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只生一个好
39.1少养孩子多养猪
看这题目，什么意思啊？明白的人就会知道，这是当时搞计划生育的一句口号。
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长期以来生产水平的增长极其有限，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微乎其微，在有些年份反而下降。六十年代，我国粮食人均产量六百来斤，甚至还低于两千多年前西汉初年的水平。有限的生产资源，越来越难以承受人口增长的压力。这个压力在文革开展以来的这些年里愈加明显。没有那么多新的工厂，没有那么多新的土地，那新增加的人口怎么办？还去上山下乡？几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已经闹得满城风雨、鸡犬不宁，还要往下插？再说这乡下也就是这些地，它的人口也在不断增长，有的地方已经是硬插下去的，还能再插多少下去呢？
于是，左倾势力不顾五十年代中期发表过的“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好办事”、“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的高调言论，忘了马寅初早就好意提醒过“要控制人口”建议、反而一巴掌把他打成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闹剧，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急于用高压态势，以行政命令方式，强制推行违背常理、违背人性的所谓“计划生育”政策，以解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压力。
上有好之，下必甚焉。在专制体制下，什么事都这样。计划生育这个关系到千家万户几代人生命与健康的大事，又成了某些人表现自己、邀功请赏而不惜戗戮健康、残害生命的血淋淋的“儿戏”。
这个任务，或说是命令，也下到了龙头公社。
照例是要成立专项指挥部。对这个活，头儿们都挠头。指挥部总指挥，由一把手兼任，那是推不掉的。还得有个具体操作的常务副总指挥，这个叫谁来当呢？大家都躲开了。宗发奋知道了这事，主动请缨，愿意担当此任，并向公社党委、革委会立下了对自己的“军令状”，保证完成县委、县革委会下达的各项计划生育指标，并且还能把全公社的生育率再下降千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他还表示，如果不达目标，自己辞去所有本兼各项职务。
宗发奋为什么要把和婆娘们打交道，大家都认为是最难缠、最难办、避之不及的事揽在身上呢？他分析了大的局势、更分析了龙头公社的局势，甚至公社里每个人的长处、弱点和行事方式，分析了每个人上升与下降的可能性和去向。而自己数次失败，站错了队，走错了路。他要想重新出人头地，要是只按常规出牌，可以说几无可能。因此必须出险招，放手一搏，才会有一丝希望。这次计划生育，对于他是个难得的机会，是他在逆境中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要问，他对计划生育、医疗卫生、乃至妇产科这些一点知识也不懂啊。这，你就又天真了。倒是宗发奋看得很透，这不是一项专业技术工作，这又是一次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政治斗争，只不过是斗争的具体载体不一样而已。你看，宗发奋是公社政治部副主任兼计划生育指挥部副总指挥，就知道宗发奋的理解是有道理的。
西北村也要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自然由村支书杜家骏担任，副组长就是衣春玲了。她又是赤脚医生，又是女同志，也是理所当然。
西北村，对于宗发奋，是多次工作的重点，再熟悉不过了，连具体的哪家哪户都知道。所以，这次他又把西北村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要做出个样子，作为全社的典型加以推广。搞好了，说不准能在全县推广，那就给自己扬名了。
按常规，第一步就是动员大会。西北村照例也开了这样的会。这个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妇女多，几乎把所有的已婚妇女，除了七、八十的老太太，都喊了过来。
宗发奋来了，见这么多的娘们，整个会场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他，一是皱着眉头，心烦；一是在想怎么拿出非常手段镇住她们。他坐在会场前的桌子旁，宣布开会之后，又足足停了几分钟，看着满场的妇女还说个不停，突然站了起来，用手掌猛拍桌子，把那桌子都蹦了起来，没等妇女们反应过来，就大声吼道：“今天的这个会，是个要命的会！”
果然，大家吓了一跳，不解其意，被镇住了。满会场鸦雀无声，眼睛都滴溜溜地看着他。
“今天这个会，就是要你们娃儿的命！”全场肃静。
停三秒钟，吸口气，宗发奋像有乐谱安排好似的，再大声说道，“我们国家机关以前对你们是只要粮，交公粮，交农业税。现在又多了一条，还要你们的命，要你们还没有生出来的娃儿的命。以后，你们要生几个孩子，就不是你们俩口子私下里嘁嘁嚓嚓商量的事了。而是政府的事了，而是国家的事了。国家让你生，你才能生。国家不让你生，你就不能生，给我缩回去！”
紧张了好一阵的会场，这才有了点笑声。
“不要笑。”宗发奋依然板着脸。他很知道该怎么掌握火候，现在还不到撤火的时候。“你们不要觉得国家不讲理，管你们俩口子的事。国家也是为你们好啊。”在那些具有浓厚专制观念的人的嘴里，张口闭口就是国家，言外之意，他也就是国家。谁要是跟他有不同意见，那就是对国家有意见，就是反对国家，至少是不爱国。
“我们要控制人口，减少人口出生。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去生产，去种粮食。打的粮食多了，反过来，吃饭的人又少了，生活不就改善了吗？你家里，两张嘴吃饭，跟五张嘴吃饭，是不是大不一样啊？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么，要想富我们就要少养孩子多养猪。与其养那么些孩子，还不如多养几头猪。这话，说起来不大好听，可就是这么个理。”
宗发奋到底是搞惯了政治宣传的，绕了一大圈又转了回来，既叫你吓一跳，不敢有所反对，又叫你觉得还是有些道理啊。不过，这道理，真不知道是种什么道理。
所谓计划生育，就是要控制和减少生育，主要措施有避孕和绝育。对于已经有了孩子的妇女，就不让再生了。本来是可以采用以避孕为主的方式，比如带环、服药这些。但当时的当政者觉得这些办法太不可靠，不能毕其功与一役，上报个数字也不显眼。一旦怀上了再去做工作，那就麻烦了。不如一刀了之，把输卵管切断，再截去一段，两头扎死，就永绝后患。而且搞起来，声势又大，效果又显著，便于掀起一个个的高潮。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实际上就是大力推行结扎手术。要在人身上割一刀，叫他（她）家永不生育，这工作可不好做。不好做，也得做。你看宗发奋是怎么做的，就知道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得具备怎样的一手。
39.2干部带头
第一个拿来开刀的，是衣春玲。自己就是计划生育副组长，又是赤脚医生——村里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士，要带这个头，那是跑不掉的。尽管衣春铃和彭小宾满心的不愿意，但知道他们家躲不过这一刀，只能硬着头皮带这个头了。
好在公社卫生院为此也作了相当的准备，特地在东门外新建了二排房作为新址，几乎停下了所有的其它业务，全力以赴搞结扎手术。不但本院的所有医生都进行了培训。没有那么多医生，只要是穿白大褂、条件差不离的，也都要培训，准备人手不够时一起上。县医院也派出技术骨干下来巡回指导。
衣春玲是公社卫生院的熟人，特地找了县医院来人的时候，给她做了结扎。她是全公社做这手术最早的几个人之一，对她自然也就十分地尽心，效果说起来还是不错。当她被彭小宾用自行车推回家的时候，大婶大妈们围过来问这问那，“不疼吧？”“没事吧？”她只能微微地笑笑，还能说什么呢。
搞了第一个，旗开得胜，下一个搞谁呢？宗发奋想着，对，就从干部家属下手。他们自己是干部，说不出“熊”话。对别人也能起个示范作用，可以大大减少今后的阻力。衣春玲就是一个好例子。
对，下一个，就是杜家骏的媳妇唐玉贞。前已说明，海源话里，妻子通常称为媳妇。儿媳妇，就得在前面加个“儿”字。宗发奋找到杜家骏的家，当着杜家骏俩口，直截了当说了这事。因为这二年两派的关系，宗发奋对西北村的主要干部已谈不上密切，只能公事公办、说官话了。
唐玉贞大惊，忙说：“我都四十多了，还要扎啊？”
“四十多了怎么啦？国家没说，四十多就可以不扎。”
“四十多，我都……我都不来那个了，生什么孩子啊？”唐玉贞急得把不跟别人说的话也都说了。
“我懂，今天不来那个，不等于明天也不来。四十多就不生孩子啦？还有六十多照样生的呢。”宗发奋只管完成任务，好往上报全公社有多少人结了扎，才不管具体到哪个人该不该扎。
“宗主任，这事也得看各人的具体情况吧？”杜家骏早就不想跟宗发奋多说话，这时也只能插上嘴了。
宗发奋依然毫不退让：“我告诉你，杜家骏，咱全公社大队书记里，基本上都扎了。你就不要当钉子户了。我这是代表公社党委的意思，特地上门来向你提出这个要求。你自己掂量掂量这个份量吧。”
杜家骏叹了口气，无语。
宗发奋也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杜家骏到底是让了步，在宗发奋走后，跟唐玉贞再三商量。说，看来这次国家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衣春玲也去做了，看上去问题也不大，自己保证以后会对她更好。唐玉贞虽然哭过几次，闹过几次，但看在杜家骏多年来对她确实不错，是个顾家的好男人，为了丈夫的前程，为了这个家，唐玉贞抹抹眼泪去做了。
再下一个，鲁来福。打开了缺口，就要扩大战果，宗发奋对这一套，已是轻车熟路。但他知道鲁来福的媳妇哈妹生性刚烈，不是唐玉贞，所以他就不是去登门拜访，而是把鲁来福喊到公社来跟他说。
鲁队长一回到家，哈妹就问，那个宗发奋找咱，是个什么事？
鲁队长照实一说，果然哈妹跳起来破口大骂。她想到会是这些事，这些天计划生育成了全社全队的大事，大家都在议论，但也仍然没想到还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她在1958年大跃进时，也是这个宗发奋逼她干活，结果得了严重的子宫下垂，不但遭了十几年的罪，还没法生育，领养了孩子，全村全社都知道这事。这宗发奋居然还有脸来叫她结扎。
“这个杀千刀的，怎么连一点人味都没有了！”哈妹吼着，眼里喷着怒火，顺手拿起个板凳就要往外走，“他那天不是说要命么，我就去跟他拼了这条命。”
“使不得，使不得。”鲁来福急忙拦住，再三劝说，“就算他没有理，咱也不值得这么做。咱们不理他就是了。”哈妹这才停下脚，嘴里还愤愤不平。
哈妹是劝住了，但鲁来福知道，看上头来的这种架势，怕是躲不了这一关。几天之后，他瞒着哈妹去做了男性输精管结扎。尽管有关部门也主张由男性来做结扎，手术更简便，创伤面又小。但男性在农村是家庭的主劳力，是全家人的顶梁柱。一旦手术效果不好，影响了身体健康，丧失了劳动能力，那全家就塌了，所以在农村，几乎都是由女性来做。
后来，哈妹知道了这事，这位刚烈的女子流下了泪。她知道，她丈夫也是为了她，为了这个家。她流着泪，对鲁来福说：“还是应该我去的呀，我已经是病人了，做不好，再多一个病就是了。你要是做坏了，这个家怎么办呀？”
鲁来福没有说更多的话，拍拍哈妹的肩膀，说：“没事的，不会有事的。就算身体真受了影响，队里还是会给记十分的。”
39.3结扎行动队
全村全社那么些的妇女，难道还要宗发奋一个一个地去想办法去对付么？当然不会，把计划生育当成是一项政治运动，那办法就多的是。这不，根据外地经验，宗发奋也在龙头公社组成了“计划生育行动队”。1958年大跃进不是有“专政队”吗？就是那个意思，用强制措施、甚至用专政手段来搞，效果灵得很呢。
行动队的队长是谁？秦德才。怎么又是他呢？秦德才对宗发奋来说，有夺妻之恨、不共戴天之仇，怎么会用他呢？可不用秦德才，宗发奋又能用谁呢？这种缺德、丧天良的事，只有秦德才之流才会去做。秦德才的长处，就是只要有骨头，不管叫他往哪儿咬，他都会去咬。这是他的生存之道。在一个需要有这种狗存在的世道里，就会有这样的狗存在。宗发奋也在安慰自己，宰相肚里能撑船。毛主席为了搞文化大革命，明知林彪不是东西，不是照样也起用吗，还让他当了一阵接班人呢。我为什么不能用秦德才呢？先用了，达到了这个目的再说。
秦德才呢，也是前一段站错了队，这一阵闲来无事、难受极了，一听宗发奋还要用他，立刻像打了鸡血似地亢奋起来。
“只要您一句话，不管上刀山下火海，您指哪我就打哪。”秦德才对宗发奋不住地点头说。
“上刀山下火海，倒用不着。只要抓几个妇女来，摁到床上，就行了。”宗发奋答。
“还有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家？快，快，我都等不及了。”秦德才满脸嘻笑，搓着手，口水都流下来了。
“具体对象，你们行动队商量。总的原则是先易后难。”
秦德才的这个行动队里，还有谁呢？当年的专政队，储小二死了，孙二赖毙了。想起他们，秦德才有时也会悲戚。但现在顾不上想那些了，行动要紧。至于人么？或者换句话说，找条狗么，全公社的范围内总还是能找到几只的。况且，在狗道盛行的世道里，原本不是狗的，也会变成了狗。
别看秦德才像断了脊梁的赖皮狗，但咬起人来，也是有不少的计谋。他第一个就盯上了残疾军人靳喜悦。他在想，一个残疾，最好对付。就算当面扒了他媳妇的裤子，他也没有咒念。上次，“八一八”进村时，还不让我摸。呸！这次连蛋也要骟掉。
秦德才一伙的“行动队”阵势还不小。公社专门配了辆小型拖拉机。那时，拖拉机还不多见。车斗两边挂着“计划生育光荣，早生多生可耻”的标语，车头上还插着面红旗。
这天上午，趁大家都已上山干活、村里人少之机，行动队的几个人乘着拖拉机，“突突，突突”开进了靳喜悦家的胡同边。为了配合行动，跟以往的一些左倾做法一样，大街小巷贴满了宣传标语。那是有关部门宣传工作的一大特色。那些话，写出来都是一套一套的，可一看那个话，都能吓死人：“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
秦德才带着他们，跳下拖拉机，直奔靳喜悦家，踢开房门，对在屋里的靳喜悦大声宣布：“靳喜悦，根据公社安排，今天轮到你家媳妇去卫生院结扎，现在就送她走！”便指着喜悦媳妇，大叫一声：“走！”
喜悦媳妇吓得还不知怎么回事，就被几个大汉架着往外拖。
靳喜悦忙挣扎下炕，说：“这几天，她正有病呢。”
秦德才说：“有什么病？正好到卫生院去治。”
那边，喜悦媳妇想抓住门框不走，嘴里连叫：“放开我，放开我！”
秦德才对那几人说：“快拖走！”
靳喜悦下了炕沿却不能走，情急之下，拿起炕边的一个破碗，朝秦德才砸了过去。
秦德才被砸到脑门，“哇”的一声，跳了起来，“好啊，你小子敢对抗政府，反对党委。抓起来，快抓起来！”
拖喜悦媳妇的几个人中，又跑过来两个人，把靳喜悦死死摁倒在地上。
这时候，门外，任凭喜悦媳妇再怎么喊“放开我”也没用了。她已经被三个大汉死死地压在车斗里。拖拉机“突突，突突”地开走了。
屋里，靳喜悦被捆了起来。
秦德才摸着脑门上渗出的几滴血，喊着：“押到公社办学习班！”
这个“学习班”，是文革时期为解决有“各种问题”的人，让他们端正思想态度的一种办法。这个办法，可是有来头的。196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于是，各地就开始大办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实际上，就是把人变相关押起来，里面的具体操作那只有天知道了。总之，直到整得你受不了了，自己认错，表示悔过，有的还要你赔偿损失，揍你的人的饭费还得你来付，最后签字画押，才放你出来。
喜悦媳妇，则是拉到卫生院，又被压在手术台上。所谓“手术台”，也就是个木板床。医生扒开半截裤，露出一点白屁股，就打上麻药。那几个大汉，还站在床边愣愣地看着。
医生一瞪眼：“看什么？还不快走！”
那几个才怏怏地走了。临到门口，回头，也是一瞪眼，“我们忙活了半天，让这小子看光屁股。呸！”
先易后难，这靳喜悦算易的，那难的呢？邬中和。邬中和的媳妇大肚子好几个月了，属于第二胎，那是坚决不可以的。宗发奋正想出了一个新花样叫“无孩月活动”。就是在这一个月里，全公社不生一个孩子。不管你是什么情况。不管你大人的死活，就是不让生。这正作为计划生育的一项创新措施，在全县广播呢。宗发奋知道邬中和是块硬骨头，非他亲自出马不可。
这天,宗发奋带着行动队的一干人马,来到邬中和家。
“你家媳妇呢？”宗发奋问。
“在里屋炕上休息呢。”邬中和警觉地回答着。
“根据最新公布的计划生育政策，你已经有了一个孩，你媳妇肚子里的孩就要打掉。”宗发奋冷冷地说着。
“她都已经六个多月啦，不能再打啦。”邬中和很诚恳地说。
“六个月？六个月怎么啦？现在技术提高了，没有问题啦。”其实宗发奋并不知道对大月份孕妇打胎有多危险，或者是，知道了也当作不知道。
“这可不行啊。”
“这有什么不行？”宗发奋对行动队的那些人一挥手，“把邬中和的媳妇请到卫生院，不，大队部去。”
这结扎不是在公社卫生院吗，怎么去大队部呢？原来，结扎的人太多了，卫生院都放不下了，就把全社划成几个片。每个片找个条件相对来说好一点的院子，附近大队的妇女就近上那儿结扎。那卫生条件就可想而知，哪赶上白求恩那时候呢。龙头镇上就在西北村的大队部里设了个点，往那儿拖倒是近了。
那几个人立马向里屋踊去，邬中和连忙挡在里屋门口，“不能这样做。”
“邬中和，你要放明白点。”宗发奋厉声喝道：“你是共产党员。党号召计划生育，提倡只生一个好，你跳出来反对，是什么意思？你要是坚持跟党对抗的立场，决没有好结果。你已经有过一次教训，那一次，党原谅了你，没有把你怎么样。你这次要是再跟党唱反调，就决不会有好果子吃。”
宗发奋这儿讲的是文革前他向部队诬告邬中和包庇右派李辰、致使邬中和被迫退役的事。提起这事，邬中和当然愤恨在心。虽然前两年两派斗争，他已经给宗发奋造成过不少困难。可这时，宗发奋以党的名义，翻出这些话，又觉得难以抗拒，一时竟沉默了。
宗发奋抓紧时机，对秦德才喊着：“快把人请走！”
秦德才拖着邬中和媳妇就往外走。
邬中和媳妇眼含泪水，看着无语的丈夫，知道这事已很难违拗，只是秦德才那家伙下手太重，拖得太狠，一阵疼痛，“唉哟，不好，轻一点。”
“哼，轻一点？掉下来才好呢，就省得做手术了。”宗发奋阴险地说着。
要说宗发奋、秦德才这些人有什么大的本事，以至于这些干部、这些群众不敢反抗、任其摆布。并不是宗发奋、秦德才之类有什么本事，而是他们掌握着权力，掌握着极左时期给他们的过大的权力，以及他们在这基础上又膨胀发酵起来的更大的权力。在那个体制下，掌权者拥有过大的权力，把大量的本应该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权利都毫无依据地集中到了自己的手里，比如生育权，比如居住权，比如思想和言论的权。当政者的权力，则庞大到了毫无边界、毫无约束、毫无道理。而普通老百姓，除非被逼到实在无路可走的地步，那都只能逆来顺受，毫无反抗能力，只能被美其名曰说成是“还是群众觉悟高，能配合各级组织的工作。”
但也真有不怕死的。谁？于震祥。
当秦德才一干人闯进于震祥的院门，于震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为这计划生育，为这结扎，整个西北村都弄得鸡飞狗叫、人仰马翻了，谁还不知道？更何况家里炕头上的小喇叭，天天在指名道姓地骂。计划生育工作，除了对一些特殊人物，或有些基层干部素质较高能做些思想工作之外，大量地是采取歪门邪道的办法。比如前面讲的喊去办学习班，不同意就不让出来；或干部坐在你家里，白天黑夜地不走，不同意就不走；或干脆上门抓人，拖到卫生院，摁倒就骟；或高额罚款，没有钱就搬东西，甚至还有拆房子的。西北村还有一种当时农村常用的办法，那就是在小广播喇叭里骂。这个每家炕头都有的小喇叭，可是发挥作用了。白天黑夜地骂，指名道姓地骂，怎么难听怎么骂，全村全社都听到。直到骂得你走哪儿，别人都笑话你，直到骂得你自己抬不起头来，直到骂得你受不了，同意结扎为止。
对于震祥就是用的这个办法。秦德才也很乐意以“计划生育行动队”的名义，在大队的广播站里从早到晚地骂人。尤其是对于震祥，平常骂不着，这回真是有了借口，骂得前所未有的痛快。
“于震祥，姓于的，你老婆还不来骟啊？你老婆不来骟，就骟你的蛋。快来骟蛋！还要等我来扒你的裤啊？”骟，海源话里就是阉割的意思，明摆着是在侮辱人。
“姓于的，快来骟蛋！”那小喇叭一遍遍地不停地叫着。
秦德才跟于村长、跟于震祥在社教中、在文革中早就结下了不可解的深仇大恨，尤其是社教后期于家祖孙三代上他家抢回分配来的“四清”胜利果实，还挨了揍，那是他一生中吃的最大的一次亏，肚子里一直憋着气呢。这回可是找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把你老婆拖出来骟，呵呵！
全村所有人的家里，全村所有大大小小的胡同里，从早到晚都在响着骂你的声音。你说，你会有多恼火。要么，就赶紧退让，去结扎；要么，就仇恨满胸膛。于震祥就是后一种人。
“也不敲门，就闯进来，想干吗？一点规矩也没有啊？”见他们来，于震祥一反常态、大声嚷着。他以前从没因为是书记的儿子而在村里发过横，相反就因为一直有他爹挡在前面，反而成了个不爱多说话也不愿多事的人。但也就是这样的人，被挤到退无可退时，会爆发出常人想象不到的能量。
秦德才以为有上级号召在手，倒没把于震祥放在眼里，就是那个于村长也得乖乖的。没料到于震祥会来这一手，便瞪着眼跳起来，指着于震祥大骂起来：“你这个保皇派，敢在这儿阻挡革命！”
秦德才这时不讲计划生育，又翻出派性的事，就既没有道理又没有水平了。
那知于震祥像变了一个人，根本不拿秦德才当回事，指着鼻子对骂：“你这个反动组织的坏头头，还敢嚣张！”其实，于震祥讲得也不对。后来对“八一八”也平反了，不是反动组织，都实行革命大联合了。但在普通群众里，往往一有矛盾，还拿这些说事。
这一下就触到了秦德才的短处，秦德才一拳就挥了过来。但讲打架，秦德才哪是对手，被于震祥反掌一推，就往后仰歪倒在了地上。行动队的那帮人，见队长被打倒在地，便一嗷嗷地围上来。于震祥虽说年近半百，平常说话、做事都很迟缓，不过这时却身手敏捷，向后一跳，顺手抄起门旁的一把大铁锨，又向前横的一扫。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吓得行动队的那帮人，“哇哇”地直往后退。秦德才坐在地上，脸都发白了，往后爬又来不及，更不敢站起来，在那儿目瞪口呆，张着嘴“啊啊”直叫。
于震祥干脆高举起铁锨，朝着秦德才就拍下去。吓得秦德才闭眼抱头，大叫一声：“哇！”竟像泥塑似的动也不动了。其他那几个人不是上来勇夺铁锨，而是夺门而逃、狂奔而去，一路连呼：“出人命啦，出人命啦！”
其实，于震祥也就是拍在秦德才的面前。“咣”的一声铁锨跳将起来，秦德才竟然晕了过去。
等到村里杜家骏、鲁队长他们闻声赶来，只见于震祥手扶铁锨，一边还在大骂“狗东西”。秦德才呢，已经醒了，只是躺在那儿不敢动，像条死狗一样。
“教训一下就行了，教训一下就行了。”杜家竣忙过来接过大铁锨。
鲁队长对着躺在地下的秦德才极鄙视地喝道：“快滚吧！”
秦德才好不容易挣扎起来，腿都不好使了，晃晃悠悠，走到门口又绊了一交，跌到在了胡同里，引得过来看的人一声声地“呸，呸！”
俗话说，硬的怕不讲理的，不讲理的怕不要命的。秦德才真碰上不要命的，马上就显了原形，比狗还不如。不过，秦德才是记吃不记打的。当时是吓了一跳，但不久之后，他又可以厚着脸皮出来。
39.4讨论计划生育
对于计划生育，本书想说几点。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基数过于庞大、生产水平又相对低下的国家来说，适当降低出生率，减少出生人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必要的。这一点，很多有识之士，比如前面提到的马寅初先生，都曾很认真、很负责任地提出过。尽管马先生在五十年代提出这个建议时还被认为是与“人多好办事”、“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说法相违背而当作马尔萨斯资产阶级人口论加以严厉批判。但是这个降低出生率的目标必须是通过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在人们的观念不断改变、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稳妥地渐进地推行。绝对不能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像对待商品、物件那样简单地机械地去规划、去安排，不能以行政命令、甚至以专政、以暴力手段不顾一切地强制推行，更不能完全不顾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以突击方式进行。
（一）实现低生育水平，是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比如：
1.医疗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障的完善。人们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不需要靠养儿来防老，社会和政府就负担起来了。
2.人的素质的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应地，人的意识的现代化，愿意接受现代理念。意识到人的素质的提高，才是第一位的，而不是人的数量。整个社会是这样，在一个家庭里也是这样。
3.社会财富、经济总量的增加，不是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不是靠多几个人去刨地挖土，而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人的供养、新增劳动力的吸收，不是靠原始的生产方式，不是靠有限的土地，不是靠简单而机械的劳作，而是靠产业的提升、尤其是靠发展第三产业来实现。靠土地、靠人的体力，那都极其有限，而现代产业的发展才有着无限的空间。
4.消费水平及生活成本的提高，尤其是儿童养育成本的提高。这里不是讲要涨价，而是说随着生活水平的上升而带来的生活成本的提高。在生产水平、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养个孩子比养个牲口还便宜，他当然会去多生孩子。这个现象，在一些贫困地区并不罕见。
（二）然而，这些条件的实现，是需要经过全社会长期的努力，而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仅凭着一时脑袋瓜发热就可以实现的。一些大权在握的人，等不了这些，不愿意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去做大量的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去实现社会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而把计划生育简单归结为“只生一个”，又把“只生一个”简单归结为动刀子、做结扎，轻易地断了人家子孙后代的后路。曾有个口号，叫：“一个戴环，二个结扎，超孕又流又扎，超生又扎又罚”。实际上在很多地方，简化到了“又绑又扎”，把人拖过去，摁倒就扎。试图用主观唯心主义的狂热，在最需要讲科学、最需要对人的生命和健康保持敬畏和高度负责的领域，照搬暴力革命、群众运动的模式，以强制乃至暴力的手段推行所谓的“计划生育”。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就可想而知。
1.大批妇女的身心受到严重创伤。人权被践踏，人格被蔑视，健康被摧残。医疗条件的有限，操作人员专业水平的低下，结扎人数的剧增，出现了很多甚至难以计量的医疗事故。割破结肠、割破膀胱，是司空见惯的事。许多妇女留下了难以言说的后遗症，附件炎这些还是小事情，家庭生活也由此而留下了许多难以言说的阴影。更有因为手术大出血，而祸害了生命。
2.激化了干群矛盾。许多基层干部，不管他本人愿意还是不愿意，被迫站到了强制推行计划生育的第一线，又一次造成了干群关系的严重对立。有的群众把公社干部比喻成像宗发奋所说的“一手要钱，一手要命”。
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成了有些部门极其卑鄙的敛财手段。时至今日（2013年10月），报载，有些省份的计划生育部门仍拒绝公布他们所收缴的巨额“社会扶养费”的去向，也没人再去追问。
3.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低下，各种灾难时有发生，而独生子女家庭抵御灾害的能力特别脆弱。一旦不幸发生，独生子女罹难，其后果是十分残酷的。影响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是几代人，甚至是这个家庭、乃至这个家族永无后续。
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的大火，至今伤痛难平。那天，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欢迎上级“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的官员，组织中、小学生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剧场举办“专场文艺演出”。因舞台上的幕布被邻近灯光烘烤过热而燃烧，酿成大火。有关人员不是积极组织应对疏散，而是喊：“同学们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结果造成夺去325条生命的惨剧，其中288人是少年儿童，这之中又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独生子女。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18年，但灾难却依然在延续。这些罹难的独生子女的家长（有个新的词，叫“丧独者”或“失独者”），多数已无法再生育，有的过于悲伤已经离世，有的导致家庭破裂，有的至今以泪洗脸、难以忘却。
据2012年8月27日京华时报的文章说，中国失独家庭将达千万，而按照医学上49岁生育极限年龄来看，这些失去孩子的母亲很少能再生育第二个孩子。面对这些失独家庭的多重困境，如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现实问题，不知有关部门和社会，对他们作了怎样的帮助和准备承担怎样的责任？2001年12月份出台的《中国计划生育条例》第27条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但对于这个“必要的帮助”究竟是什么样的标准且如何实施并没有明确说明，有的地方一个月能补个几十元算是好的，在很多地方还只是空话一句。
4.独生子女在他青少年时期，由于家庭结构、社会角色的特殊性，被称之为“小皇帝”。这种环境不利于他的进步、成长。而在他成年之后又要承担起沉重的赡养负担，即所谓“二四八”现象，就是说一个独生子女家庭的俩口子，要负担四个父母亲、八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能承担得起来么？如果都想推给社会，社会也承担不起来。当初推行这种政策的人，想过这些问题没有？如果没想过，那是不负责任。如果想到过而不管，那是……反正他们自己是有公家的服务员。
5.整个社会老龄化过快。由于新增劳动力人口下降过快，他们所要赡养的人数迅速增加，而生产水平的提高则相对缓慢，很快就会到达他们（包括整个社会）难以承受的程度。在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老龄化过程，在中国几十年就出现了，而我们的生产水平、经济水平又远远落后于他们，被称为“未富先老”。这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非常现实而又难以解决的困境。眼下有些部门想要多收养老保险金、减少退休金支出而主张延长退休年龄，而这一措施将影响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在社会上又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其实也是这一矛盾的体现。人口问题，它的出现、累积和解决，都有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跨度，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岁月。前面决策者种下的苦果，将要由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吞下。
再加上，有些部门、有些官员的讲话前后不一、相互矛盾。网上有人戏称：“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1985年）；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199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2005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2012年）……推测：到2025年：再老也得养政府……”。这对政府的形象不利，对公信力的树立很不利。有关部门一定要认真对待、处理好这个关系到全社会全民族的大事。
（三）造成这种状况最根本的原因，还不在于主观唯心、冒进狂热，更不是所谓“好心办坏事”，而是极左时期的专制体制。
这个体制由于过于专权，集中了过多的权力，把许多原本属于个人的基本权利，也都集中到了决策者手中。生育权，本来就是公民自己的权利，没有人把这个权力交给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把它强行拿过去，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依据的。只有在专制体制下，决策者才有可能想到并有可能推行这种不合理、不人道、也带来很多不可预测严重后果的做法。而这种严重后果，将要延续几代人的时间。
孩子多不一定有希望，但孩子少希望就少，没有孩子就没有希望。
由于这些年老龄化速度的加快，社会负担急速加重，“只生一个”的负面效应日趋明显，有关部门开始放宽相应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年前（笔者现在写这段文字是在2015年），有的地方放开“单独二孩”的政策，即夫妇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又只有一个孩子的，可以生第二胎。结果，出乎意料的是，增加新生儿的效果并不明显。可能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压抑，生活成本的上升，使当下的生育意识已经淡漠。
于是，有些部门，有些人又急于完全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甚至现在就有提出要鼓励生育。关系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多少代人前途命运的大事，就要像儿戏一样地翻来翻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缺少民主的弊端，从各个方面都可以表现出来，人口政策又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