校的书。别以为这是在绕口令，或是什么冷幽默。这个思路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叫做，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就是有人对“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界的两个基本估计之一。所以，要对他们统统进行再教育，由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再来教育一遍。这之后的几十年中，这类事就愈演愈烈。
而这正是佘校长参加的这次会议的内容。会上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只是佘校长回来得很辛苦，走到半夜，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半道上的路边躺着，直到第二天，路上有好心的赶车人把他捎了回来。看来，这一折腾佘校长是病了。回来后的这几天，非但没有振奋起革命精神，反而更加萎靡不振，几乎不再和别人说什么话了。
这天上午，李辰去上课时走过佘校长的办公室，发现是关着门，觉得有点奇怪。这多少年来不管寒暑雨雪，佘校长从来就是天一蒙蒙亮，就开了门，坐在那儿。这一年来，尽管不愿多说话了，可门还是开着的。今天是怎么啦？因为是要上课，李辰没停下，去了教室，心里却没有放下。
一下课，李辰就又跑了过来，佘校长的屋子依然关着。李辰心想，是不是校长病了。这些年他无亲无戚，一个人单过，确实也不容易，身体也大不如前。前两天开会回来，确实是像病了的样子。李辰走到佘校长的那间屋前，敲了敲门，里面没人应。李辰又敲了两下，还是没人应。他踮起脚，从窗上往里看。佘校长的屋子装的是玻璃窗，这在当时的龙头镇还是唯一的，把全镇人都羡慕得不得了。窗户的下两格，玻璃上糊着纸。
里面暗暗的，看不太清。但是最里面的床上躺着个人，被子盖得严严的，这是可以肯定的。佘校长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李辰又重重地拍了几下门，还是没有反应。门插着，进不去。李辰急了，忙喊了几个人过来。几个人又是拍门，又是拍窗。平近芳到学校里教书已经一年了，她用手围着嘴，急急地喊着：“佘校长！佘校长！”声音里带着哭腔，小辫子依然在脑后跳动着。
拍打着、喊叫着一阵，依然没有反应。
大家急了，有人说：“敲了玻璃，翻窗进去吧。”
大家相互看了看，“敲碎玻璃？”李辰小声地反问自己，还真有点不舍得，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拿起一块小石头，在窗玻璃的下角，轻轻地砸开了一个缺口，伸进手，拔起插销，推开窗户，跳了进去，打开门。
几个人顺着门外的光线看到了佘校长的床。佘校长笔直地躺着，上面很整齐严实地盖着棉被，只有脑袋伸在外面，枕在枕头上。看似熟睡，其实大不一样。他脸色惨白，双目紧闭，眼窝和两颊凹陷，嘴角扭曲，连唇上的胡子也显得那么僵直和刺眼。再往下一看，只见被角和靠床边的褥子上有红色，地上也有一滩红色。
大家愣了，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李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壮着胆子，走上前，把被子一掀。
满屋子一阵惊呼。
被子里、褥子上竟然全是已经凝固了的黑红的血！
佘校长满是血污的右臂垂了下来，手腕上有几处皮肉翻开的刀割的伤口。
平近芳吓得尖叫着跑了出去，小辫子翘得比后脑勺还高。
佘校长死了！
整个校园、整个龙头镇都震动了。
先是学生们围了过来。李辰叫着：“老师们！快把各班的学生带回去，管好！”但是已经管不住了，满校园都是慌张奔跑、大呼小叫的学生。
龙头镇的村民们也围了过来。因为学校没有围墙，几排校舍之间，挤满了人。人们在紧张而小声地议论着。
乡政府的领导也都过来了。纪乡长脸色凝重，走进了佘校长的屋子。李辰看守在门口，使劲地挡着别人。
纪乡长一言不发，上下看看，在床边的桌子上，见到了一张纸。那是佘校长的遗书，上面写着：
“……
我走了。
是我自己想走，我不怨任何人。你们也不要怪别的人。
我不知道这世界对于我是什么，这生活对于我是什么。
我只知道我对于这世界是多余的，我对于这生活是多余的。
我早就没有了往前走的力气，也许早就该走了，也许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世上。
就把我草草埋了吧，我一无所求。老天容不下我，土地会容我吧？
……”
这份人世的悲凉，不由使人想起也曾在解放初自杀过的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八十年代的感言：“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说。”
纪乡长看着早就僵直的佘校长，长长地叹着气，许久没说话。
县里也来人了。县政府唯一的一辆吉普车，载着县教育局副局长程贵安，和县公安局的一位卞公安员。那时已经是下午了。这两位，在以后的故事里还会多次提及。
程贵安铁青着脸走进佘校长的屋子，没去细看床上死去的人，而是翻着桌子的抽屉，问李辰：“没留下什么文字材料吗？这种人，肯定会有反动思想流露。”鼻子里顺便往外嗤了一口气。
“有张遗书，叫纪乡长拿走了。”
“他拿走干什么？这是我们教育系统的事。”程副局长说着，又从鼻子嗤了一口气，说着转身走了。
卞公安员还挺年轻，二十出头，样子挺精干，也是铁青着脸，走到床前，四下很注意地观察着，自言自语地说了句：“从血块的凝固程度看，死亡时间是在前半夜。”过了一会儿，又冷冷地对李辰说：“怎么不注意保护现场。现在弄得这么乱，怎么勘察？”说着把压在佘校长身子底下的一把沾满血迹的小刀，用纸包上，带走了。
李辰很佩服。他在这儿站了大半天，居然没看见那把刀。
这件事的轰动，在龙头镇是可想而知。尽管经历过四十年代血与火的拼杀，被敌人杀掉的和杀掉的敌人不知有多少，再怎么艰难困苦、甚至身陷绝境，可是人们完全没有想到过要自杀。直到年前出了个“高岗反党集团”，革命队伍里才开始听说有了自杀的事。但毕竟离龙头镇太远，人们没有往眼前想，谁知还真出了这样的事。好在那时的气氛还不是十分的严峻。佘校长的事，没有像以后那样，人都死了还要定个“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结论，也没有别的说法。由于找不到亲戚去征求对后事的处理意见，就按照他自己的遗愿，草草地埋在了学校东北边的矛山坡上，连个牌子也没插。几年以后，人们就遗忘了，大概只有李辰才能找到这块地方。
佘校长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岁数，应该是不到六十。好在也不用写悼文，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话说回来，其实佘校长即使活下来，在接下来的肃反运动中，恐怕也难逃程局长布下的绳索。
23.2经大臣离婚
这年（1956年）秋，经老太终于接到了来自上海的不幸的消息：老经跟她提出了离婚，说他已经跟她们那天见过的那个小莉住一起了，儿子就留在龙头她身边吧。那意思不是商量，而是通知。
连儿子也不要了，这畜生！经老太心里忿忿地骂着。
对这一点，经老太是有准备的，没觉得有什么天塌下来的感觉。问题是往下再怎么过呢，怎么跟别人说呢。不说别的，人家就不能再叫自己“经老太”了，那再叫什么呢？自己娘家的姓，差不多连自己也忘了，几十年都没回去过，恐怕连路也已经不认识了。
经老太先跟纪乡长说了。
纪乡长也早已看出些苗头，没觉得惊奇，宽慰着说，这种事，现在多啦，老经能拖到现在，已经算是有情面的啦。
经老太心想，这说的是什么话。
纪乡长又说，上海有什么好，听战友说，那自来水都有味，还赶不上沟里的水好喝。那地方你们也去过，爬楼都累死。茅厕盖在家里面，啊呀，啧啧啧……
纪乡长连连摇着头，虽说表情有些夸张，经老太倒也听得进去。
纪乡长说，你就在这儿过吧，龙头的乡亲们挺好，民主村的乡亲们挺好。我也是把龙头当成是自己的家了。学文，就在这儿干，去年我就想到这个事了，跟县里说过，就把他留下了。
这点，经老太还是挺感谢纪乡长的。
“你，大名叫什么？”
“车素花。”
“好名字啊，比那个经老太要好听多了。那以后，我就叫你素花姐啦。”
经老太心里也好笑，这一变，“老太”变成姐了。
经老太，不，素花姐，默默地接受了这一些，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她毕竟是几十年的农村妇女干部了，这点波浪还是经得住的。好在实际生活也没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心理上的委屈和忿闷，难以排解。
革命干了几十年，最后怎么会落得这样的结果？按说这不能怪到革命的头上。革命，调整了社会结构，也调整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利益。一些人上升了，一些人下降了。一些人的上升是以一些人的下降为代价的。但革命应该是使一些人获得本应该属于他的利益，另一些人失去本不应该属于他的利益。当不合理的利益由制度来强行维护时，就需要由革命来加以调整（本节暂不讨论改良与革命的异同以及改良较之于革命或优或逊之处，改良的效果有时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某些必要的情况下，革命也可以采取暴力的方式。然而，暴力革命在调整旧有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时，很难恰到好处，往往会过了头。在革命胜利之后，亟需要加以进一步的约束、调整和完善。但那时操作的难度也比较大，因为这时已经有了新的利益集团。这就需要革命者有无私的心境、冷静的头脑、高超的执政水平。如果没有做好这些，甚至还有意无意地放纵暴力革命的局限性，任由其继续留存、甚而扩大，那末，暴力革命的负面影响也会长期留存，以至不断地发酵、滋长、扩散，直到不可收拾，乃至出现诸如法兰西大革命的革命之革命。对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可能有的负面影响，国内还很少研究。
同时，革命的结果，如果是一些人利益的上升损害的是另一些人正当的利益，甚至还损害了革命队伍内部一些自己人的正当利益，而且还把这种损害扩大化、固定化、制度化，那么这个革命就变了味了，那就偏离了革命原先的宗旨，或者叫革命的异化，革命就只剩下了旗号（改革也是这样）。当然，车素花目前遇到的问题，还没这么严重，只不过是某种开端而已。
车素花，年近五十的车素花，觉得革命就像滚滚向前的大江水。他老经就像是水上的船，随着江水往前漂去，越漂越宽广、越漂越光明，一直漂到她看不见的地方。而她自己，就像一块石头沉在江底，眼看着水从身边哗哗地流过，留下的却是淤泥压在身上。
其实，车素花也不必过于伤感。岁月沧桑，人世难料。老经那只船也好不到哪儿去。在历史的浪潮里，也不过是纸糊的，又能经得起多少浪涛的翻卷？那船下的波涛，与其说是江水，还不如说是海滩上的潮水更贴切。一阵浪涛涌上来，又一阵浪涛撤下去。老经那只纸糊的船，没几下，就润湿了，就破成碎纸片了，一会儿卷上来，一会儿流下去，弄不好连个影也没有了。
经大臣和车素花之间的故事也远还没有结束。
23.3迟得法退社
1957年的初春，阳光依然明媚。
这天，社员们在北坡翻地。
一大群妇女上下抡着锄头，因为是出门在大伙面前干活，所以还都穿着花布袄。叽叽喳喳，嘻嘻哈哈，一片欢快。
看着日上三竿了，林海秀抹了把汗，一招手：“姐妹们，歇会儿吧。”
妇女们便像山雀似的，三三两两地扑向地边的树荫下。
新来的鲁队长的媳妇说：“小林姑娘，唱一个吧。好几天没听你唱了。”还记得李辰上北坡买石头推石头遇到打石头的邻街东北村的哈联成吧。鲁队长的媳妇就是哈联成的妹妹，大家习惯就叫哈妹了。
“今天干活，嘴发干，唱不了啦。”小林照例要推辞一番。
齐阿姨不饶不让地说了：“准是那李家小伙没在这儿，给你们唱，没劲。”
大家笑成了一片。
“没劲，就别唱了吧。”哈妹也是个挺大方的人，哈哈地笑着说。
这下，小林姑娘不唱就不行了。她停了下，说：“那我就给大家唱首新歌吧，叫‘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
齐阿姨带头鼓掌。一片笑声里又加了一片掌声。
于是，小林唱起了当时风行的这首歌：
“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
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
千家万户齐欢唱，
好像那春雷响四方。”
歌声、笑声和掌声荡漾在春天的田野里。
也有不高兴的。那一边，迟得法坐在地头，直愣愣地看着被平金刚牵着原先是自家的那头驴在犁地。按说，驴不是用来犁地的。但是，合作社没那么多牲口，好在北山上的地，土层薄，地质疏松，在别无它法的情况下，用驴犁地也是个无奈的选择。
平金刚兴致勃勃地吆喝着，像赶马车似地在空中“啪啪”地扬着鞭，小毛驴“啾啾”地叫着、用力地往前拱着。
看得迟得法那个心疼啊，看得实在坐不下去了，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朝着平金刚喊：“不能这样使驴啊！”又对着坐在地下的于社长说：“你看这平金刚，把俺的驴使得像个什么啦？”
“不是你的啦。”于社长平和地说着。
“咋就不是我的啦？”
“入社时，不已经给你作价二十元了吗。”
“哎哟，我的天哪！”迟得法诉起了苦来，“我这是花了几百斤的小米，还借了钱。那借的钱，也不止二十元哪！”其实，连那二十元也只是记在账面上的虚数，迟得法并没有拿到手。
“就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储小二在边上瞎起哄。
迟得法忿忿地说：“就是我的。我不干了，我退社。我退了社，这驴还不就是我的啦。再说那个分配，这一年，出的力不少，还把驴都贡献了出去，可分的粮，还没有我自己种地打的一半多。”
老迟家人少、劳力少，高级社的年终分配按人不按地，对那些原先人少地多的户，确实吃了亏。按说是赵玫受的影响最大，她才一个人。当然，她不会说。
于社长依然是平静地说着：“这事，我可说了不算。你去找乡里吧。”
迟得法活也不干了，走了，去找乡里了。
迟得法刚走到乡政府的门口，撞上了往外走的宗发奋。
宗发奋依然是一脸严肃的干部样，板着脸问：“干什么？”
迟得法心想怎么碰上他了，可还是脸上挂着笑、点着头、轻声地说：“我找纪乡长。”
“他不在，有事跟我说吧。”
迟得法知道跟宗干部说了，没有好果子吃，可到了这份上还能不说么。
迟得法还在犹犹豫豫、吞吞吐吐，话刚到嘴边，宗干部却不耐烦了：“快说吧。”
“我，我想退社。”
“呸！知道你嘴里吐不出象牙。”宗干部大怒道：“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你这是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没有这么大的罪吧？”迟得法在围观人群的众目睽睽之下怯怯地说。
“没这么大罪？你这个中农，就是摇摆在贫下中农和地富之间，摇摆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摇一摇，就过去了，成了反革命了。你现在就快要摇过去了。”
“那我怎么办？你看我那个驴，现在都瘦成什么样了？这还不到一年呢。”
“什么你那个驴？没有你那个驴了。你们这些人，叫你们走社会主义还不肯走。那就把你当成驴，牵也得把你往社会主义的道上牵着走。看样子，非得出来个办法把你们嘴封上才行，省得整天在那儿说三道四。”
迟得法还想说什么，宗干部再也没有兴趣听下去了：“走吧，走吧，别想什么退社了。你要坚定革命信念，就是死，也要死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没时间再跟你啰唆，我走了。”
宗干部抬腿就走了，剩下迟得法站在那儿干瞪着眼，没有咒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