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另一种牵挂

龙头乡南海沿的开发，在纪乡长的奔波之下，已经初具雏形。

沿海几十米、乃至上百米宽的沙滩，被清理了出来。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辟为海滨浴场，建起了相应的一套淋浴房、衣帽间、小型休息室、简餐厅、停车场等等。尤其是搞起了几个小型的现代雕塑，修了一段观光步廊。海边撑起了几把五颜六色的遮阳伞，翻卷的海浪里几个穿着泳装的人在嬉戏。虽然不能与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相比，但乍一看，还真有点现代旅游休闲区的风貌了。沙滩的东北面，建起了几个宾馆和外地单位的度假村。龙头镇的面貌在这儿有了历史性的变化。

纪乡长在沙滩上往海角一带漫步，看着沙滩，看着大海。大海的美丽与壮阔，在眼前一览无遗。无边无际的蔚蓝的大海一直铺到天尽头，蓝得叫人神往，叫人心醉。宽阔的金色沙滩沿着海边往两侧无限延伸，直到隐没在远处海陆之间灰蒙的山峦之下，如同蓝色大海与绿色大地之间一串金色的项链。那脚下永不平息的白色浪花就像项链上镶嵌的水晶钻石，闪烁着光芒。这段在国内少有的黄金沙滩，过去沉寂了千万年。被搅得驴嘶马叫、人声鼎沸的，只有本书中提到过的三次。一次是1949年把登陆的国民党从这儿赶下了海；一次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搞沙滩铁矿；再一次是1965年，把又一次登陆的国民党特务在这儿全部歼灭。每一次都在纪乡长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如今，龙头海滩披起了盛装，迎来了她的新生，唤起了她的青春。

这一阶段工作很辛苦，但也是纪乡长觉得这是一生中最值得、最欣慰、最有成就感的岁月。一个曾经连光屁股小孩也难得来的海边，换上了现代化的新装，怎么能叫人不高兴。

纪乡长跨过几块礁石，越走越慢，凝视着地上的每一处细微。这里的每一块岩石，每一颗沙粒，甚至每一朵浪花，都和他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他怎么会忘记，这里曾是他和他的战友们浴血拼杀的疆场。他似乎又听到了战友们的呐喊，伤员的惨叫，呼啸的枪声和震耳的爆炸；似乎又看到了滚滚浓烟，看到了熏黑了的沾满血污的面庞和横七竖八的尸体；似乎又闻到了布满整个天空、呛得令人窒息的火药味和催人呕吐的血腥味。这里曾经是战场，倒下了无数战友和敌人的战场。这些是前来旅游度假的人们决不会有的感受，而纪乡长却每次都能感受到，而且感受得越来越强烈。

在海水冲上来又退下去的一块礁石边，他突然停下来，除了想起战友，又想起了另外一个人，一个不是战友与同志的人，而是一个敌人。在1949年反击国民党登陆的血战中，这儿倒下了数百具国民党的尸首。有一具，他印象特别深刻，始终难以忘怀，就是那个支排长。

这个国民党支排长就是死在这块礁石上。纪乡长记得很清楚，那人是在宗发奋被人击伤之后，被大郑打死在这儿的。纪乡长所以还记得支排长，是清理他的尸体时，在他身上发现了一封他的老父亲的来信。在信中，老人哭诉凄惨的家境，深深地打动了纪乡长。他一直把信留着，文化大革命中居然也没有被抄走。

回到办公室，在最角落桌子的抽屉里又翻出了那封信。将近四十年，信纸发黄了，墨迹变淡了，原先被海水泡渍的印记更明显了，但依然是原样保存着。纪乡长觉得，对对方军人下场的关注，不是兔死狐悲，这也是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双方的军人都是人类社会自相争斗的一部分，哪一方的命运都值得关注，不管是胜者还是败者。

他甚至想要照着信封上的地址，去看看支排长的家人。在贫病交加、横征暴敛中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那一家老者、寡妇、孤儿，最后的境况会怎么样，能撑得下去吗？现在还在吗？很早，纪乡长就有这个想法，几十年都放不下。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更强烈了。

他去跟潘场长讲了。

潘场长住在董平章房基上翻建的屋子里，生活还挺悠闲。因为没有他的自留地，就在不大的院子里种满了黄瓜、西红柿这些，连院墙外墙根下也长着一排月季，从春到秋都开着美丽的花。在董平章和赵玫曾经生活过的这块土地上，几乎能闻到他们的气息，潘场长觉得心里踏实，感情上没有了负担。他觉得这儿就是他最好的归宿，只是他的老伴并不知道他心中的这个秘密。

潘场长对老纪说，他也有这个印象。当初在南门外小山上开连队干部会，纪排长念了这封信，他也记住了。都是当兵的人，虽然上了战场，各为其主，但那些国民党兵，也往往是身不由己，走错了路。责任不能完全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更何况是他们家中的妻儿老小。

潘场长说，当时他在外当兵打仗的时候，家里的老父母，也是整日提心吊胆，夜夜睡不着，人同此心啊。现在有时间，也有这条件，就去看看吧。

纪乡长也是觉得这段时间有点空闲，请了一周的假。除了文革中间，纪乡长还从来没有请过这么长的假。他跟祖云涛说，他要去看一个远方的朋友。他还带了一千元钱，万一那家真需要补贴一点的话。

支排长的老家在湖北汉水边，按照信纸倒也不难找。

矮矮的山丘，绿树葱浓，山前是一片片的稻田。稻田和山丘之间是一座座的农舍，有的也盖了两层，一派平和安详的气氛。

到了村里，一打听，都不知道有这一家，说是年代久了，找老一点的人吧。

终于找到一个六、七十岁的人，听说是打听支家的，便十分惊诧，有几十年没有人来找过支家了。

“你们是支家的什么人？远房亲戚？他们家好像没有北方的亲戚。”

纪乡长他俩没法解释，只好说是“地方志”办公室的，来了解一些以前的情况。

“这个你们就问对了。我的话，你们能听懂啊？地方志，怎么不找湖北人，找你们北方人来写？”

“能听懂，您老稍微说慢点，就行。”

老人是村上的老住户，情况还是挺熟悉。他说，支家早就没人啦。抗战的时候，张自忠在这一带打日本人，支家的男人也跟着出去当了国民党兵。后来听说是当了一个小官，至于是什么官，也不清楚，就是听他爹说过。他本人开头两年还回来过，以后就没见过。后来就没有音讯了，到现在不知死活，也不知道是不是跑到台湾去了。虽然他家是国民党的官，但是生活一样很苦，没有别的来源，也没有什么钱寄回来，一年能有一两封信回来就不错了。解放军打过来那一阵，社会很乱。解放军穿插很快，国民党到处乱跑，南面那个镇比我们这儿还早解放十天，解放军住了两天就又走了。一会儿这边枪响，一会儿那边枪响，都不知道往哪儿躲。他媳妇就是在那时候跑没有了，不知道是跟着解放军跑了，还是跟着国民党跑了；还是被人掳走了；或是自己留在哪儿了，死在哪儿了，都不知道。她娘家人也不知道。那一阵子，什么事都有，国民党的太太小姐被抢得光着屁股在路上往南逃的都有。

他那小孩？他那小孩，没等到解放军来就死了。他爹，解放后在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死了。其实，村里面知道他是早年的私塾先生，家里日子跟贫雇农也差不多，没准备怎么斗他。但毕竟他儿子是国民党，批斗时一起拉上了台。一上去就不行了，到底是年纪大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几天都没吃饭，身体本来也就不行。上去就倒下了，反而是村里第一个死的。

他家的房子？早就塌了，早没了，连个影子也没有了。

支家的事情，也就剩下我嘴里的这点了。等我死了，支家就连我这几句话也没有了。

晚上，回到县城里的招待所，纪乡长和潘场长也是感慨无比。

纪乡长摸了摸包里没有拿出来的那一千元钱，许久没有说话。

都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原来付出这个代价的还不只是解放区军民。有些事情，到现在再来讨论或许是多余的了，但还是不免叫人感叹万分。

突然总台的服务员在门外喊上了，“海源来的纪同志，长途电话！”

纪乡长一惊，翻身下床，出去听电话。

不一会儿，纪乡长回来了，一进门就慌忙整理起东西。

“怎么啦？出什么事啦？”潘场长一头雾水，忙问。

“县委来了电话，说是有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还指名要到龙头海边。叫我务必明晚赶回县里。”

“能来得及吗？都夜里了，还有车吗？”

“我问了，半夜有趟火车到武汉。明天再坐飞机到黄港，要是顺利的话，明晚能赶回县里。”

“到底是现在交通方便哦。我跟你一起走？“

“你就不用这么急呼呼地连夜赶了。你明天白天到武汉，再住一夜，去看看黄鹤楼。好不容易来一趟。”话没说完，到底是军人出身，纪乡长已经挎上包走出房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