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大饥荒
34.1困难时期
由大跃进的左倾错误给全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那几年，叫困难时期。讲全的话，是叫“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一般是指1960年至1962年。实际上不少地方在1959年，有些地方甚至在1958年底就已经陷入困境。当时是叫自然灾害时期，说是因为我国遇到了连续三年“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由于缺少确凿的原始气象数据的支持，八十年代后改称为困难时期。它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严重的饥荒之一（如果不说是最严重的话）。
1960年的春天。最难熬的春天。
早晨，天亮了好一阵。老王头俩口躺在炕上没动，这可不是他俩的习惯。
院子里静静的，没有一点声息。那头猪，刚办食堂时就被牵走了。养的几只鸡，早就不给它们喂食了。王大妈也舍不得杀，让它们自己满地里去找食，结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一只也没剩下，都不知道被哪个缺德鬼抓走了，真还不如自己吃了呢。唉，世道变了，风气也变了，以前哪有这种事呢。至于互助组时买的那头牛，去年就在公社里死了。当时，老王头还心疼了好几天，现在已不去想它了，眼下连自己也顾不上了。
从支起的窗框往外望去，阳光好像也没有神采，黄黄的、淡淡的，天上的几缕云丝缓缓地移动着。屋子里，也并不敞亮，全然没有那种早晨应有的生机。炕上炕下，几乎空无一物，都在大炼钢铁时被抬出去烧了。也就是在炕的一角，摆了几个纸糊的笸篓，装着农民们仅存的一点私有财产。（说明：笸篓，海源农村常见的一种用席子做衬、外表糊纸的方形或圆形的器物，大的约半个抽屉，小的有手掌大，用来盛放针头线脑杂物之类的小件。它是中国农村除石器、木器、铁器之外先后登场的又一类器皿。纸器真的大兴其道还得在十年以后的文革后期之后，那时要有个缝纫机的硬纸板包装箱，就宝贝得不得了。）
又磨蹭了一会儿，老王头憋不住，先开了口：“天都这么亮了，早该起来了。”
王大妈说：“起来干什么？躺着吧，省点食。”
老王头说：“是啊，肚里空空的，浑身没劲，真不想起来。”
“家里的粮，一粒也没有了。今天吃什么？真害愁。”
“再上西门外的地里翻翻看，有没有剩下的地瓜根？”老王头说。
“早就翻了几十遍了，连根须也没有了，还等你去翻。”
“那矛山上的几块地呢？”
“树皮也不多了，你还想地里呢。”
“那咋办？”
“你当了这么些年的互助组长、合作社长，怎么想不出办法啦？这一大家子就指望你啦。”
“嗨，别提这些啦。连公社都没办法，我还能有什么法？”
“那还搞什么公社？”
“快别说这个，连彭德怀也没说不要搞公社。”老王头急忙推着老伴。
“不让说，那我们今天吃什么？”
“不是还有点干树叶，和上点玉米秸，切切碎，煮煮吧。”
“唉，把以前放在锅底烧的拿到锅里煮，那再拿什么放到锅底烧呢？”
“这年头，过一天算一天，吃一顿算一顿了。”
“早晨这一顿，就已经没吃的了。还吃一顿算一顿呢，算也算不出来了。”
“那就真的只有喝凉水了。”老王头也没有法了。
“还是我上望海山，去挖点草根吧。”
“你还能走得动么？”老王头关心地问。
“这一年不行了，就这么一年多的时间，一下子就老了。可是走不动也得走啊，咬着牙也得走啊，还能躺着等死么。”
“叫丁妹一起去吧，好有个照应。”
“不用啊，也捡不了多少。不如叫她去海边看看有没有潮上来的蛤蜊。”
“今天，王溪学校不上课，叫她跟丁妹一起去吧。我和王山还是去队上点个卯，说不定以后还能分个粮。”
“你还指望它能分粮啊？”
“那怎么办呢？”
老王头扛着锄，往西门外走去，那是人们习惯的集合地。
差不多九、十点钟了，来的人还是不多。
已经来的几个也是横七竖八地躺着坐着，闭着眼睛，晒着太阳，懒懒的，谁也没说话。
平金刚忍不住了，说：“走吧，去干点吧。”
包金贵说：“你们看，我的腿都肿了，一摁就一个窝。”
皮安已说：“你还不错了，还能走。迟得法已经半个月没下炕了。”
老王头对皮安已的退婚并不很在意，对他还是和旁人一样地聊天：“他怕是扛不过去了。他家里，两个老病号，没人去打树叶。”
鲁队长说：“他儿不能给他点么？”
皮安已说：“他儿子家更可怜，今年刚生的小孩，才两个月。儿媳妇一点奶水也没有，大人也不行了，哪还有给他爹的。”
平金刚说：“谁能去帮他一下呢？”
皮安已说：“谁能去帮啊？现在谁家也不易。况且他还是个右派，哪个敢去沾边啊？”
鲁队长一声叹息：“唉，怎么搞成这样了呢？”
大家一时竟没了话。
原先大白果树的地方，竖了个电线杆。上面的大喇叭倒是依旧不停地播放着鼓舞人心的革命歌曲：
“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民解放的新时代。
看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
帝国主义反动派、妖魔鬼怪，怎抵得革命怒潮、排山倒海！
哪怕它纸老虎张牙舞爪，戳穿它，敲碎它，把它消灭，把它消灭！
山连着山，海连着海，我们是山，我们是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大家听了一回歌，杜家骏的儿子杜长贵吐了口气：“哼，还唱得这么好听。赵村赵刊新的儿子好不容易考上了省里的一所中专，都不算数，念不成。这算是怎么回事？以前还从来没有这种事。”
那时在困难时期里，一些单位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有的学校干脆解散，学生取消学籍遣散回家。有的学校是高年级学生留下，低年级保留学籍，暂时回家，刚考上的就只好拉倒了。
“这不满意的话，可不能随便说啊”老王头说。
鲁队长说：“看你胆小的。今天早晨东街上就躺了一个死的，是从西面讨饭过来的。旁边还有个小孩在哭，真可怜。”
老王头挺惊讶，问：“人呢？”
鲁队长说：“叫公社拖走了。”
皮安已说：“咱这儿算是好的啦。你没听说，西面那些地方，死的人玄啦。”
平金刚说：“那些晦气的话，别说了，听得怪不舒服。今天的活，就到这儿。愿意上山打树叶，就上山去；不去的，就回家吧。常贵啊，今天来的人，就都记个工吧。”
王山说：“记这个还有用啊？也没钱也没粮。”
平金刚说：“过日子还得往前看啊，不会老是这样啊。”
大家坐着没动，好像在掂量着平金刚说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好一会儿，才有人慢慢地站起，懒懒地走了。
老王头也拄着锄头站了起来，对王山说：“我上望海山，看看你妈。她走路都不稳当了，别摔倒了，还没人知道。你去海边，看看丁妹和王溪。”
“好。”王山答应着。
丁妹还是挺愿意到海边来的，不只是因为能收获点可以果腹的海洋生物，而是能看到大海，那滚滚波涛、浩瀚无际的大海。丁妹现在知道，她的丈夫王立，就在那渺渺茫茫怎么也看不见的海的那一面。几年来，她已经看过多少次了，她没有看到过大海的蔚蓝和绚丽，只看到大海的灰暗，和人在大海面前的渺小与无奈。虽然越看越难受，可她忍不住还要看。
她走在沙滩上，海水在脚下永无停息地冲上来、退下去，当年的激战早已了无痕迹。但她却还在执着地寻觅着王立的足印，她时时想着，他就是在这儿走下了海，走到了海的对面。十年还多了，他还能再走回来吗？两年前，公社还专门在这儿开大会、游行，叫着喊着要解放台湾。这才两年的时间，如今乡亲们甚至连嘴上也不再提解放台湾的事了。难道，难道这事真的越来越难了吗？丁妹的心里满是悲哀和凄凉。她一直在问苍天，她一直在问大海，还要我丁妹再等多少时间呢？
苍天没有回答，大海也没有回答，只有潮上来一些海草、贝壳，也算是一种难解的解答？
太阳偏西了，照在身上已经没有暖和气了。
人们从山上、从海边陆续往回走了。
龙头镇依然是静静的。没有绿荫，没有炊烟，没有鸟雀归巢的鸣叫，没有鸡鸣狗吠、驴马嘶咬，没有老人倚门呼唤儿孙，没有孩童们撒娇的奔跑。
王大妈挑了一篓枯草回来。把草根的泥敲掉，剁碎，再煮着吃；草茎就当柴火烧。
丁妹背了一筐海草，捡了几个蛤蜊，抓了几个小石蟹，还在礁石上撬了几个海蛎子，应该说这一天是很难得、很丰盛的了。
王山顺便挑了担水。
只有小王溪的情绪很好，家里一直尽量没让她饿着，长得差不多和丁妹一般高了。更何况这一天在海滩上，又是捡蛤蜊，又是抓蟹子，又是撬海蛎子，真如同丰富多彩的假日一样。
回到家里，把海草倒在盆里冲一下，那浓烈的海腥味顿时充满了全家。
老王头都捂住了鼻，这在以前是连猪也不肯吃的，如今，也是剁碎了和草根一起煮了吃。蛤蜊、蟹子这些，就另放一盘，连盐也没有，搁在锅架上蒸。
照例是丁妹拉风箱、烧着火，锅盖下冒出了热气，那腥味就更厉害了。
好了，往外盛了。可全家就只有两个破碗，办食堂时都拿走了，散伙时就拿回来这两个。
丁妹先盛了碗给老王头，老王头捏着鼻子、皱着眉头往里灌。
第二碗给王大妈。王大妈喝了两口就放下了，说：“我不饿，我中午已经吃了点了。”
其实，她哪里吃过什么。就是这猪也不曾愿意吃的东西，也不是天天有的。海边的东西，捡的人多了，也越来越少了。也得省着点，还有明天，还有后天，还有一家子几口人呢。
王大妈把碗递给了她儿子王山。
老王头喝完，把碗涮了涮。丁妹又盛了碗给王溪。
王溪尝了口，直嚷：“不好喝，不好喝！”
老王头瞪了她一眼，她才没再出声，喝着。
民主村亏得是在沿海的丘陵地，有山有海，素有物产丰饶的美称，如今也落到了这种民不聊生的地步。好在有山，毕竟还有野菜杂草；尤其是那无际的大海，还可以在岸边礁石群里、在沙滩上捡海贝、拾海草，甚至还可以下海捕鱼捞虾，虽然那时候还没有重视渔业。龙头人在艰难困苦的那两年，所以没有发生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是多亏了大海的恩赐。所以，在本书里没有出现有些西部省份的那种惨烈景象。我们实在是要跪拜在大海的面前，感谢大海的神灵。
至于西部省份的灾荒情况，仅举邻省河南的例子：据胡绳主编的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1页载：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张素华所著《变局》中记载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的话：“我到光山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说明：光山，河南信阳地区的一个县。）
当然，海源也不是一个没饿死。迟得法的孙子是一个，迟得法自己也是一个。
34.2撒手人寰
老王头家有三个整劳力在撑着，所以家里还能过得下来。老迟家就不行了。
迟得法早就和儿子分开过。儿子迟一敬领着他媳妇和解放那年生的儿子迟解放。他媳妇体质不算强，本来日子就挺累。1958年修路打石头，他媳妇又落下了哮喘病，整天地喘不上气，胸闷难受得厉害，怎么也治不好，也就干不了什么活。有的说是痨病，其实这是乡亲们叫不上名的矽肺病，是当年打石头时引入过多粉尘引起的，其病程基本上是不可逆的。这下又遇到了灾荒，这个坎就更难过得去了。
偏巧他媳妇又怀上了，不足月就生了。迟大妈行动也不便，好不容易挪过来帮着料治，才应付下来。
孩子两个月了，这两个月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媳妇没有奶，婴儿整天哑哑地哭。没有粮了，实在没有粮了。迟一敬每天给他媳妇端上一碗玉米糊，那是所能有的最好的补品了。可他媳妇怎么能咽得下，都要去抹到孩子的嘴里。她自己吃的，还是地瓜叶、棒子芯。
那天，迟一敬端上每天只有一碗的玉米糊，还稍微有点热气。那热气居然还飘散出淡淡的香味。蹲在地下的迟解放，用鼻子使劲地嗅着，眼睛直盯着看，眼珠一动不动，嘴唇却在一抿一抿。他妈妈知道，这个大儿子也是饿得厉害，就问：“解放，你怎么啦？”
迟解放这才怯怯地说了声：“我饿。”
迟一敬一听，满心的苦处像怒火一样爆发了出来，跳起来朝着迟解放就吼：“你还想吃啊？你爷爷奶奶病成那样都还没有呢。”竟然顺手就过去一巴掌。
其实迟解放只说了饿，没说要。他满心委屈，也没去躲他父亲的巴掌，只是在墙角里蜷缩得更紧。
倒是迟一敬掉下了眼泪，呜呜地哭了起来。他心里难受啊，心里难受啊。他拍着自己的脑袋，拍着自己的胸脯，哭了起来。一个七尺男儿，一生辛劳，拼尽全力，居然养活不起自己的妻子，养活不起自己的孩子。连一碗稀稀的玉米糊都给不了十二岁的孩子，自己还配当男人吗？自己还配当爹吗？
他媳妇也无声地流着泪，咳了一阵，压着嗓子说：“要不，今天这碗叫解放喝了吧。”
迟一敬，流住泪，过来挡住了，“这是保你的命，保你和孩子两份的命啊。解放，你只能忍一忍啊。”
迟解放，眼睛也是湿湿的，点着头。
夜里，婴儿渐渐地没有了声息，不是睡着了，而是离去了。他来到这世界，只有两个月。这两个月里，他只见到过阴暗的屋子，只见到过父母的焦虑和眼泪，听到的只是叹息和哭泣，从没有欢笑，从没有温暖，或许父母轻轻的安抚，是他享受过的唯一的慰籍。就这样地去了，连个名字都没有。
媳妇又一阵的哭声，使迟一敬知道了怎么回事。
他爬起来，用一件破棉袄裹住了婴儿，这可是大人死了才有的待遇啊。
临出门前，媳妇还嘱咐了声：“扛把锨，把他埋了吧。”
那时小孩子死了是不埋的，随意地扔在荒坡上。
迟解放在黑暗中睁着眼，一口气也不出地看着，听着。他实在不明白，这才一、两年的时间，那时在西门外赶麻雀的尽情欢快的时光还像在昨天，怎么一眨眼现在就成了这样呢。不用说迟解放不明白，连他爷爷迟得法也不明白。
迟得法两个星期没下炕了。
他绻缩在一堆破棉絮里，瘦的已经只剩一把骨头，叫人都认不出了。脸色黑黄黑黄，满是皱纹的皮肤紧贴在颧骨上。两眼干巴巴的、直愣愣的，一副绝望的神情。嘴巴张着，喉咙里还有一点响声，是不是想说吃点什么而说不出来。原本体质还算不错的他，因为被宗发奋打了个右派，送进了“学乖队”受惩罚，秦得法对他家搜粮又特别的厉害，使他的身体状况比别人更差，使他家抵御灾荒的缓冲能力比别人家更差，使他和他的老伴陷入了更深、更可怕的困境。
他老伴也是一天没进食了，脸上肿得都睁不开眼。满心着急，却不敢下炕，怕下去之后再也上不来了。
今天是实在不行了，恐怕是撑不过去了。迟大妈好不容易下了炕，却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搜粮队搜得太狠了，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吃的东西。
屋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只有破水缸里，有儿子前两天来挑的水。
院子里也是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连一棵草也没有长出来。
迟大妈扶着墙，出了屋，坐在门槛上，四处望望，实在想不出法，抹着泪，坐了会，又回到屋里，在墙角旮旯的一个布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了几片年前的发了黑的卷曲的地瓜蔓的叶子，拿到炕边，递给老迟：
“孩子他爹，放在嘴里嚼嚼吧。想煮一下，都没有柴火了。”
迟得法，眼睛好不容易转过来，看着放在炕边的地瓜蔓叶，没有动，脸上抽搐着，表情极其痛苦。
他饥饿难耐，肚肠在绞着疼，浑身像针刺一样，可心里的酸楚更忍不下。
“实在是不行了。要不，去找儿子帮一点？”迟大妈吞吞吐吐地说着。她知道老头不想去麻烦儿子，可都已经到了这种时候，还不去开这个口啊。
果然，迟得法摇摇手，知道这时候，谁家也不好过。他儿子家，前几天刚死了小孙子。他都没有力气爬过去看一看。怎么再去向儿子要吃的呢。就是死，也是自己先死了算了。
老俩口正在炕上叹气，忽听院门外有人喊：“老迟啊，迟老弟啊！”
迟大娘正诧异：“这种时候，谁会上门来啊？”
迟得法听出来了：“是老王头啊，这种时候只有老王头会来。”
可迟得法已经喊不出大声了。迟大娘在炕上朝外喊着：“大兄弟啊，进来吧。”
来的正是老王头。他手里还端着一个碗，碗里盛着些当时已是极为稀罕的小米粒。
老王头进了里屋，见迟得法躺在炕上瘦弱得不行，连说：“啊呀，迟老弟啊，怎么瘦成这样啦？”
“唉，唉。”迟得法连连唉声叹气：“真没想到会这样啊。我是眼看不行啦，谢谢你来看我啊。”
“可别这么说啊，熬过这一阵就行啦。1949年国民党反攻时，那么苦，我们不也是熬过来啦。”
迟得法摇了摇头：“不行啦。伤了元气啦，伤了元气啦。”
老王头把那碗小米递给一边的迟大娘，“也没有多的。这一碗，熬点稀的，让迟老弟再撑一阵吧。”
迟大娘一边接着、一边说：“这哪好，这哪好，你们也不富裕啊。”又找了块比较干净的布头，小心翼翼地把小米倒在上面，包了起来。
迟得法流下了泪，抽泣着：“这年头，怎么好意思拖累你啊。”
“不说啦，不说啦，我也要回去了。迟老弟好好养养吧。”老王头拍拍迟得法，眼睛也有点红了。
迟得法老两口千恩万谢。迟大娘还挣扎着想要挪下炕来，老王头摆手，说：“别下来，别下来了。过两天，我再来看看。”
老王头走了，掩上了门。屋里又暗暗的了。
“这小米，还真香。可是拿什么煮呢？”迟大娘捧起那一扎拳头大的小米布包，闻了闻，又迟疑了。她连熬粥的柴火都没了。
“别煮了，煮什么呀？等什么时候儿子挑水进来，拿去给小孙子吧。”
那包小米，迟得法没舍得吃，一直塞在炕旮旯里。
他知道，他没有几天了，说不定就是今天了，还浪费那小米干嘛呀，黑黑的干地瓜叶成了他最后的晚餐。他对这世界已经没有留恋，留在这世上只是痛苦。但他心不甘啊。他一生勤劳，肯干肯吃苦，也愿意琢磨庄稼活，把自家地里搞得好好的，只是想让家里过得好一点。也许他为别人想得少了点，可别人又为他想过些什么呢。他自认为从没有坑害过别人，他不明白为什么这十年，队上社里，大事小事，从没放过他，一次次地拿他开刀，找他的事。又是右派，又是右倾，又是落后分子，一顶顶的帽子向他压来，弄得乡亲们也不敢过来帮一手。他既不是地主富农，更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这是为什么呀？就因为是中农？他想不通啊，他死不瞑目啊。他的孙子死了，他的老伴看来也活不了几天了。他是得罪了谁了？他觉得，他无愧于天，无愧于地，无愧于人。可是，他却要这样地离开人世。
他挣扎着，他要找个人讲讲理，可前面没有人，只有明晃晃的白光，白光里好像有人影。他要去找那个人。他伸出胳膊要去拉，又够不着。他满心地着急。他浑身起伏着、翻腾着。白光更亮了，刺得都睁不开眼，那人似乎更远了。跟上去，跟上去，他要跟那人诉说怨呀恨呀。忽然，他觉得自己起来了，好像离开了炕，离开了地，飘起来了，飞起来了，迎着光亮，跟着那人的黑影去了。
迟得法在炕上，抬了下手腕，抖动了几下，又落了下来。
他死了。
迟得法是辛劳的，也是糊涂的。
下葬的那天，迟得法的儿子迟一敬把他爹弯曲地塞在小推车的侧筐里。别人都没有过来看的。那年头，这样的事多了，大家都已经伤心不过来了。他爹已经瘦成了长长的一把骨头，上面紧贴着黝黑粗糙的外皮，可怕得像鬼一样。一张破席盖不住他的身躯，这一头，脑袋顶着迟一敬的下巴，另一头两根下肢像干柴一样高高地翘着。别看大大的一把，份量却很轻。然而，迟一敬还是推得很累。
迟一敬把他爹推到了望海山下。按说，村里是叫他推到山的北坡埋了。但他哪还有这个力气，看看四周也没人，就在烈士墓的边上停了下来。
十二年了，烈士们躺在这儿十二年了。碑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墓间的青草长得很茂密，只是那些松树在1958年被砍了，只剩下些半人高的枝杈。
迟一敬见着这些烈士墓，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他找了个土层厚一点的地方，能好挖一点，“哼哧，哼哧”地挖起了坑。
忽然，从那个八烈士的大墓碑后面闪出了一个人影，把迟一敬吓了一跳，还能真的是惊动了墓堆里的神灵。
“谁啊？”迟一敬尖叫着。
“我……我，是我啊。”那人走了过来，原来是皮安已。
“大叔啊，是你。怎么上这坟堆里来啦？”迟一敬问。
“哦……哦，我上这墓碑后拉屎了。”皮安已很不好意思地说着。啊呀，这不是对烈士的大不敬么，皮安已一下子意识到了这点，还不如实话实说吧。“其实吧，我是来挖野菜的。我想这块地方不会有人来，能好挖一点。”
因为村里、乡里都有规定，非祭扫活动，不许随意进入烈士墓区，所以平常是没人进来的。皮安已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竟然在烈士的坟头上刨野菜，也是说不过去的。
皮安已正止步为难，迟一敬倒没想那么多。皮安已就走了过来，刚问了一句：“你这是在干什么？”看见了从筐里跷出来的迟得法长长的下肢，吓得跳了起来，连连嚷着：“这，这……这是？”
迟一敬低头，悲戚地说：“是我爹，他走了……”
“啊？”皮安已过来，朝着车筐一鞠躬，“好兄弟啊，你怎么走了呢，你怎么走了呢……”眼泪也无声地淌了下来。
说起来，老皮和老迟两家关系不是很密切。多年来，两家都是老中农，都是肯在庄稼地里下功夫，都在暗地里使劲比着，想争个西北村的第一户，直到合作化打消了他们两家的这个念头。但是看到迟得法最终是这样地躺在小车筐里，瘦骨嶙峋，全无人样，毕竟是多年的老兄弟，皮安已是真的心里发酸，从心里难过。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啦。
“我也来挖几锨吧。”皮安已从迟一敬手里拿过铁锨，也挖了起来。
他们两个无语地挖着，埋了迟得法。
迟一敬还从旁边一个烈士墓松动的底座上，拿过几块砖来，压在了他爹的坟上。他爹的坟，连块木牌还没有呢。
这件悲切的事情，不料在几年后的文革中，竟成了两家相互攻击的话题。
这还是能埋到地下的，比起那些倒毙路边、抛尸荒郊的孤魂野鬼，算是可以的了。著名科学家袁隆平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过：“你们年轻人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五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请见：《广州日报》2009年4月18日）
没过几天，迟大妈也死了。
老王头给的那包小米还在炕旮旯里。
34.3不吃肉了
接二连三的情况，表明饥荒严重了。
杜家骏急急忙忙跑进公社大院，院里飘来一阵阵鱼肉香。
他踏入宗书记的办公室，就知道来的不是时候，但已经退不回去了。
办公室里满屋鲜味，桌上摆着一大盘还没吃完的鮁鱼饺，这是海源久负盛名的一道美餐。开着盖的酒瓶，飘着醇醇的香味。
宗书记打着嗝，拿着火柴杆剔着牙缝，脸有愠色地问：“什么事啊，这么急？”
杜家骏急急地说：“社员群众的生活很困难啊，不解决不行啊！”
宗书记不屑地说：“就这个事啊，你急什么？已经知道啦。”他指着盘子，“你看，我不是也不吃肉了么，饭也吃得少了么。你要向群众很好地宣传这个事例，我们公社领导也和广大社员一起同甘共苦么。啊？”
是啊。不吃红烧肉，可以吃法兰西大餐么。少吃点饭，可以多喝点茅台么。
据帅好先生的“大饥荒时代的茅台酒生产”一文披露：1958年茅台酒产量比解放初增长十倍以上；而在粮食最困难的1960年，茅台酒更比1958年还增长了46.4﹪。在许多农民饥饿难耐的1959至1961的三年间，茅台酒厂耗用粮食竟达2260万斤之多。（请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
反观过去的封建王朝，一到灾荒之年还有个禁酒令呢。
杜家骏说：“都饿死人了，迟得法家接二连三、连老带小死了三个人了。”
宗书记正色道：“别瞎说啊，共产党领导下怎么会饿死人呢？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
“明明是饿死人了么。”
“那是得病死了。哪个朝代哪个国家也有生病死的，紧张什么？”
“还能一家病死三个啊？”
“那不就是传染病么，有什么好奇怪。死几个人，有什么好紧张。人要是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死了也有好处，可以当肥料么，呵呵。”
杜家骏无语。
宗书记接着强调说：“你要记住哦，对外一定不能说饿死，那叫‘非正常死亡’。懂吗？要不，就是给公社党委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这可是原则性的立场问题哦。”
“那口粮的问题也要解决啊。”杜家骏说。
“只要我们依靠党依靠集体，团结互助共渡难关，什么困难也都能克服。帝国主义反动派想看我们三面红旗的笑话，那是妄想。特别是那个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最恶劣，趁我们困难的时候还向我们逼债，问我们要抗美援朝的子弹钱。我们要有这个志气，就是勒紧裤带，就是三天不吃饭，还！也要挺起腰杆，显示出我们中国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少吃几口饭算什么？就算他们倒过来白给我们，我们也一粒粮食都不要！”（说明：《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有篇文章“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文中列举材料，对当时盛行的所谓苏联政府逼债的说法进行了否定，而且在苏联历届政府中，恰恰是赫鲁晓夫当政时期援华数量最多。本书对此不再展开，读者可自行做进一步的了解和研判。）
杜家骏大声说着：“社员家里都没粮了。”
“怎么？向我示威啊？这不要来问我，我这屋里也没有粮。我跟你说了，只要发动群众，什么办法就都有了。”
杜家骏低着头转身走了
宗书记追到门口，说：“记住两条：第一，不许他们出去要饭，别丢人，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面。第二，对外统一宣传口径，以正面教育为主。就说咱龙头公社形势一片大好，绝对没有饿死人的事。有，也是生病死的。死个病人，有什么好稀奇！谁要出去瞎说，就是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煽动不满，立即给我抓起来，以现行反革命严加论处。跟你讲穿了吧：中国人多了，死个几万、几十万，没什么大不了。让妇女们敞开肚子生，一年就回来了。”
宗发奋的妄言改变不了、更掩饰不了灾害的局面。
不要以为宗发奋对大饥荒的言论和处理办法有什么不当之处，这可是有来头的。
大饥荒在继续地蔓延加重，吞噬着越来越多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