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卷首语
本卷将叙述1964至1976年间的事，主要事件是：社教运动和十年文革。
正如上一卷最后一段说的，国民党已不再是个像样的威胁，大陆内部的纷争却风起云涌、越演越烈,也顾及不到解放台湾的事了。这一卷将把台湾暂时放在一边，专门讲大陆、讲龙头镇和西北村的事。
那时，大的格局是，经济上的左倾盲动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在经过一段调整时期的喘息之后，依然没有解决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即如何看待这场灾难的问题。这儿我们要再次提及在中国当代史上有着多重含义的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它的深刻影响其后逐渐显现。这个大会一方面想总结大跃进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果没能总结深透。另一方面却如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说的，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请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对于刚过去的经济上的左倾灾难，一开始，说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把造成灾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从那以后，在笔者短短的几十年生涯中，就不知听到过有多少次的“百年不遇”。甚至那三年到底是旱灾还是水灾，至今也没说清楚）。那三分人祸，也是帝修反的破坏捣乱，而不是自己的工作失误。然而，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在七千人大会上坦诚地说道：“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还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请见：《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就是说，在前几年里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从原因讲工作失误是主要的，尽管刘少奇留有余地地只说是“有一部分地区”。
这当然是毛泽东绝对不能接受的。毛泽东的回答，可以用1967年2月他在接见被他称之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时说的一段话。他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请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另外插一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尔巴尼亚的极左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尽管不知拿了多少由中国老百姓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省下的援款、还被毛泽东称之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是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却不知是学了谁的手法，反过来把巴卢库当成是亲华派，扣上反党集团头子的帽子，于1975年11月枪毙了。参见“百度百科”）
1966年8月5日，为了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最后一句话，特地讲到了：“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1962年刘在七千人大会的“右倾”，倒也是可以发人深醒。于是这“七分人祸”，反过来就扣到了刘少奇的头上，这人祸就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江青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毛泽东可不是个肯憋气的人，两年后他就憋不住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吐出来了。1964年底，他第一次举办了自己的生日宴会，请了四十余人。席间，毛泽东自己一个人作了极为严肃的长篇讲话，全场鸦雀无声。据参加宴会的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说：“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讲话，这晚话说得特别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有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其它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那敢往刘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请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曾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在这180度还是360度，甚至已经说不清是多少度的转变中，又有过一个剧烈动作，那就是主要针对基层干部、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的“社教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全国派出了百万工作队员（笔者有幸也是其中的一个），遍及几乎所有的农村社队，进行夺权式的斗争，上千万的农村基层干部（甚至生产队记工员）都要像脱了层皮似的人人过关。这个运动虽然解决了部分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行为，但它的目的是要把农村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左倾思维上来，以左的手段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了过分严厉的打击。
对于社教运动，虽然有文件说，由于对一些政策作出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规定，对运动中的偏差也进行过一些纠正，因此这场运动没有发展成为全局性的错误。但是，“不容否认，这场运动的确犯了‘左’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二是在一些问题上颠倒了是非，把本来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请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人民出版社，1997年）应该说，这场运动也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并且不可避免地滑向更左的深渊。
即使是这样，尽管社教运动已经给基层干部造成了巨大伤害、各地农村出现了巨大震荡、负面效果逐渐显现。然而，却远没有抒发毛泽东在前两年他自己感受的压抑，远没有消除他的心头之恨，反而是越烧越旺。而刘少奇等人还在认真地试图用传统的政治斗争方式解决农村的“阶级斗争”。所制订的后十条，以及那个“桃园经验”，应该说也是有不少“极左”的东西，但是不主张在政治方面打击得过宽过重，着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尤其是没有触及到毛泽东想要解决的打击他认为的政治对手的问题。毛泽东当然非常不满，由此发生了在高层不再掩饰的分歧和斗争。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里还提到的“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就是指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表现。1964年末，社教运动正当紧锣密鼓之时，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竟然对刘少奇毫不掩饰地公开扬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请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等，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为简明扼要起见，本书不去全面介绍当时党内各种不同观点的分歧之所在（比如，什么叫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交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叉等等）。就讲一句，尽管后来刘少奇作了一定的让步，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问题不只是相当多的基层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就在党中央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尤其是对刘少奇由不满发展到下决心铲除，而且是以抛开宪法、抛开党内民主的极端做法加以铲除。
1970年12月，毛泽东对斯诺的回答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斯诺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答道：“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请见：《六十年国事纪要》，朱永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然而曾几何时，仅仅在1965年的三、四年前，七千人大会之前的1961年9月23日，在回答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提问：“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时，毛泽东还坦然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请见：《刘少奇与毛泽东》，唐振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可见，毛刘两人的矛盾，虽然在建国前后就已有所表现，甚至高岗事件的发生也与此有关。（有关情况请见：《国史札记（事件篇）》，林蕴晖，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但是，这个矛盾无疑是在社教运动期间发生了质的变化。
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等到1965年底，毛泽东在经过一番谋划之后，不但没有顾及社教运动已经出现的负面作用，相反却认为这些手段还远远不够，远没有达到他要整肃他认为的对立面的目的，终于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要以他的魄力和手腕，掀起一场别人谁也不敢想的狂风巨浪。其结果，却是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和党内斗争，以至于从上到下到了无法调和、甚至无法掩饰的地步，使这些矛盾和斗争更迅速、更直接、更激烈、更大规模和更残酷地爆发出来，直至失去控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践踏人类尊严、夺走了千万人生命的惨剧。
历史好像始终在眷恋着海源和龙头。在海峡两岸的争斗中，海源和龙头是首当其冲。在社教运动和其后的十年浩劫中，海源和龙头更是成了重灾区，为此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或许，海源人民就此得到了更多的锻炼，今天也有了更多的成绩。然而，现在的人们是再也无法想象，那时是怎样的艰难跋涉。唯有心中闪烁着的人类社会的良知与本性，在支撑人们苦苦地等待着再一个春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