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苏修特务
35.1林彪跑了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打从莫斯科走到遥远边地，
打从南俄走到北冰洋，
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
就像自己祖国的主人。
到处生活都很宽广自由，
像那伏尔加直泻奔流。
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
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
这首《祖国进行曲》（又名《我们广阔的国家》）曾经是苏联的国歌，在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期，为很多中国人所熟知。那时热爱苏联就是热爱革命，向往苏联就是向往革命。这首歌所描绘的情景，先不说与斯大林统治下的实际情况有多大的反差，是多大的讽刺，但确实引起了当时很多中国青年的深情向往。
但本书提到这首歌，不是在大街上，不是在公园里，而是在深更半夜的被窝里，是在周新春那捂得严严实实的被窝里。他听到的这首歌是作为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台呼。
“扫扫倒-西，垃圾（西）倒来倒-少……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现在开始……”
啊呀呀，这不是在收听敌台么，这不是被明确规定为现行反革命的行为么？周新春怎么敢听呢？
是的，周新春正走上一条危险的路。
周新春，这个小青年，有点知识却远远不够。他虽然是个极普通的青年农民，普通到即使是在本村里也往往想不到有他，但却在政治运动不断的熏陶和感召之下，分外地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他所关心的程度，恐怕连大队干部都要吃惊，只是没有人问过他，没有人想到过他。他所看的、所想的，决不是眼前的田间地头。他对这个大千世界充满了好奇，渴望了解社会、了解这世界上更多的东西。炕头上小喇叭里公社广播站讲的那点事，已远远满足不了他求知的渴望。他也向往革命，向往美好的理想社会，而眼前的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他所有美好的向往。他看到的是他所讨厌的秦德才们在跳，往日的校长老师们却被批斗，被打得是那样的惨。他也像李辰一样反感黑白颠倒、群魔乱舞的社会现状，却没有能够正确认识、正确分析判断的思辩能力。他小学毕业就下地干活了，脑子里印象深的，还是五十年代老师讲的“苏联老大哥”、“社会主义阵营”、“集体农庄”那些，耳朵边响的还是那时中苏友好的歌曲，比如：
“在伏尔加听到长江流水声，
两大民族友谊团结紧。
淳朴的人民并肩站起来，
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听我们，在听我们。
莫斯科——北京，
莫斯科——北京，
人民在前进，前进，前进，
为光辉劳动，
为世界和平，
在胜利的旗帜下前进！”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搞成这个样，还骂苏联是修正主义，他反而在想，是现在讲错了，还是以前讲错了。总之，至少是有一个讲错了。他的脑海里有着许许多多的为什么，却找不到答案。没有人告诉他这是为什么。他不敢去问，别人也不敢说。更难忍的是，他没有这个头脑去想，却偏偏要往那儿去想。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他那个简陋的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了苏联台。就是那个他曾听到过的、听起来还挺有点气势的《祖国进行曲》，引起了他的新奇，甚至是种兴奋，好像飘飘然离开了地面，探头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他知道偷听敌台，可是件犯罪的事。但他却像打了玛非针那样兴奋，欲罢不能。常常在半夜时分，在他睡的里屋的炕上，躲在被窝里听上一会儿。虽然这是件危险的事，可他反而觉得是种神秘，是种勇敢。
这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带来的结果是爆炸性的。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有两颗震撼力极大的炸弹,一颗是要打倒刘少奇,另一颗则是林彪的出逃。而且后一颗更具有突然性、有着更大的震撼力。这第二颗炸弹，在西北村，竟然首先是在周新春身上引起震荡。
刚过“十一”的一个晚上，周新春又躲在被窝里开始听了。在“扫扫倒西，垃圾（西）倒来倒少……”那使人想起克里母林宫钟声的开始曲之后，突然广播了一条重大新闻：“中国政局出现重大变化，据悉林彪已叛逃出境，坠机身亡。”
周新春听了吓得一跳，被子都捂不住了，后背拱了出来。
“什么声音啊？”他爹在外间炕上都听见了，在问。
“哦，我在听广播，又有重要社论。”周新春掩饰着。他爹那儿还不好糊弄么。
“什么社论还不能白天听啊，咱管那么多干吗呀？”他爹周伯生是个什么事也不管的人，当然也不会想到那些方面去。
“哦，哦。”周新春只好答应着，把收音机关了。
可关了以后，他再也睡不着了。是他们在造谣吧？不对呀，这样大的事，造谣是造不起来的。这么大的领导人一出来，这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想想是的哎。今年国庆，这么重大的节日，林彪没出来哎。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怎么大家都不知道呢？只有他周新春才知道。顿时，他觉得他成了个不一般的人物。
天亮了。
周新春应该算是嘴紧的人，能说上知心话的朋友也不多，平常不跟别人多说什么。可今天，这么大的事堵在心里实在是憋得难受。看见这个人，就觉得，唉，这么大的事你们还不知道啊。看见那个人，也觉得，唉，这么大的事你们还不知道啊。看见墙上刷了那么多林彪字迹的题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下面落款林彪两字赫然在目。“啊呀，啊呀，不对呀，得赶紧涂掉呀。”突然间，他觉得，他成了世间少有的明白人了，连大队主任、公社主任都不明白这事呀。
正好齐成才走了过来，周新春看见了人，就觉得，唉，这么大的事你们还不知道啊。不知不觉中，脑袋就这么东一头、西一头地直晃，脚也这么连连跺着，嘴唇好像在一张一合地，不知在嘟囔什么。齐成才一看，没往国家大事上去想，而是觉得这周新春不对劲啊，好像精神受了什么刺激。
“你是遇到了什么事，还是有什么不舒服？”齐成才还挺关心地问。
齐成才是西北村唯一戴眼镜的，虽然看上去有点像文化人。不过说实在话，他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并不算强。但周新春对他还是挺尊重的，就因为他戴了副眼镜，和别人不一样。
“出大事啦，出大事啦。”周新春把这在心里翻搅不止、堵到了嘴边的话，不知怎么就堵不住了，顺嘴往外流了。
“什么事？”齐成才不明白。
“林彪出事啦！”
“别瞎说哦，要坐牢的哦。”齐成才的脸色也变了。
“真的，连国庆节都没出来。”
“呣，倒也是。”齐成才想了下，又点了下头，又说：“那说不定是生病呢。这事不要再跟别人说了，等报纸上说了，咱再说。”
“哦，哦。”周新春点头答应着。他知道齐成才说的是对的。
不过齐成才劝周新春不要再说，他自己却也憋不住，这事在心里也搅了一上午。到中午时候，碰上了于又发。他跟于又发挺说得来，把这事讲了。
于又发听了也是脸色一变，到底是干部子女（哪怕只是村干部的子女），政治意识要强得多，觉得这事不一般，问题很严重，要是个政治谣言，不枪毙，也得判个十年八年，马上就说：“这事得报告大队部。”
“那，那……小周不就有麻烦了吗？”齐成才还有点不忍心。
“这种事，不能犹豫，不能心软。不然就是咱的事，说也说不清。”
于又发拉着齐成才就去找了平金刚。
考虑到平金刚的情绪，大队给他安排了个职务，治保主任（治安保卫委员会主任）。平金刚也就平下心来，认真工作了。
平金刚听了于又发的报告，脚都跳了起来：“这是谣言，是重大案件！马上去派出所。”
平金刚不由分说推着他俩，连公社也没去，直接就到了在南门口的派出所。
35.2派出所
派出所还是诸所长在管事。
诸所长在办公桌后听平金刚讲完，反应却很平常，一点也没有紧张或亢奋。或许他毕竟是在公安部门，多少能知道一些？但更主要的是，这几年的案子，都是些什么东西。应该说，他已经看出些问题来了。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些良知尚在。他并不希望平金刚他们来报这种案子。报了案，就不能不处理。要处理，就要伤害一些人，而这些人往往有可能是好人。但是，人家来报案，又不能表示出反感，那样不就站到“阶级敌人”那儿去了，连自己也站不住了。
诸所长停了下，看似很随意地用手指敲了敲桌子，嘴一咧，似乎是一笑，说：“还真有这样瞎操心的人。这个人平常表现怎么样？”这话是一语双关，但在平金刚听起来，当然是在问周新春这人怎么样。
“很平常的一个人，是个小青年，没言没语，不大和别人来往。”
“这还好一点，要不，查起来工作量就大了。”
“所长，这事怎么处理？”平金刚问。
“你们先派人悄悄地看着，别让他出村，走没了。我向县局汇报请示。”
“好。”
“再有，你们自己可别往外传，别把自己搭进去。”
“那是，那是。”
县公安局的卞局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反应和诸所长大不一样。
公检法里的有些人，在文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也是特殊的角色。虽然在1966年底和1967年，极左势力为夺取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发出过“砸烂公检法”的叫嚣，对公安部门、尤其是公安部门的高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对于很多基层的公安机关，相对来说这个冲击比较小。他们在理论上不属于哪一派，不参与两派之间面对面的直接对抗。也因为是专政机关的特点，他们的很多负责人没有受到各级行政部门负责人所遭受那种程度的批斗打骂。1967年之后，许多地方的公检法实行了“军管”。但基层公检法人员真正靠边站的不多。这时候，他们在当地文化大革命和两派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又有很多的不同。比如，卞局长和诸所长就有很大的不同。
海源的公检法也实行了“军管”，卞局长被结合进了“军管会”。他对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和秩序是非常积极的。他认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忠于职守，决不懈怠。始终都要保持高度警觉，瞪大眼睛，得不停地来回看着四周有没有“阶级敌人”。就像他要求他的下属，当公安的就要像警犬一样。按说下面应该还有句话，那得看是被谁牵着呢。卞局长没提那句话，不知道他是没想到过，还是想到了也不说。
听到电话里诸所长说这个事，卞局长立即意识到这是个大案要案。跟“军管会”的头一说，再喊上那个堵警察。别看卞局长是四十好几的人，跨上自行车，几十里的路就过来了。
“人呢？”刚进龙头派出所的门，还没下车呢，卞局长就喊上了。
诸所长急忙出来迎接，“人，我们已经监视了。”
“怎么不抓起来，跑了怎么办？马上抓过来，现在就审。”
正在堂屋的灶前拉风箱烧火做饭的周新春，被县里来的那个堵警察喊起来带走了。
“哎，哎，这是怎么啦？”不明就里、满脸皱纹的周伯生从里屋追出来问。
跟在后面的诸所长把周伯生挡住了：“你儿子有事啦。”
“什么事啊？”周伯生还是满脸疑惑。
“什么事？我也不知道。这不就是要带过去问问么？过两天就知道啦。”
于又发、齐成才站在远处愣塄地看着。他们绝想不到，这么快连县公安局都过来了。
“喊你来，是什么事，你知道吗？”在派出所后面一排房的审讯室里，卞局长亲自发问。一般来说，第一句都是这样问的。
“不，不……不知道啊。”周新春本是个很老实也很胆小的人，面对这个场合吓得话也讲不上来了。
“不知道？你今天跟别人讲了什么话？”
周新春这才知道，肯定是跟齐成才讲了林彪外逃的事。他一面惊讶派出所这么快就知道啦。他要是知道坐在他对面的是县公安局的局长，还不知会惊讶到什么程度呢。再就是后悔啊，怎么把这事讲出去了呢？自己是知道不该往外讲的呀，就是讲给齐成才听，也是不行的呀。这可怎么办呢？
“说！”没等周新春愣下去，卞局长就猛地拍桌子。
“哦，哦，我说，我说，”周新春惊恐万状地抬起头，“我说林彪跑了。”
“你他妈的胆敢污蔑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堵公安（那时对公安局的人习惯称公安，通常不叫警察或民警）站起来，跨出一步，“啪”的一个大巴掌就打了过去，“林副统帅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你不知道吗？”
“是谁跟你说的，你要交代清楚！”卞局长厉声喝道，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因为他明白“军管会”的军代表，一、两年，两、三年，总是要走的。他们走了以后呢？这摊子给谁呢？他要是有拿得出手的一、两件事，这县公安局不还是他的么。抓获林海秀是一件，眼前这不又是一件。龙头镇，西北村，还真有东西可挖。
刚才那一巴掌，把周新春打得脑袋晃了一下，也忽然使他清醒了点。不能乱说了，不能乱说了，现在的每一句话都非同小可，要想好要讲的每一句话。
“我是听来的。”他轻轻地说。
“听谁说的？”
听谁说的？要是说听苏联台的，这一条就够现行反革命。人的心理有时挺复杂，平时脑袋挺简单的周新春，一下子转过这个弯来了。
“听解放军说的。”
“呸！不许诬蔑解放军！”堵公安上去又是响亮的一巴掌。
“是哪个解放军？”卞局长依然很威严、很简洁地问着。
第二个巴掌使周新春知道不能再改口了。
“我也不认识。”
“不认识？那他怎么告诉你的？”卞局长问。
“不是他们告诉我的。是那天我在县城的汽车站等车时，听旁边两个解放军在那儿说的。”
“你小子偷听军人讲话，就是在窃取军事机密。”堵公安又想上去，再来一巴掌，被卞局长举手制止了。镇上的派出所，条件简陋，打厉害了，哭喊声传出去也不好。
卞局长退了出来。他也在想，很可能眼前这小子给他出了道难题。首先林彪出事，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感觉。但他不愿意往那儿费脑筋去想。一切按照中央文件来，文件说他是副主席，那他就是副主席；文件说他是反革命，那他就是反革命；文件没说他不是副主席，那他就还是副主席。自己用不着去操别的心，所以这案子还得照散布反革命谣言来办。但是这个谣言的源头呢？怎么去查？那小子是听两个军人说的。要查的话，那就得查那天有哪两个军人去了县汽车站。不是查不出来，而是不好查，真的去查军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万一弄不好，可是吃不了兜着走，要摔个大跟斗，一辈子也爬不起来。
他对诸所长说：“你们继续审。我上县局向军代表汇报。”
诸所长看出来卞局长想抽身走的意思，可嘴上还是很客气的挽留，“这么晚了，就别走了，在这儿挤一挤吧。”
那时的公社没有招待所。镇上的所谓旅店，也就相当于车马店的大统铺。县里干部下来，都是自己带铺盖，或者当天回去。像卞局长这样临时要住下来就只能睡已经下乡的人的空铺了。虽贵为局长，也是这样的。
卞局长一想也是晚了，这事也不急，就住下了。
第二天一早，卞局长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交代了：“要继续抓紧审，严肃点，可以适当加点温。竟敢造林副主席的谣，这是个重罪。全县还没有过，破了这个案，就是立了一大功。那个报案人，还有那个姓周的他爹，也都要去抓紧调查。”
诸所长忙着点头不已。
早饭前，突然县局来了通知，要卞局长赶紧回去，县革委要召开全县科以上干部大会，八点前务必赶到，具体内容不知道。卞局长没来得及吃诸所长特地叫公社食堂炸的油条，兜里揣了个馒头骑上自行车就走了。连油条没吃就走，在那时肯定是有了要紧的事。不过，他临走还没忘喊了声：“抓紧审啊！”
早饭后，审讯又开始了。
周新春还是坐在那小凳上，与其说是坐着，还不如说是瘫在凳上。他一晚上没睡，也没叫他睡，也没有吃到饭。他昏昏沉沉，东倒西歪。
“啪！”一个耳光又上去了。对于周新春来说，这意味着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说！你为什么要造林副主席的谣，你的反革命目的是什么？”堵公安吼着。在他看来，加强审讯的力度，就是提高嗓音的高度和手巴掌的力度。
诸所长在一边看着。
“我，我，我……”周新春只是晃着身子，一个趔趄，差点要倒下。
堵公安又要上去扇耳光，诸所长看周新春的脸都肿了，就拉了他一下。堵公安还很不解地看了诸所长一眼。
正这时，屋外有人喊：“诸所长，卞局长喊你接电话，说是有要紧事，赶紧过来！”
诸所长赶紧过去。
不多会，诸所长匆匆地回来了。神情十分地紧张、十分地严肃、又十分地……总之是十分地不一般。
堵公安正抓着周新春的衣领往上提。周新春像是用尽力气在睁着眼，两只胳膊无力地浪荡着。
诸所长忙拍了拍堵公安，眨眨眼示意他出来。一走出门外，诸所长就靠在他耳朵上悄悄地说了几句。
堵公安闻声大惊：“那咱这儿怎么办？”
“给他吃顿饭，叫他走吧。”诸所长说。
“那我也走了。”堵公安说。他真的转身就走了。
诸所长走进审讯室，见周新春闭着眼，依墙半躺在地上，便上去拍拍他，“起来吧，吃点饭，要睡就再睡会儿，没事就回去吧。”那话说的就像人家自己要来串门似的那样轻松。
周新春倒是没听明白，睁开眼，抬头看了看他。那眼睛里充满了疑惑。
“不骗你的，起来吧。”诸所长上去搀了他起来，走到前排的办公室。
周新春晃晃悠悠地跟着诸所长走了过来，原本给卞局长准备的油条、稀饭还都在桌上。他看了一眼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趴在桌上就睡了起来。尽管这油条对于那时的农村青年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稀罕物。
周伯生可是急得一夜也没睡，早就想过来看看，又怕工作人（这是农村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另一种称呼）还没到上班时间打搅了他们，说不定因此而被骂得灰头土脸下不了台。一直耐着性子等到日头升到有一竿多高了，才敢到派出所来看看情况。
周老汉进到派出所一看，“咦？”儿子正趴在桌上睡呢，正疑惑着，诸所长上来一笑说：“把你儿子领回去吧。没什么事，就问了问。以后叫他别有事没事随便说。”
周老汉把儿子拍醒了，“走吧，回家吧，要睡回家睡吧。”
周新春又朦胧着抬起头，似乎没反应过来，晃了晃脑袋，揉了揉眼睛，看了下他爹和诸所长，又看了屋里一圈，想起来是怎么回事了，站起来拿上那一把油条，什么话也没说，跟着他爹走了。
出门前，诸所长没忘了叮嘱一句：“小周啊，这儿可是有个规矩，里面的事可不能往外讲，知道啦？不要再吃苦头喔。”诸所长边说边点着头。
街上的人都知道昨晚周新春“进去”了，但不知道是为什么事。大家都在纳闷，这老实小伙会有什么事呢。这时，大家都远远地看着，看着周家父子回来，在奇怪怎么一晚上就出来了，而且手里还捏着油条，这是怎么回事，也没法过来问。
周新春蓬松着头发，只顾低着脑袋，眼睛瞧着地上。谁也看不清，他的眼神里是忧伤还是悲愤。脸还有些肿，别人也想不到那是被扇了耳光。手里还拽着一把油条，也看不清是几根，至少有三四根吧。这是什么待遇？没听说过进了派出所还有给油条的。
35.3黑龙江畔
周新春回家就上炕钻被窝睡了，一天都没下炕，只是在下午啃了两根油条，也没嚼出什么味来。
晚上，不死心的周新春，又拱起被窝，打开了收音机。在破棉絮遮盖下、充满着男人臭味、漆黑一团的那点空间里，又响起了辽阔宽广的《祖国进行曲》。周新春又进入了另一个虚幻的世界。
“中国有关方面已在内部传达，确认林彪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
周新春听着，流下了眼泪，当然不是为林彪，而是为自己，为这条消息给自己带来的遭遇。
周新春没再跟别人说，可村里人也渐渐感受到了风急浪高。那些天，人人都是惊恐不安的脸。常能见到，在偏僻背阴之处，有人相遇就窃窃私语几句，对方瞪大眼睛看你一眼，便迅即转身、各自匆忙而去，等遇到下一个人，如此这般再重演一遍。渐渐地，大家也都知道了。
没过几天，十月底，正式文件传达到了大队干部。又过几天，十一月初，由各大队向全体社员传达。
人们虽然从相互传递的消息中已经知道了这事，但真的在大队场院听到正式的传达：“1971年9月13日，林彪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依然是惊得目瞪口呆。全场鸦雀无声，连声咳嗽都没有。
当鲁队长念完文件，没有加任何一句自己解释的话，就说散会。
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没有一个人动的，都在瞪眼看着鲁队长。
鲁队长一言不发，自己甩手走了。
大家这才慢慢地起身，一个个地往外走，路上谁都没说一句话。
这件事太惊人了。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除了一开始红卫兵造反、打倒刘少奇之外，最厉害的一颗重磅炸弹，把人们都炸蒙了。
这是怎么了？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了？如果说这之前是为了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打倒一大批走资派，说这些走资派是自己“钻进”党内、“窃取”高位，可恶可恨。但这林彪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由伟大领袖亲自选定的革命接班人啊，都史无前例地写进党章里去了啊，差不多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了啊。怎么还会这样呢？甚至更加歹毒，要谋害伟大领袖呢？刘少奇也没有这一条啊。
谁也解释不了。
本来在人们心目中就有很多疑团，那么多的领导干部被打倒，不少坏人反倒跳出来猖狂表演，群众之间相互撕杀、血腥武斗，打人杀人那么地残忍……
这一下，升起了更大的疑团。
谁也解释不了。
林彪事件，实际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宣告了这是一场已经是包装不起来的、千疮百孔、无法遮掩的假革命、伪革命。林彪的自取灭亡，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这场假革命、伪革命的必然结果。且不说它对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或者说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变化对发生林彪事件的影响。单就国内政治来说，它也极大地震撼了人们的内心深处，动摇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尚存的天真的想法，动摇了那个领袖在许多人心里近乎神仙般的位置。
只是谁也不会说。
对于周新春来说，仅仅是因为先知道了这个事，就吃了这么个亏。而那些真正具有远见卓识，能够在这之前就看透林彪反革命本质，大义凛然，敢于直言的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们，又会是什么结果呢？这个问题在下一章讲。
这才是这个体制最大的悲哀！
在这些疑云迷雾里，周新春想得更多，心里是越来越多的怨恨。他恨齐成才，恨村里的人，恨派出所，恨县里的公安局，恨……在家里，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在外面，别人还取笑他，他也不再理任何人。
在憋了一个多月之后，忽然，他想出了一条路。他要走，他要离开这西北村，离开这龙头镇。上哪儿去呢？他跟他爹说，他要上他叔叔那儿去。他叔叔周仲生是黑龙江边防部队的一个团长。他爹也没有法，在家里也待不下，那就出去散散心吧。只是叫他去了，也不要待太长时间，别给他叔叔添麻烦。
其实他心中冒出了个惊人的想法：投奔苏联去，到那个播放着“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的国家去。那是个怎样的国家呢？应该是个辽阔广大、自由无比，像天堂般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吧？它应该会胸怀宽广、张开臂膀欢迎每一个人的到来吧？十几年来一直都是这么说的么，连林彪都往那儿跑，一定错不了。我也要去。在这儿太欺负人了，已经没有了任何意思。林彪能去，我也能去。而且以自己的条件和能耐，林彪没成功，我就不见得不成功。叔叔就在黑龙江岸边，和苏联就是一步之隔，这不是最有利的条件么。
周新春，一个不起眼的农村小青年，竟然要走这条别人想都不敢想的可怕的路。
当然那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
先是他给他叔叔去了封信，说想来看望他。他叔叔是个很率真的人，从抗美援朝参军入伍起，很少有时间回家乡看看。自己的这个侄儿也有好几年没见了，上次见到好像还是他小学刚毕业时候，现在不知长多高了。自己从朝鲜战场回来，就一直驻守在这人迹罕至的黑龙江边，老家的至亲从没有来过，连自己的爱人也是在地区所在的小城市里，很少过来。这次，周新春能来，他当然很高兴。
能允许到边境来，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确实多年未回老家，而且近期也没有回去的可能；还有来的人必须符合相应的政审条件。他很郑重地向上级领导部门打了申请报告。一个多月后，上级考虑到这些情况和周团长的一贯表现，报告批了下来。而后，他回信告诉周新春，在老家那一头，还要办哪些手续。
周新春根据叔叔信上讲的要求，跟鲁队长说了，要去看在边境地区的叔叔，原籍要开证明。不但大队要开，还要上公社盖章，还要上县公安局审批。好在周新春以前没有任何劣迹，人家叔叔是守卫边疆的解放军的团长，过去看看，也是人之常情，说不出拒绝的理由。虽然前一个月，在派出所蹲过一晚上，但这已经说不上是对是错，甚至说不上是谁对、是谁错。而且也没留案底，谁也不用向谁解释说明，就这样不算一回事，就过去了，当然也就不会影响到开证明。而且，在县公安局开这证明审批时，卞局长不知道这事。他作为局长过问不到这些事，不然真说不定会节外生枝。
十二月，周新春揣着这些证明，带着他爹捎给他兄弟的花生、芝麻、绿豆，穿上他所能有的厚衣服，踏上了那条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可怕的路程。
下火车，换长途车到县城。按他叔叔信上说的，找到了部队接待站。接待站很认真仔细地查看了他的各项证件，甚至还翻了翻他的行李，这才安排他住下，因为部队还远，当天已去不了。又通知了他叔叔所在的团部。
第二天中午，他叔叔特地派了辆吉普来接他。周新春跟着司机上了车，往部队驻地赶。
沿途，周新春也没多说话，目不转睛地看着车窗外。那一片片的树林，覆盖着白雪，绵延不断。海源也有山，也有雪，但远远没有这种壮阔的气派。路在山间缓缓地弯绕，越往前，树木越来越高，雪越来越厚，渐渐地完全没有了田地，完全没有了人家。静静地，静静地，四周是那么地安宁，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只有不时的颠簸，才把思绪拉了回来。
到团部，已是暮色重重。团部也只是树林深处的几排平房，在一片雾霭之中，显得有几分神秘。他叔叔，个儿也不高，出来迎接，拉着多年未见的侄儿，连连夸奖：“好小伙，好小伙！”
周新春住了两天，才知道团部不在黑龙江边上，离江边还有一二十里。他叔叔说，这团部原先是在江边的，考虑到局势紧张，以防万一就后撤了。江边原来的团部，现在驻了一个连。周新春说，他想去江边看看。他叔叔稍有迟疑，也答应了。哪能大老远地几千里路到了黑龙江，还没见到黑龙江。
第二天，团长派车，陪他一起去了江边的那个连队。这儿已是原始森林般的参天树木，到江边又是豁然开朗，冰封雪白的大江静静地横贯在眼前。江面有二、三百米宽，江中还有几块冒出树丛的沙洲。对面就是苏联，更浓密的森林，更厚重的积雪，没有一丝的声息和人烟，更是一片神秘的气氛。
周新春的内心很激动，那不就是一直在心里好奇着、多少次地牵挂着的苏联吗，那不就是夜晚在被窝里传来“祖国进行曲”的那个苏联吗？现在终于就展现在自己眼前啊。
“我们还到江上巡逻吗？”周新春问。
“就在岸边陆地上巡逻。那几个沙洲很小，通常就不过去了。”
“这儿能滑冰么？”周新春又问。海源的冬天水面上也结冰。小河上人们也能踩着冰走过去。但是没有滑冰的，一是没有那个闲情逸致，二是冰面也不够结实。
“当然能。这是我们战士冬天里的一项主要活动呢。”
“叔叔，我也想学。”
“你也想学？”他叔叔沉思了一下。他倒没去想更多的，只是怕万一磕了碰了什么的。再一想这样的小伙，学个滑冰也不会有什么事，机会也难得，说不定他这辈子也就这一次能滑上冰，“那好，我找两个战士，教你下。”
跟连长一说，很快，有两个战士拿着冰鞋，就过来到江边，坐在石头上换鞋，教周新春学起来。
那江中沙洲内侧是个江汊，正是战士们平常滑冰的地方。周新春他们三个也就在那儿滑起来。
刚穿上冰鞋，站都站不起来。周新春看着远方，终于挺了起来。到底是小伙子，劲头挺足，一天下来，居然能自己扭扭歪歪地滑了起来。他叔叔还夸奖了一番。
第二天，又滑了一天。周新春觉得这漫天的白雪、无边的森林、浩瀚而又凝重的大江，真的很适应他。他觉得他来对了。
傍晚，接到团部来的电话，要团长到师部开会，大约要三天时间。
他叔叔本想带他一起回去。周新春说，我在这儿等你吧。他叔叔说，也好，不然，好不容易来一趟就住一、二天也太短了点。你在这儿滑滑冰也好，等我开会回来，我们再一起去城里看你阿姨。
周新春点头，说，好。
他叔叔走了。周新春每天从早到晚苦练滑冰，三天下来，不见得技术有多好，但滑得已经稳当了。
第三天，他叔叔来了电话，说他已经回团部了，明天就可以接他回去。
周新春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他已经横下一条心，脑子里飞快地转着，能找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天渐渐暗了，风也渐渐大了，江面上扬起阵阵雪雾。这儿的冬天，黑得很早。陪练的两个战士说：“时间差不多了，咱回去吧。”是的，是到该回去的时候了。
“好。”周新春坐在一块石头上，嘴里应着却没动。
两个战士过来坐下，脱下冰鞋，换上靴子，正要起身，周新春看着已经暮色迷离的江面，说：“让我滑最后一圈吧。”
那两个战士相互看了看，只好说：“那就再滑最后一圈吧。”
周新春站了起来，不紧不慢，靠着江边，向下游滑去。渐渐地比之前滑得要远一些。两个战士看到了，并没觉得有异样，以为他这是最后一圈，想多滑一点。
影子又远了点。两个战士正有疑惑的时候，周新春开始转弯往回滑了。因为滑得比较远，这个弯子转得也有点大了，靠着沙洲的那边，往回了。
雪茫茫，雾蒙蒙，但江上的人还是看得见的，两个战士又安下心来。
但是，当周新春滑过沙洲的边缘，来到开阔江面时，他突然又拐了个弯，向北，向着那个更开阔的地方快速滑去了。那两个战士一惊，都站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搞错方向了，喊他恐怕也听不清了。
再一看，这周新春又转弯了，加速向沙洲的背后滑去。此时，周新春的企图已明了，显然他是想尽快地消失在战士的视野之外。
周新春这时候显然是什么也不顾了，不顾家中含辛茹苦、拉扯他长大、依门望他归的老爹，更不顾一片好心接待他的叔叔将会是怎样的结果了。
那两个战士见状，急得大喊起来，营房里的战士们也都闻声赶了过来。只见茫茫暮色里，一个模糊的黑影在风雪中在急速地离去。连长断然地拔出手枪，朝着前上方开枪了。他是在最后地召唤他回来，也是在作最后的警告。枪声在寂静的旷野和江面上刺耳地回响。这时，周新春已经消失在沙洲的背后，急速地向着对岸滑去。
这边，有战士穿上冰鞋，冲了出去，但赶不上了。周新春已经滑过了主航道的中线。
那更模糊深沉、一直毫无声息的对岸，此时，也响起了枪声，也有军人滑冰过来，在朝天对峙的枪声中，把周新春接了过去。
当周新春看到对面有军人过来时，知道自己有救了，脚下却一滑摔倒了，在冰面上一直滑到了对面军人的脚下。这大江大河的冰面不像城里滑冰场那样的平整，有起伏、有坑洼、有裂隙，以周新春的水平，在这之前居然没摔倒，真是很难得。这个问题，是周新春没想到过的，不然，他未必敢这么做。周新春更没想到过的是，当苏联军人搀他起来的时候，才发现苏联人是兰眼睛、高鼻子、白皮肤，真的是外国人。这一点，他也是这时才明白过来的，这之前怎么没想到过。但到这时，一切都不用想了。他被苏联军人架着滑到了对岸。
周新春的这一走，他叔叔马上就遭到灭顶之灾，第二天就被关押了起来。
35.4死路一条
西北村的乡亲们，都不知道这事，以为周新春真的是闯关东去了。海源一带，无论解放前后，都有一些生活无着、难以为继的人，去东北找活路，称之为“闯关东”。连周伯生自己也不知道，只是焦急儿子怎么还不回来。去信问问他叔叔，却连个回音也没有。他还以为，是他叔叔给闯关东的儿子找了个工作，有了落脚之处？那也得告诉爹一声啊。
直到一年之后，又一颗炸弹在西北村炸开了。西北村的炸弹真多，请读者做好思想准备，后面还有呢。现在这颗炸弹，就是张贴在龙头镇街上的县公检法军管会的布告：判处苏修特务周新春死刑，立即执行！
周新春怎么是苏修特务了？龙头镇有了个台湾派遣特务董平章，有了个美蒋武装特务高增光，怎么又会有个苏修特务了呢？而且是周新春，一个没言没语的小伙子，一个大家平常都想不起来的这么个人。他不是上东北找他解放军团长的叔叔去了么？西北村的人还都这么想着，谁也没想到事情后来的发展。连我们也会目瞪口呆，前面不是说他跑到苏联去了么，怎么又押回海源要枪毙呢？
我们没有看到卷宗，说不了这事的详情。大体是这样的，苏方对从对岸跑过来的人，一般不予接受，不少被遣返回来。对于一些他们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人，比如还年青，比如有专业背景等，会作一定的使用。周新春就不知怎么被他们看上了，交由远东情报所加以培训。而且这小子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成了他们的一个党员。十个月之后，赶在大江冰冻之前，他几乎是原路被派遣回来收集情报。
但这回来的路，就没那么顺利了。
拂晓时分，趁天色未明，他乘着小筏子过江而来，两个苏联士兵划着。他的心情很复杂，说实在他不愿意回来。当初走的时候就没准备要回来。但苏联情报机构的态度很明确，在苏联境内，没有适合他的地方，他只能回来工作，苏方将会提供良好的条件。当黑暗笼罩下的江岸渐渐靠近的时候，他的心情由忐忑不安变成了紧张。他完全没有把握，他猜不到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小筏子在一个草丛茂密的隐蔽处靠了岸，四周全无声息，似乎很顺利。他踏上岸边的时候，还回头轻声地说了句：“打死喂打你呀，打瓦里稀。”（俄语，“再见，同志。”的意思），便钻进了草丛。按计划，他要穿过两个小山头，在中午时分到一个小镇，而后坐长途车离开。身上没带多少东西，先是穿草丛，后是穿树丛，上山坡，下山坡，这些对一个农村小伙来说，真不算什么。一切似乎很顺利，四周也见不到人，连他也有些奇怪。
远处已能看到镇里的几个烟囱了，应该是到了，没有走错路，他暗暗地庆幸着。
忽然，树丛中钻出二个人，戴着红袖章，肩上扛着长枪，是当地的民兵。
“上哪儿去？”
“去县城。”这些答话已经编排过多次了，所以，周新春很容易就答上来了。
“证件呢？”
在边境地区通行，是要有很多证件的。周新春从挎包里一样一样地拿出来。苏方也已经很熟悉中方的边境管理办法，这些证件制作得看起来都无懈可击。但往往一些不起眼的细节，会露出马脚，全功尽弃。这份通行证的签发单位写的是生产建设兵团一百八十六团。在中国，中文字一百八十六，作为数目是186的意思，这是不错的。但作为编号，无论是读音还是书写，都是186，念幺八六，而不会是一百八十六。
周新春就这样被民兵带去作进一步的检查。他回头一看，连夺命而逃的念头还没出来，又有好几个民兵和解放军从树丛中围了过来。他知道完了，一切都到此为止，结束了。
审讯过程就不再叙述。其实早在周新春乘小筏子渡江靠岸的时候，就已经被解放军的巡逻队发现了。只是不想让苏方当场看见，以便作更长远的打算，等在后面一点的这个地方才收网抓捕。更不想当场抓住过来的苏军士兵,免得再惹些外交麻烦，只抓周新春一个人，好处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各项管理都极其严密的社会里，采用派遣特务的方式，无疑是在以卵击石，很难成功的。董平章是一例。周新春又是一例，哪怕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的日子里。
当地的公安部门也曾考虑过把周新春当着双面间谍用，继续与苏方联系，以引出更多的东西，叫苏方上一个大当。但周新春显然不是这块料，用不起来。后来，案子和人犯都交回原籍海源处理。在那时的高压态势之下，连写错念错一些政治口号都要受到严刑峻法的处置（有的甚至连没有错也不行。有个人写了个“撬”字，就被说成是要打倒毛主席，而且是还要打倒三遍。此人不服，又被说成是态度恶劣、负隅顽抗，结果被判处重刑），这个案子被判死刑，已无意外。
只是西北村人不知道这个过程，真是惊讶得不得了。和以往大不相同的是，在县城开大会执行枪决的那天，西北村很少有人去看热闹。据邻村去看的人回来说，都认不出来了。只有从脖子上挂着的大牌子上写着的“周新春”三个字能知道是他，牌子上面那个浮肿的苍白的变了形的脸，完全看不出是他了。
他的爹，周伯生，从此病倒，一、两年后就死了。
他叔叔，周仲生，进了部队劳改农场，以后再无音讯。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和最后是怎么个结果。
连海源县公检法军管会给周新春开证明的那个人，也被清除出公安队伍。
公社革委会里是谁盖的章，因为当时没人专职管这事，现在查起来，大家都避之惟恐不及、相互推逶，查不清了，也就不了了之。
只有鲁队长，还是鲁队长。
这件事，当然是个悲剧。所以造成这个悲剧，周新春本人首先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作为社会也有着应该反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