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春天又来了
放晴了的天空，又一缕耀眼的阳光照了下来。这回是照在了李辰的头上，也照在了大家的心上。
李辰的命运又有了转机。
1980年的春天，有文件下来，对1957年所划的右派进行复查和摘帽安置工作，并给以基本的生活条件。文件上说：“许多忠诚于党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由于错划右派，“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然而，多少人满腔热诚、一心向党，却落得惨遭迫害，直至走投无路、家破人亡，甚至几代人的命运都因此而改变，岂止是“委屈和压抑”所能概括的啊。
当程贵安校长把李辰喊到校长办公室，仰在沙发椅上，瞄了他一眼，不急不忙地说：“今天我代表党组织向你宣布一件重大事情，啊？”又喝了一口水，拿出一张纸，咳嗽了几声，像是想念又不想念，又瞄了下李辰，以为李辰会着急地求着他念。李辰静静地站着，没有吭声。
程贵安从鼻子里嗤出了口气，慢慢地念了起来。这是对李辰的复查结论，再次明确撤消1957年的定为右派的结论，可以享有和其他同志一样的全部政治待遇，而且把每月的代课费提高到28元。此时，李辰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的喜悦。类似的宣读和摘帽，1962年已经搞过一次，可是到了1966年，还不是遭到更残酷的打击。
他点点头，静静地说：“谢谢，谢谢组织上的关心爱护。”
“是啊，你要感谢党啊，是党又一次把你挽救了过来。为你这事，我跑了多少腿啊，光是县教育局，就跑了多少次啊。今后，你要更加听党支部的话，靠拢组织，别见了我就隔十丈远，我还能吃了你啊。啊？”
“是，是，”李辰诺诺地向后退了几步，才转身离去。
程贵安又不屑地从鼻子里嗤了口气。在程贵安看来，李辰这种人就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少不了当作牺牲品用的道具。
李辰对这种再次摘帽虽然没有什么更多的激动，但是他在重新回到中学任教以来的两年中，真可谓是尽心尽力、努力工作。他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重温旧知识，补充新知识。尤其是对教学改革，他有他独到的想法，在龙头中学的教师里还很少有他想得那么远的。
他讲课既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又分析透彻、令人深思。他知道现行教育体制弊端重重，不是他一个人所能改变。他又想从自己做起，为传统课堂教学透进一丝新的光亮。
这次历史课的期中考试，他就想改变一下方式。
他跟同学们说：“就要期中考试了。”
“是啊。”下面的同学们齐声说着，都拿出本子准备记考试重点。
“这次考试啊，我们换一种方式，我把题目先告诉你们。”
“啊？！”学生们都惊讶地叫着，“不会吧？李老师。”
“真的，现在就告诉你们。题目是：封建意识对当代中国有哪些影响？”
“这怎么写呀？”“老师，你好像没有系统说过？”“这要写几条呀？”同学们纷纷议论起来。
“你们拿回去写，先看一些书，再联系实际好好想想。这个题目，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规定非要写几条。你可以写三条，也可以写五条，你也可以就重点写一条。但是不许抄，抄来的只能得零分。你们也可以相互讨论，相互启发，但是不能两个人写得一样。我可以讲一下基本思路，比如封建意识在当代的表现、造成的后果、产生的原因、怎么解决。当然这只是基本思路，不一定完全都照这个来。还可以估计会有哪些不同看法，怎么加以解释。还有哪些问题，与此有关，但因篇幅所限，我这儿就不谈了，等等。不需要面面俱到。关键是要独立思考，有创造性思维。
高中阶段，学习基本知识是主要任务，进行一定量的背诵、记忆是必要的。但是也要开始学习分析推理，要学会发散性、创造性思维。这方面，现在还不一定要有多高要求，但是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意识。人，不能只成为知识的奴隶，而要成为思想的主人。”
“噢……”同学们都十分的高兴。
这是个高三毕业班，李辰的女儿林李也是这个班的。
林李长得像她妈妈，个儿不高。由于有这种身份在，她在一般场合很少讲话。关于母亲的事，她知道一些，但是不多，因为怕父亲伤心，她也从来不提及。在默默无语中，依然能感觉出她有着同样的那份执着和追求。她的学习很努力，很刻苦，她知道那是她唯一的希望。
放学后，她跟她父亲说：“爸，你这种考试形式很好哎，大家都很有兴趣。议论得很热烈，都去找书看了。”
“好，好，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一周后，卷子收上来了。
同学们写得都很认真，有个同学竟然写了整整一本，一万多字。
同学们都感觉这种方式真好。有的说，这次真的是动了脑筋；有的说，别看是不用背书，其实看的书比哪次考试之前都多；有的说，这样的考试看起来省事，实际上压力更大；有的说，这是从上学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真正是在学习。
平近芳，那时已是史地教研组的组长，听到了学生的反应，觉得挺好，就找李老师交谈了一次。应该说，作为教研组长的平近芳对李老师还是很尊重的。不只是因为曾经的那些事，就是教学上的事，也是经常来请教李辰的。
“啊呀，李老师，你真行。没想到你不但平时教学效果好，对教学改革还这么有研究。那些师范科班出身的，都还没有想这么多。”
“我也是干了这一行，就多往这上面想想。”李辰谦虚地说，“我总觉得我们的教学方法要改。首先是教育思想要改，我们一直是用的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在三十年代的传统教育思想，就是“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中心，教学内容以教材为中心，教学场所以教室为中心”的三中心论，它虽然对维持常规的教学活动有用处，但是束缚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现在他们有一些新的教育思想，比如七十年代赞可夫的发现法教学，让学生自己探究结论，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那多好啊。我们从六十年代开始骂人家是修正主义，人家的教育思想早就改了，往前发展了，可我们反而还在用凯洛夫的那一套。到了文化大革命，甚至把这一套也都全砸了，现在又捡了回来。“
“啊呀，你讲得太深刻了，真够得上专家的水平了。我们大家都来推广你的方法吧。”平近芳说的倒不全是奉承话，还是有点想着要搞教改的。
“不，不，也不用这样。教学方法是千变万化的，要因教师、因课程、因内容、因学生而宜。如果大家都用同一种方法，那最好的教学方法也就成了最差的方法了。更何况，几年来教学改革讲了多少遍，可老是改不动，主要原因不在教师和学生，也不在学校，而是整个社会大环境，我们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还没有完全转过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某种意义上，这句话也能用到这儿。比如说，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现象，为什么不能改变，是因为我们对人才的培养、选拔、任用的这一套制度还没有改变。人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能够成才的渠道和机会很少，尤其是向上流动的渠道和机会很少。所以大家都只能走这座独木桥。也许以后桥能加宽点。但是，桥基本上还是这么一座桥。”
“啊呀，你太不简单了，我这个组长怎么一直没有发现你。我赶紧去跟程校长说说。”
“不要去跟程校长说。一百个人会有一千种想法，各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咱们这儿讲的想法，到他那儿就行不通了。我只是个人搞一点探索而已，没有更多的期望。”
“哎，他思想上是有点保守，但毕竟也是老教育出身的嘛，应该会支持的。”
平老师很认真地向程校长汇报了这一情况。
程校长后仰在沙发上，又是从鼻子里嗤出一口气，毫无表情地说：“这样能学好吗？哪有这样学的？对考大学有用处吗？问题还不仅仅于此。”程贵安这才低下脑袋，平视着平老师，那眼光冷冷的，把平老师看得后背都凉了。
“说什么封建意识在当代中国的影响？是不是又在影射我们社会主义，是不是又在说我们是在搞现代迷信？要注意啊，别以为平反了，摘帽了，他们就会和我们一条心啊。狗改不了吃屎的。”程贵安一下子觉得说漏了嘴，“当然，这句话就不用对外传达了。但是，你心里要有数，阶级斗争这根弦，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平近芳垂头丧气地走出了校长办公室，半路碰到了李辰，叹了口气，说：“李老师啊，你的那些啊，就别搞了。想是想得挺好的，可没人支持，出了力，搞好了，没人会称赞你，连句话都没有。要是出了点问题，那就坏了，往死里整，什么帽子都扣上来。算了，你也快退休了，别给自己添麻烦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龙头中学就再没有什么真正的教学改革了（做样子、给别人看的除外）。作业越来越多，晚自习的时间越来越长，课桌上堆的书越来越高，学生的脑袋成了复印教材的机器。
这年，李辰眼看到六十了。平老师跟程校长说，给李辰转成公办教师吧，再不转就没有机会了，正好今年还有指标。
程贵安又是从鼻子里嗤出口气：“这种人算什么，快走吧。走了，学校还省点心。什么尾巴也没给他留，已经很不错啦。还要转正？想都不用想。”
学生高考前，李辰又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讲台。因为只是代课老师，不存在退休的问题，给了一百元补助，还是平老师争取来的。
那个转公办教师的指标，给了程贵安一个远房的小姨子，去年初中刚毕业。为了转成公办教师，特地把她从程校长的老家搬过来，原定教一个月的学，结果教不下来，只教了一个星期。转了正，就去当图书室的管理员了。
别看程贵安对别人颐使气指，他自己也有不高兴的时候。这年暑假开始前，他接到县教育局的通知，免去校长职务，办理退休，由平近芳任副校长，主持工作。
“怎么能叫我退呢？我怎么能退下去呢？我退了，这龙头中学再怎么搞下去呢？革命还需要我嘛。这是谁搞的名堂？”
程贵安把县局的通知“啪”地摔在桌子上，朝屋里的几个人吼着。当然屋里的这几个人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其实程贵安过了退休年龄已经三年了，县教育局几次找他谈，他都勃然大怒，县教育局都缩了回去。这回，县局不知是换了局长，还是怎么，没跟他打招呼，就来了通知。他怎么能不发火呢？
“这儿还需要我。没有我，谁来把关啊？李辰那些人，不又得跳出来啦？”
“李辰已经不在学校了。”旁边有人提醒他。
“喔。”他也想起来了，改口说：“我说的是李辰不在了，李辰这种人还有嘛。我就不相信阶级斗争熄灭论。你们有这个政治敏感性吗？你们有这种斗争的坚决性吗？还是得我这样的老革命嘛！”
程贵安说了一大堆话，已经没人理他了。
但是，他还要说：“起码，起码新上来的干部也要扶上马，送一程么。我可以当书记，送平近芳一程么。”
平近芳终于以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进了曾经是程贵安的办公室。
她轻轻地带上了门。当她的手摸到这扇门的把手，心里是多么的感慨啊。她也曾多少次地进过这个门，可每次都要先必恭必敬地站在门前，再不轻不重、不急不缓地敲门，连敲的轻重，敲的次数，甚至敲的节奏，都要再三的掂量，而后再硬着头皮以一种既敬仰又谦卑，既亲近而又不能是过分的语调，问一声：“程校长，您在吗？”连自己都头皮发麻，连自己都感到恶心。现在终于不用了，现在终于轮到别人像这样站在自己的面前了。
她想起了在这屋里自杀的佘校长，想起了安于淡泊的老校长肖福兴，想起了最后一刻也不肯离开、往地上扔茶杯的程贵安，更想起了自己始终有歉疚、至今没有退休金、到老还要自食其力、种自留地的李老师，不能不感慨这人生的无常。
但是那又怎样呢，现在坐在这办公室里的是她，不是别人，更不是李辰。有这个结果，就行了，这就足以能说明所有的问题了。过去所有的是与非，都烟消云散，可以忽略不计了。至于李辰嘛，有够得着的时候，帮他一点就是了。
平近芳释怀一笑，一屁股坐上了办公桌后面的沙发椅。这么软啊，到底是校长坐的，椅子也不一样。哎，还是可以转的呢。她拍了拍椅把，真有意思，又饶有兴趣地来回转了两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