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大炼钢铁

31.1以钢为纲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最热闹的莫过于“大炼钢铁”了,这也是一个不会被历史遗忘的标志性事件。

钢铁,当时被当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即所谓“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工业生产以钢铁为中心,建设成就也好、赶超英美也好,都是以钢铁产量的多少为标准。年初,全国计划当年钢铁产量要比上年增长17%,达到624·8万吨。年中,则改为要翻一番,全年产钢1070万吨,而到八月初实际产量尚不足400万吨,还差得远呢。于是,就提出了要“全党全民大炼钢铁”。

这是一场主要决策人不顾客观事实、不尊重起码的科学常识、试图以主观唯心主义方式强行推动生产力超常发展的非凡剧目。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都投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演出。

龙头公社因为修路和盖房子,对这件事延缓了一些,而县上接到的钢铁指标却一再加码。十月底,县长把纪社长等龙头公社的一干领导人都喊了去。当着大家的面,县长对纪社长发了火,臭骂了一顿。

末了说:“给你们公社三千吨的任务,这已经考虑到你们的困难,比起别的公社不算多。中央说了,全国一吨也不能少。炼铁也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要给予记过、撤职、直至开除的处分(请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实录》,张树军、史言主编,200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你们公社也一斤不能少,到年底全部拿出来。办法就是全党动员、全民上阵,大搞‘小土群’,用人民战争打赢这场战斗。至于怎么炼出来,你们自己想办法,不要来问我。回去吧,马上行动!”

纪社长等回到公社,立即商量和布置,将三千吨任务按四千吨分到各大队。公社成立“大炼钢铁指挥部”,宗发奋工作有魄力,由他担任总指挥。

民主村(光明大队)领到了二百五十吨的任务,也立即行动了起来,由杜家骏任大队总指挥。

老王头从大队开会回来,刚进门就对着家里人唉声叹气。

“今天去开会又是什么事?”王大妈问。

“要炼钢铁。”

“这事听说了,全国都在热火朝天地搞。有了钢铁,就能生产好多的机器、拖拉机,咱们的生产就能更快发展了,好事啊。”他儿王山说。

“咱公社前段时间都去修路了,没顾得上来。这回,炼就是了,有什么好叹气的?”王大妈也接着茬说。

“咱这儿,没有铁矿,也没有煤矿,咋炼呢?”老王头还是苦着脸说。

“领导说怎么弄,咱就跟在后面怎么弄,就是了。愁什么?”王大妈说。

“你们不知道啊,全村要搞十个小高炉,分给咱生产队两个。我好说歹说才推掉一个。到年底,一个炉要拿出三十吨钢铁。”老王头又叹气了。

“一天要炼一千斤哪!”王山说。

“就是啊,就是搬也搬不过来,不要说炼了。”老王头说。

“那怎么弄?大队怎么说的?”王大妈问。

“大队就说,他们也没办法,各人自己想办法。到时候,完不成任务的话,是干部的就撤职,是社员的就不给饭吃。”

“有这么干工作的么?”王大妈说。

“那总得说说这铁从哪来、这煤从哪来?”王山问。

“杜家骏说,公社说了,没有铁就把家里凡是上面有铁的都拿出来,没有煤就上山去砍树。”

家里人听得都愕然了。

“这年头,变得真是叫人不懂了。”王大妈说。

“那垒小高炉的砖呢?从哪来?”王山问。

“明天,全体社员去拆城墙。”

“啊,老辈子留下的龙头城也不要啦?”王大妈更惊奇了。

丁妹静静地听着,没参加讨论。

第二天,龙头全镇几百号男女劳力全部出动,像蚂蚁啃骨头似的爬满了城墙,撬的撬、刨的刨、扒的扒。经历了几百年风雨沧桑、外立面早已斑驳陆离、坑坑洼洼的龙头城墙顿时淹没在一片冲天的滚滚尘土之中。

尘土中,王山站在城墙外侧的坑凹上撬着砖。不说头发上堆满了黄土,连眉毛和眼睫上都粘满了灰尘,只剩下两只眼睛在眨巴。

“好撬吧?”老王头在尘雾中都看不清几尺之上的他的儿子,关心地问着。

“还行。到底是年数久了,砖缝已经松了。”

“好,既然已经搞了,就好好搞。咱们使点劲,多搞点砖,咱生产队的那个高炉就能垒得最好。”

丁妹把头蒙得紧紧地,把撬下的砖装上小车,再推到西门外她们村垒小高炉的地方。

一路上,车轮滚滚,熙熙攘攘。丁妹正不知该往哪儿停,杜家骏见了远远地喊:“丁妹,你们队在那儿,见到小彭就是了。”

过了大白果树,果然一大片上百亩被砍倒了的玉米地,堆满了一堆堆的黄土、砖块、石料。彭小宾在那儿忙着呢。

小彭临时改行,当起了炼钢铁的技术员,拿着皮尺,量尺寸,划白线,正指导着几个人抹泥垒砖砌高炉呢。农村还真需要这样的多面手。

丁妹问:“是在这儿吗?”

小彭说:“是哎,放下吧,正需要砖呢。”

丁妹往下卸,不得不把砖压在砍倒了的青青的已经长出了穗的玉米秸上,眼看就要收到手的庄稼,真觉得心疼,就说:“多可惜啊。”

小彭说:“没时间啦,来不及啦。”

迟得法正在给小彭当下手,一边递个砖,一边嘴里还在嘟哝:“把城墙都拆了,那还叫龙头城吗?老祖宗几百年的风水,就给破啦,不好啊。”

“你在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一个冷冷的声音在空中响起。

老迟回头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顿时傻了眼。

那是宗主任站在后面,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过来的,正背着手,冷冷地看着他。

“你这个老东西,净说破坏话,处处和社会主义对着干。李辰是龙头中学的右派,你就是民主村的右派。送去劳改算了,省得在这儿碍手碍脚。”

老迟脸色刷白,腿都发软了,像捣蒜似地直点头:“不,不,我糊涂,我该死,我,我不再说了……”

于大队长也走了过来:“你这个老迟啊,狗屁也不懂,别再瞎说了。”

老迟又像见了救命稻草似的,连说:“不说了,我不说了。”

可宗主任铁着脸说:“不行,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今天晚上,你们民主村开大会,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让大家都明白社会主义好不好,大炼钢铁好不好,三面红旗好不好。我来主持。不搞明白这些,大炼钢铁也好,公社化也好,都不可能顺利发展。”

31.2拔白旗

晚上,民主村的西北场院。拆了一半的城墙,已经不到一人高了。往常封闭的场院没有了遮挡,挂在槐树枝上的电灯,那光线再也没有反射回来,却一直往前飞向了漆黑无边的夜色,嗖嗖的北风从望海山顶刮过来,直接就钻进了人的脖子。叫民主村人心里实在是不习惯、不踏实。

人们劳累了一天,脸上、身上的尘土还没有扫去,还是陆续地过来了。听说是宗主任亲自主持,这样的会,是不敢不来的。大家或靠墙蹲着,或席地而坐,听着大喇叭里放着很是振奋精神的歌曲: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宗主任站在中间,表情严肃,看了下四周,向后一挥手,歌曲停止,满脸不高兴地说开了:“今天我来主持会议,可还是有很多人没来。车素花,你记一下,从现在开始进场的,算迟到,明天少给一个窝窝头(说明:这时的食堂已没有馒头可给,改为中午给两个窝头,早晚吃地瓜和稀饭)。今天不来的,明天只给稀的,不给窝头。”

他又停下,咳嗽一声,眼睛扫视了一圈,以提高讲话的效果(不知从哪学来的)。果然,下面鸦雀无声。

“今天是社会主义辩论大会。有人对我们大炼钢铁不满、对社会主义不满,说什么大炼钢铁是破坏了风水。今天,我们就是要批判这种反动言论。”

社员们听得个个惊讶,悄悄地四下张望,讲的是谁呀,又该谁倒霉啦。

“讲这个话的人,就是迟得法。迟得法,站起来!”宗主任大喝一声。

秦德才早就坐在老迟的后面,大声嚷嚷着:“站起来,站起来!再不站起来,我就要动手了!”

迟得法只好站起来,低垂着头。

“你说,你散布了什么反动言论。”宗主任命令说。

“我错了。我说,拆了城墙风水不好。”

宗主任对迟得法已经不屑一顾:“下面大家批判发言。”

杜家骏首先发言:“迟得法的话是错误的。我们要相信党的话,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多炼钢铁,就能制造出更多的机器,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就会有新的面貌。”

秦德才又迫不及待地跳了起来:“迟得法,你这个老东西,老中农,一贯说怪话、说反动话,对党三心二意,破坏革命。应该开除社员资格,滚到一边去!”嘴里说着,胳膊就抡起来,一拳就打向迟得法。

迟得法没料到这一手,“哇”地一声,差点儿就倒在地下。

大家也都看愣了。还是鲁队长说了句:“说归说,不要动手么。”

宗主任没管这些,催促着:“还有谁发言?”

下面还是没人说话。

宗主任似乎心有不甘,朝地下吐了口吐沫,再用脚使劲碾了一下,说:“为了打击迟得法这种反动分子的气焰,鼓起广大社员的革命干劲。我宣布,迟得法戴上右派帽子,从明天起监督劳动。”

大伙都惊悚地看着,没人敢言语。

迟得法这回,没人碰他也自己软塌了,蹲在了地下。

宗发奋都没看迟得法一眼,挥动胳膊,大声地说着:“明天上午,全体社员都去上山砍树。中午,把有铁的东西都交到高炉那儿去。下午点火,龙头镇就正式开始炼钢啦!散会!”

大喇叭里的歌声又起: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对于在大跃进里毫无科学和理性可言的发神经似的狂躁行为,即使在1957年的大板子打下去过后,还是有不满、消极和抵制的。宗发奋们对此有的是对付办法。比如这儿,对迟得法的办法,当时就叫“拔白旗”,是1957年反右斗争在农村的延续。宗发奋对迟得法的具体处理办法,有两点:一是戴“右派”帽子,二是监督劳动,这对于一个人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不亚于再投一次胎,叫他换了个世界。所以在这儿把“戴帽子”的事解释下:

所谓“戴帽子”,就是由专政机关经过审定,宣布某人为敌对分子,俗称为“戴上帽子”。这些敌对分子,在建国初期包括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合起来叫四类分子。1957年经过反右,多了个右派分子,合起来又叫五类分子,不过通常也仍然叫四类分子。戴上了“四类分子”帽子的人,其政治身份就是阶级敌人,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要被剥夺公民权,接受管制或者监督改造。

从革命的理论来讲,地主、富农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人格代表,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是反对革命、破坏社会安定之行为的人格代表。但把他们真正组成为一个敌对阶级的集合名词,作为阶级敌人来予以行为管制、监督改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做法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1950年8月4日,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据此历时三年才完成了土改工作,划定了阶级成分,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列为革命的敌人和打击对象,并明确了划定标准和处理办法。比如说,反革命,有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分为十一类。不仅有历史上的反共宿敌、也有现行犯,还有以文获罪的思想反革命。本书就不细述了。

对“四类分子”的处置,主要是采取管制和监督改造两种形式。其中严重一点是管制,它兼有行政性和刑罚性的双重属性。管制是对罪犯不予关押,仍然留在原工作单位或居住地,但限制其一定自由,剥夺政治权利,实行社区矫正的刑罚方法。被管制刑的罪犯在公安机关管束和群众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在劳动中理论上应当同工同酬。

被戴上帽的四类分子,因为是被宣布为敌人,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生活状况极为艰苦。几十年里,在一场场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其处境可想而知。不但要接受无休止的批斗,还要无偿承担最艰苦最危险的劳动,子女和亲属、几代人都要受到株连,真的是永世不得翻身。当然,为了体现政策,理论上也说表现好的四类分子可以“摘帽”。但除了困难时期,对一部分错打的“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过摘帽外,几乎极少听说有。(以上资料,参见百度百科的相关条目)

尤其还想说一点的是,“戴帽”和管制这些措施,尽管是涉及到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他们整个家族几代人命运的十分严重的大事,但都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在宪法和刑法里都没有,它的审定过程不需要法院参与。它只在各种政策里有,而这些政策到了基层单位里,往往就成了一些基层干部手里的一项生杀大权。本来这办法就有可质疑之处,而他们竟还可以另外再随意定夺。这次宗发奋将迟得法戴上帽,进行管制,不过是他心血来潮的随口一说,却让迟得法倒了大霉。甚至连日后的平反都没法进行,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没算在右派里面,上级政府就没有这存档。但当时的迟得法和民主村,可不知道这些。那个时候,只讲所谓的政策、不讲法治,由此可见一斑。

往回走的路上,拐进胡同,见后面没人,老王头对杜家骏说:“这种会上,你去讲什么话呀,会叫人讨厌的。让秦德才那种人讲去。”

杜家骏说:“唉,我不讲,让秦德才一个人讲,他会更猖狂,还不知道会说些什么呢?连这样,都已经动了手了。”

“老迟怎么办,真成右派了?监督劳动,咱怎么去监督?”

“嗨,还不是跟咱们一样地干活。”

31.3“共产啰”

大炼钢铁要耗用大量的燃料、原料,哪来呢?当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共产”。

所谓“共产”,就是依仗高度的垄断集权,彻底剥夺任何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哪怕是一丁点的财产权,把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决策者手里大肆挥霍。这里讲的挥霍不只是指生活上的。一个人在生活上的挥霍,毕竟是有限的,而政治上、经济上的挥霍,那才是整个社会都承受不了的无底洞。1958年、1959年上演的,就是这样的一幕。

本来,社会主义的设想是,政府可以通过公权力集中相对较多的社会财富用于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用于不便于私人个体承担的社会事业、维持弱势群体的最低需要、限制贫富差距的过分扩大。但是毫无节制的狂征暴敛,只为个人的狂想而肆意挥霍社会财富,绝不是社会主义。

1958年的“共产”,就是这种狂征暴敛和肆意挥霍。首先,是对集体财产进行“共产”,就是不分哪个大队,只要公社需要,先拿过来再说。炼铁要焦炭,农村哪有?那就砍树吧,只要能点着火就行。

于是,公社一声号召,天刚蒙蒙亮,龙头镇的几百号人便又浩浩荡荡上了矛山砍树。说起来,矛山上的树也并不多,也就不管大的小的统统地砍倒。

王大妈和齐阿姨、邬大妈在一起。

这一片是桲萝,一种丛生的灌木,也就是笔杆粗的样子。

王大妈举手砍下去,说:“才这么粗细的枝条,砍了可惜了。”

齐阿姨忙摇手:“可别这么说,别叫外人听见了。”

邬大妈说:“唉,不能再说别的话啦,叫砍就砍吧,再说也成了右派啦。”

“劈劈啪啪”,只听得刀在往下砍。

矛山上长了几十年的大大小小的树,就这样倒下去了。往常郁郁葱葱的山峦,那经得起这番砍伐,没几个时辰就成了光秃秃的一片,只剩下零乱的山石、踩得东倒西歪的荒草、砍得七零八落、残存断裂的树茬……

炼铁可还得有铁矿石,海源也没有啊。那怎么办?有了“共产风”,就好办。集体财产不够,还有农民的个人财产呢,尽管就是少得可怜的那一点。为了大炼钢铁,各家各户,所有的铁器,都收(搜)上来。

这只要一句话就行了。下面的事,自然有起劲的。好在汉语里“收”和“搜”,发音基本相同,上面布置说“收”,下面的行动就变成了“搜”。

“搬!快搬!搞共产啰!”秦德才狐假虎威地在满街乱喊,“哎,你这门环赶紧拆下!”“说你呢,家里的铁锅快搬走!”

大家把家里所有带铁的东西都往外搬,其实也就是铁锅、门环、秤砣之类,农村的老百姓还能有什么呢?

宗主任铁着脸,在西门外的路上看着,心里很不满意。就这么点,能炼出多少铁?他这个总指挥,怎么表现出本事来?县长当着他的面,就批评纪社长,这可是有含意的啊,这不是明摆着是寄希望于我吗?

宗主任又把秦德才喊来:“给我到各家各户去搜,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铁都给我挖出来!你就跟他们说,砸掉一口锅,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私藏一颗铁钉,就是窝藏一个反革命!”

“是,好,得令!”

秦德才又叫上了储小二,说:“还能上哪儿去找呢?”

“到包金贵那儿去看看,还从来没去过呢。”储小二说。

“他那儿能有个什么?穷光蛋一个。”

“不去白不去。”

“好,去看看。”

包金贵住在场院边的一个单间屋,接在别人的山墙上,矮矮的,很破旧。

储小二把门一脚踹开,就进了去,看见门边上正好有个铁锅。金贵嫂脸上刚堆起了笑,一声“大兄弟”还没说完,储小二一脚就把它踢破了。

“真是顽固分子,有铁还不交公社啊?”秦德才以高八度的调门扯着嗓子喊。

金贵嫂赶忙解释:“这是金贵胃不好,吃不惯北方的面食,有时自己熬点稀饭吃,要用的呀。”

“去他妈的,有了公社食堂,不肯去吃,是什么意思啊?反对人民公社啊?”秦德才说。

储小二又看见靠里面的墙边上有个铁皮炉子,大叫起来:“秦哥,你看,有个铁炉子哎!”

“啊呀,真是没白来,拿走!”

金贵嫂上前拦住:“我这屋里没有炕,冬天就靠这个取点暖。不能拿走啊。”

“不能拿?你看不能拿!”秦德才抓起炉子就往下摔。“叭”的一声,泥土的炉壁碎了一地。

“你怎么像个国民党?”包金贵急了。

“呸!你才是地地道道的国民党,在我们民主村混饭吃,还敢说我是国民党。”秦德才说着,便一拳打了过去。

包金贵气得也举起了拳头,金贵嫂拉着他:“不能啊,不能啊。”

“怎么?你还想动手啊?反了,你这个国民党。”秦德才飞起一脚,踢向包金贵。金贵嫂用自己的身体一挡,被踢中小肚,只听“啊”的一声,就站立不住蹲了下来。

“怎么啦,怎么啦?”包金贵扶着他的妻子。

金贵嫂疼得脸色都变了,额头上沁出了豆大的汗,嘴里却说着:“不管事,不管事。”

秦德才一歪头,说:“还装蒜,呸!”

秦、储两人拿着破锅破炉,走了。

这几年,虽然于村长、老王头没有排挤金贵俩口子,但村里总有人对他们另眼相待,秦储二人更是白眼相加、得欺侮时就欺侮。俩口子的心情并不舒畅,几次商量着想走。可是,能往哪儿去呢?淮北的娘家,皖南的婆家,早就没了音信。要回去,恐怕连这一间草披房也没有了。在老家,就能比现在好?也不一定。在这儿,金贵嫂还能远远地看着小王溪在长大,这使她更不想走。俩口子垂泪之余,别无它法,过一天算一天吧。

秦德才在路上对储小二说:“那个林海秀,上次的账还没算呢。去看看。”

“好,去看看。”

小林她爹林齐心在家里。

秦德才一步跨了进去,见院子里一边堆着木料,一边堆着石块,那都是李辰、小林辛苦了几年,准备盖房用的。李辰被抓走了,一时也用不上了。

“炼钢铁,正需要这些,搬走。”秦德才又吼起来。

林齐心忙说:“这是我家盖房子要用的,怎么能搬走呢?”

“去你的,别不知好歹,还轮不到你说话。”储小二说。

这时,小林赶了回来,见到秦、储两人要搬走木料,便怒目圆睁,拿起扫帚就打过去。

“林海秀!这次非要你好看!”秦德才一面叫着,一面夺路而逃。

秦德才一口气跑到宗主任那儿,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

宗主任对林海秀本来就有看法,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想和无产阶级专政挑战,真是不自量力。叫鲁队长过来,动用民兵,强行搬走。我叫上公安员,带上枪,随后就来。她要敢对抗,立即抓走。”

秦德才大喜,“好,好,就得这样。”

鲁队长得知这一情况,知道事态严重,赶紧告诉了于大队长。

老于一听也急了,拉上杜家骏,就赶到小林家。

于大队长对小林是苦口婆心、再三相劝:“小林啊,忍了吧。下一步,不光是你家,所有人家的门板都要拆掉拿去炼铁。你看,北山乡那边那么多的树,照样不够烧,半月前就已经拆门板、烧桌子了。我们这儿用不了几天,也会这个样。眼前这点木头,我知道你和李辰不容易,但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不要硬顶啊,小林。”

杜家骏也在劝:“小林,要想远一点啊,想开一点啊。”

宗主任神气活现地走了进来。后面跟着的是公社的诸公安员,腰间别着枪,亮铮铮的手铐就拿在手上。再后面是鲁队长,带着几个民兵,推着车在门口等着。

宗主任对着悲愤不语的小林冷冷地说:“林海秀,我劝你不要对抗党和政府,不要对抗三面红旗。”转过头对鲁队长命令说:“搬!”

鲁队长对小林说:“不好意思啊,没办法了。”对几个民兵说:“搬吧。”

木料、石块被装上推车,运走了。

林齐心老泪纵横。

小林捂着脸在哭泣,心底在流血。

那一根根木料,那一块块石头,都凝结着她和李辰付出的汗水,凝结着她和李辰满心的希望,凝结着她和李辰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期盼,却又一次被血淋淋地打得粉碎。

宗主任临走,还说了句:“哭什么?今天没把你打成右派,没当场把你抓走,已经够客气的了。”

宗走后,小林嚎淘大哭。

于大队长、杜家骏,站在那儿,无言地陪着。

鲁队长也留在那儿,无言地陪着。

赵玫、老王头一家,还有一些民主村的乡亲,闻讯过来,无言地陪着。

没有一个人去劝小林,也拿不出什么话可以去劝慰小林。

大家都站着,在院里和院外,无言地陪着。

31.4海滩铁矿

海滩?又是铁矿?啊呀,那是多么浪漫而又神奇啊。就在海源?就在龙头的海边?是的,就是,当然得有个前置词,1958年的龙头海边,就是个海滩铁矿。

砍了树,刨了草,好歹算是有烧的了。可是要炼铁,这铁矿石从哪来呢?在北山,砍完树就刨土刨石头,看看下面有没有铁矿石,多少还有点希望吧。可这南海沿呢?上哪儿去找这铁矿呢?你别说,这种时候还真有高人,说南海沿的沙滩,那黄澄澄的沙子里,还有些黑色的沙粒,说不定就是铁砂呢?这话也不知是从哪传来,就成了真的啦。宗发奋一听,立马就兴奋了,立刻跑到公社党委跟纪海洋说,“赶紧行动,咱们赶紧行动。”

没一、两天的时间,宗发奋就领着一帮人,出现在南海沿的沙滩上。经学文扛着上级发来的磁铁棒,西北村的几个干部跟着。那时,天已经冷了,农村人,哪怕是村干部,也没有什么厚衣服,个个都缩着脖子。

“这沙滩上,能有铁矿石么?”鲁队长疑惑地问着。

“不许说泄气话。我们就是要创造人间的奇迹。”宗发奋严肃地答道,又指着经学文说:“你就在这儿探测。”

经学文也不好多说,就拿着尺把长的吸铁棒在沙里划了几下。

“太轻了,要用力。深一点往下挖。”宗发奋嫌经学文不出力,也不给他面子,当众就这么训斥着。

经学文无奈,只好弯着腰往沙地里使劲拱着。过了一会儿,拔出来一看,上面果然粘者几粒黑砂子。

“这就是了,这就是了。”宗发奋高兴地说。

“就这么几粒啊。”鲁队长挺失望。

“这还少啊,可以积少成多么。你看这沙滩,在我们公社就有几十里长。要是把里面的铁都吸出来,炼成钢铁,那肯定比鞍钢还要多。”宗发奋在喜滋滋地说。

“可我们有那么多的吸铁棒么?”于村长问经学文,“这玩艺公社里有几根啊?”

经学文尴尬地说:“就这么一根。”

“那怎么办?”大家都看着宗发奋。

“这有什么?千难万难难不倒革命战士,这就是我们革命者的回答。我听说北海沿已经有了经验,用海水淘沙。既然大浪可以淘金,这海水为什么就不可以淘出铁砂呢?我们南海沿一定要赶上北海沿,把我们面前的这个龙头海滩变成世界闻名的大铁矿!”

龙头海滩的铁矿在公社的要求和安排下上马了。平日里少有人来的海滩,打破了往日的平静,坐满了各大队来的人群。一片片,一簇簇,足足有好几千。又是彩旗飘飘,又是车来人往,千百年来龙头海滩还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

考虑到淘铁砂这活,不是重体力,但劳动时间要比较长,各队都是叫了大闺女们过来。她们既干不了重活,也不用操持家务,干这活正好。西北村也是这样。赵玫虽然不是大闺女,但已经没有家庭要照顾,正好叫她过来领队。

别以为这十里海滩,现在成了旅游胜地,人们可以尽情地享受阳光和海浪,就是个好地方。对于淘沙的女社员来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虽然看起来活不重,每人在沙滩上找个地方坐下,从海边提来一桶水,挖上一铲沙放在陶盆里(那时的农户极少有铁皮脸盆),倒上水,一遍遍地淘去黄沙,最后留在盆底的便是黑色的粗砂,再把粗砂倒在另一个陶盆里攒着,这就是劳动成果。如此反复循环,好像很轻松。问题在于,已是初冬时分,气温已近零度,在一望无际的海滩上,那海风特别厉害,呼呼地刮过来无遮无挡。那时的人们衣着单薄,有的家里连条棉裤都没有,而且舀水、倒水、晃着盆里的水,身上、脚上、衣袖一天下来都是湿的,更不用说两只手还整天泡在水里。女社员们就这样,要在露天的寒风中,忍着饥饿每天连续十几个小时。这种奴隶般的劳动条件,绝对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而那时的人们就得这样承受。

如果说这对于别的女孩子都难以承受,那么对于丁妹就更难承受了。在这一堆女社员里,丁妹的年龄最大,身份最尴尬。说是小媳妇,却一直没有自己的男人、自己的家;说是大闺女,却背着早已为人媳妇的空名。这回,她是作为没有家庭负担的女社员过来的。别的女孩子,作为待嫁的闺女,总得有件在外人看来尽量像样点的衣服(虽然也并不怎么样),而丁妹为了顾及大家庭,即使是翻身解放十年了,也几乎没添置过什么衣服,只是在补丁上再落上一块补丁。

天空阴云密布,海上浊浪翻滚,寒风贴着海面呼啸而来。平展的沙滩上一无阻拦,虽然是坐着三三两两的人群,却丝毫也不能抵挡寒风的威力,刺得人从骨头里锥锥地疼,丁妹也和女孩子们一样,坐在沙滩上,用瓦盆淘着黄沙,那单薄的旧衣,早就被寒风穿透,一个喷嚏接着一个喷嚏。清水似的稀鼻涕流了下来,也顾不上起码的女性形象,不住地用衣袖擦着。

丁妹难忍的还不止这些。前面就是大海,那一层层波浪涌来的大海。再抬眼望去,天边是一片灰暗不清的迷蒙。丁妹的眼里,丁妹的心里,也是一片灰暗的迷蒙。她的丈夫,她的王立,就在迷蒙的那一头。正是这海天一色、浑沌的迷蒙,把她和王立连在了一起。他在迷蒙的那一头还好吗?丁妹一天也没有忘记过王立。尤其是在海边的时候,她怎么能不想海的那一边,天的那一边?

“快干活!愣在那儿干什么?”

突然耳边猛的一声呵斥,惊醒了丁妹。她抬头一看,是一个威严的公社干部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她的身后。丁妹见过,叫不上名字,但知道是个公社的领导。

那人就是宗发奋。

“你淘的铁砂呢?在哪儿?”宗发奋一声也不停地呵斥着。

丁妹从没当面遇过这种阵势,一时楞住了。

“坐了一上午,一点没搞啊?”宗发奋生气了。

丁妹有点明白那干部的意思了,用手指指地下的陶罐。陶罐里大约有半小碗的黑砂。

“你他妈的,就这点啊?吃屎也不止吃这点啊!”宗发奋勃然大怒,飞起一脚,就把那陶罐踢碎了,碎片和黑砂散了一地。

“啊——”丁妹喊叫了一声,扑倒地上,用手指四处扒拉着那些黑砂。“那是铁砂呀,那是铁砂呀!”她哭着、喊着,那是她忍饥挨冻、淘了一上午才淘来的黑砂呀。

“这是谁家的婆娘,这么耍骨头?”宗发奋还不解气,头朝四处转着,大声地问着。

“宗主任,这是她费了一上午的工夫筛出来的。这就不少了,我们的还没有这么多呢。”别的女孩子都不敢吭气,只有赵玫站了出来。

宗发奋看了看赵玫,知道这是西北村的妇女主任,也不想当面顶,就说:“我在问,她是谁家的?”

“她是王老汉家的媳妇。”

“噢,原来是那个老保守家的。怪不得对社会主义没有热情、没有干劲呢。”

“宗主任别那么说。她们来这儿都不容易。你看这么大的海风,她们穿得那么单薄,一天下来冻得都受不了。不用几天,都要生病的。”

“吹点风怕什么?我们就是不怕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革命者连鬼都不怕,还怕风么?”那年有个文人何其芳奉命编了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意思是有点困难算什么,咱革命者不怕天、不怕地、不怕鬼,什么困难也挡不住奔向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的步伐,当然就更不怕什么风了。这个精神一直传达到基层,宗发奋也一张嘴就把这些挂在嘴上。

“那大伙的身子骨受不了的。”

“我不管身子骨,我只管铁矿砂。就像打仗,我们只问山头有没有拿下,不问死了多少人。过两天,我再过来看。还这个样,是不行的。你这个妇女队长也不用当了,所有的人都要受罚,一天不给饭。”宗发奋转身就走了,眼睛还朝着天。

丁妹还趴在地上,抽泣着,咳嗽着,眼泪鼻涕一起下,冻得红肿的手还在沙堆里扒拉。

女孩子们这才敢围过来,扶起了丁妹。

赵玫说:“丁妹,你先回去休息吧。我看你是生病了。”

“不,不,我能坚持。我不能拖大家后腿。”虽然丁妹不怎么参加活动,更不识字,可她也懂这样的道理。

赵玫叹了口气,“你还是回去吧,不能再撑了。”

丁妹软软地坐着,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可是她没有走,还是坐在那儿。两只手虽然已有点僵,却还是在机械地翻动着。

第二天,丁妹没有来,不是不想来,而是来不了了。

她发烧了,躺在炕上动不了。那时候发烧生病没有别的办法。躺在炕上,不出工,就算是最大的照顾。要是能喝上口热水,那更是天上的待遇了。那时很少有几家能有个热水瓶。至于药片,不到实在不行,那是没有的。只有硬挺,挺得过来算命大,挺不过来,那也是常事。

还好,几天以后,丁妹挺了过来。虽然挺了过来,却大不如前。再不是以前的那个健壮有力的丁妹,而是走向了疲惫和迟钝的丁妹,走向了下坡路的丁妹。或许丁妹早就走向了下坡路,只是以前别人没有看出来。

31.5土高炉

1958年大炼钢铁的基本经验是“小土群”,本来的意思是“小型企业、土法上马、群众运动”,后来就成了对当时遍布全国各地的炼铁小高炉的惟妙写照:小个头,土模样,到处是一群一群的。

其实所谓高炉,也就是些一人多高、用砖砌起来的大火炉,砖不够,就用泥坯垒,外面用黄泥一糊。

西门外一座座的土高炉,等着点火呢。

老王头害愁了,“咱都没炼过铁,这咋炼呢?”

“嗨,你操什么心哪?闹革命的时候,刚开始,你会斗地主吗,斗就是了;你会打国民党吗,打就是了。不也打出个革命胜利来了么。现在炼钢铁,也是这样,炼就是了。”杜家骏说。

还真的是不难,从上面塞进树枝、木块,倒上碎铁,点把火,烧上了,再摇上鼓风机,也就是炼上了。

老王头问:“得填多少啊?”

家骏说:“谁知道啊,看着差不多就行了。”

西门外原先一大片的玉米地里,排列着龙头镇四个村几十个土高炉。在阵阵的烟薰火燎之中,人们在忙碌着,有的把交来的铁器砸碎,有的把树枝掰断,有的往炉里倒料,有的在摇着风箱,好一派热闹景象。

老王头又问:“得烧多长时间啊?”

家骏说:“谁知道啊,把里面的柴火烧完,就行了吧。”

天黑了,炼铁场拉上了几十盏电灯,一片灯火辉煌。那几十个高炉,一个个烟囱顶上亮出火光,窜出的点点火星随风飞舞,在火光照耀下翻滚着的浓淡不一的烟雾,在夜晚的星空下真是绚丽多彩。如果不是家里门板被拆、铁锅被砸,还真值得坐下来欣赏一番。

老王头当然没这个心情,又问杜:“好了吧?”

杜家骏按照不知是从哪听来的、还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操作要领,说:“等凉一会儿,不烫手了,就行了吧?”

王山摸了摸下面的封口,“该差不多了,扒出来试试看。”

家骏说:“再等会儿吧。”

“我还真想看看咱农民炼出的铁。”王山抡起锤,敲开下层的封口。“轰”的一声,滚烫的炉渣倾泻而出,腾起一股热得灼人的灰尘。

“小心啊,小心啊!当心被烫着啊!”老王头说。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王山不顾热灰扑脸,赶紧用锄头去翻,一块黑呼呼的铁疙瘩露了出来。

“出来了,我们炼出铁来了!”王山高兴地蹦了起来。

“好,好!”宗总指挥倒也是一直在现场,马上就过来了。

“这是铁么?”老王头还在疑惑。

“不是铁,是什么?还能炼出金子来?”宗总指挥因为心情好,破例没有张嘴就训斥。

“这东西,能有用么?”老王头还在问,不知是出于认真还是真的疑惑,这就有点不知趣了。

宗总指挥马上就不乐意了:“你这人尽讲落后话,气可鼓而不可泄,这点道理都不懂?”回过头,他又对杜家骏等说:“赶紧把这东西抬上,到公社去报喜。这是我们龙头公社炼出的第一炉铁!”

红旗、锣鼓和写好的红纸早就准备好了,放在大白果树下。杜家骏、王山他们几个“叮咣叮咣”敲起锣鼓、打上红旗、举着喜报、抬着那块铁疙瘩,在满场羡慕的眼光中,到公社报喜去了。

31.6惊现尸骨

但这么白天黑夜地连着烧,没过多少天,铁也不够用了,木材也不够用了。宗总指挥号召全社的干部社员,动脑动手想办法。所有带铁的,掘地三尺都要找出来,哪怕是烟袋锅那一点,虽然不是铁的,也要。木料不够,就拆门板门框、搬家具,所有的木器,只要能烧的,都搬出来。宗总指挥还特别强调:“再不行,就学习外地先进经验——合并居住,两户人家合住一个院、拆掉一户房。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舍小家保大家,这是多么崇高的品质啊。”

社员们听了,都害怕了。本来不想交的桌椅板凳,赶快都交了吧,尽管这些也是祖上几辈留下来的,实在不舍得,但总比拆房子要好。

由秦德才领了几个人,把村里所有的门楼都拆了。

还不够?宗总指挥说,把西门外那棵白果树也给我砍了。

这棵三十多米高的、据说是和修建龙头城墙同年栽下的、长了几百年、已经长在了龙头老百姓心里的白果树,就这样轰然倒地,顷刻之间被劈成了碎片,永远地消失了。

当人们再看到没有了白果树遮挡的那片小高炉冒出滚滚浓烟和星火的时候,完全是另一番心情。他们看到的是,那烟囱冒出的黑烟就是庇护他们全家安全的门板、是他们曾经围坐炕上吃饭的炕桌、是夜晚在院子里乘凉坐的板凳、是镶着农村人难得有的几张照片的像框、是孩子儿时的摇篮、是擀面的面板、是堂前的案几、水缸的盖子、甚至是老人的拐杖……

炼铁炼到这份上,实在是没有铁了。有人提议,井里有前几年掉下去的铁皮水桶,可以捞出来炼铁。

民主村,就那一口漤水井。

于是,鲁队长领了几个人过来淘井。先是储小二带着桶下去,舀上水后,上面有人提上去倒掉。

几番工夫之后,下面的储小二说话了:“还真有哎。”

一会儿,一个锈得不行的掉了底的铁皮水桶,拔了上来。

“还有吗?”鲁队长问。

“看不清,还有不少水,再舀舀。”

又舀了一阵水。

“到底了,我下去摸摸。”储小二在井底说。

忽然,小二在下面大声惊叫:“啊呀,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啊呀,还有鬼啊。”秦德才这人就喜欢瞎起哄,在井边怪声怪气地嚷起来。

这一喊,弄得鲁队长也挺紧张,忙推开秦德才,探身俯下井沿问:“怎么啦?井壁要塌下来啊?”

“有死人啊,一把骨头啊。”储小二还在下面大叫着。

“怎么会呢?”平金刚说。

“先提上来看看吧。”鲁队长说。

真的,一桶白骨夹着泥沙提上来了。

几根细细的有点泛黄的白骨。

众人大惊,面面相觑。

半天,才有人说:“这多少年来,也没听说有人跳井啊。”

“再捞,再捞,都捞上来。”鲁队长说。

又一桶白骨上来了,还有一个白得瘮人的骷髅,两个可怕的大大的眼窟窿,里面灌满了泥沙,一缕纤细的头发缠绕在头盖骨上。

全村的人都闻声过来了。

几许,也没人敢说话。

终于有人悄悄地开了口:“这几年用的都是死人水啊?”

“亏得这井的水,是不喝的。”

“这是谁呢?”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这是个女人的骨头。”还是鲁队长有经验,很平静地说着。

“白骨精跑到咱民主村来啦。”秦德才还在嘻嘻地笑着。

众人围着这堆白骨看着,一段腿骨上有着两道深深的伤痕。

靳喜悦叫他媳妇背着也过来了,看着这两道伤痕说:“这是刀伤,这人被砍过。”

“是杀了后,再扔进去的啊?这可成了咱龙头镇第一疑案啦。”于村长说,这时他已经站到了最前面。

正当大家众说纷纭的时候,赵玫走了进来,脸色凝重,说:“我知道,这是谁。”

“是谁?”鲁队长问。

顿时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看着赵玫。

赵玫看着李芹隔了十年又重见天日的尸骨,心中又是惊又是哀,波涛难平。她和李芹之间,既是对立阶级又夹着一份亲情,既那么相近又隔了几重世界,既有满腹的话又一句也不能说。

她强忍着眼泪,一字一句地说:“这就是李老头家的闺女,李芹。”

鲁队长说:“他们不是都被秦德才砍了么?”

赵玫说:“李芹当时没死,被国民党从望海山上抬回来了,我还看见的。后来,解放军打回来的时候,她大概觉得躲不过一死,自己跳井了。不会是别人了。”

“是的,是的,那几天我也见到过她,腿上还绑了好多纱布。那时,她和申老汉住一个院。后来再没见着,估计是腿不好没能跑出去,自己投井了。”迟得法也说。

众人又大惊,眼光齐刷刷地转过来看秦德才。

“不是说,都被你杀了么?怎么又会死在井里呢?”鲁队长盯着秦德才问。

秦德才被看得脸色惨白,赶紧跑了。

“这怎么处理呢?”于大队长说。

“我来收吧。”赵玫平静地说。她已经拿来了一个瓦盆,把尸骨拾了进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不避嫌疑,把一个阶级敌人的尸骨收了起来,真是不容易的。

当天,赵玫就把这个瓦盆埋在望海山东侧她公公和她宝宝的身边。当然,她没有说,那天李芹就是死在她的眼前;别人更不知道的是,她天天戴在头上的发夹,就是李芹的。

31.7喜报

赵玫的旧事重提,使人们想起了那年国民党的反攻。还真有人脑子好使,喊了声:那河里还埋着两辆国民党的装甲车呢,那不是两块大铁疙瘩吗?

全公社又动员了上百号人,把那两辆已经埋进淤泥整十年的装甲车硬是拖了出来。一敲开,分给各队,又能炼几天。

没过几天,炼铁的原料又成问题了。

巧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啊。老百姓家里都搜空了,但凡带点铁的都拿来了,连挖耳勺都搜走了,就差掘地三尺,还能有什么法呢?就算宗发奋这样有能耐的人,也是抓耳挠腮、一筹莫展。

可是,县里不会放过,又三天两头来电话催,不停地问炼了多少啦。逢月末、旬末的时候,甚至一天来好几个电话。逼得宗发奋都不敢呆在办公室里。

这天一早,宗发奋刚进办公室点个卯,还没来得及往外走呢,县里的电话又来了,照例还是问炼了多少了。

电话是经学文接的,“好,好,宗总指挥正好在,请他向您汇报。”

宗发奋气得不打一处来,连脏话都出来了,“真他妈的,把我说出去,干吗呀?”

经学文捏着电话筒,悄声地说:“是县长亲自来的电话。”

宗发奋急得直想把说出去的话再吞回去也不行了,只好硬着头皮拿过听筒。好在县长没问脏话的事,不知是没听见,还是也被炼铁压得什么也顾不上。只见宗发奋拿着话筒,连连点头:“是,是,是……三千吨的任务,快一半了吧……差不多一半了……有一半了……肯定有……是,是,是,在剩下的一个月里,保证完成……是,是,我用我的党性保证……是,我用我的职务保证。”

宗发奋最后放下话筒时,都已经是一头的汗了。他眼睛发红瞪着经学文,经学文吓得都往后退了两步。宗发奋正想发作,却无意识地看了下电话机,才没骂出来。大概是怕那脏话再从电话线里传到县长那儿去。

宗总指挥只好到下面各村去催,到哪儿都急得眼里冒火,见了谁都骂。

还没拐进民主村,先碰上了赵村的赵刊新,连招呼也不打就喊上了:“你们村那个二百吨,怎么说?”

“怎么说?连门把手都搜上来炼了,还炼什么?我是不知道再怎么炼了。”

“没用的东西!要你们这些干部干什么用?完不成任务,一律免职!”宗干部狠狠地说着,自以为这一手很厉害了。

“那你免吧。这种差事,谁愿意干啊?”没想到赵刊新无所谓地说着,这一套根本镇不住他。

“那就扣你们的粮!少一吨就扣你一斤粮,不,扣你十斤粮!”宗干部拿出了最厉害的杀手锏。

“哼,你还能把我们扎起脖子来?”赵刊新是个挺大度的人,听了这话也没急,而是带点调侃地说着。

宗干部正想发更大的火,杜家骏过来了。

宗发奋也对杜家骏吼了一遍。

杜家骏是另一种类型的人,能动点脑筋,想了想,便给宗干部出了个主意:实在没有原料,那就把炼过的铁,再炼一遍,不就行了吗。上级只说要炼铁,没说炼过的铁不让再炼一遍。

宗总指挥一听,高兴得直拍杜家骏的肩膀:“你真行,还是你这小子有办法。”

于是,传令各大队,如果炼铁没有新的原料,就把已经炼过的再炼一遍,提高质量,精益求精,数字可以再算一遍。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了。

炉火还在烧着,烟还在冒着,但是越来越难以为继了。天越来越冷了,柴火也越来越少了,地里的庄稼没人收,都倒在那儿了。

时间只剩半个月了。可炼出的铁,离下达的任务还差一大截呢。

宗总指挥又急了,难道真的无计可施了吗?他宗总指挥要栽倒在“大炼钢铁”上?怪不得,纪海洋要把这个“总指挥”给他当,妈妈的。

这回,宗总指挥来找杜家骏,这是他难得屈尊找下属来了。

还是杜家骏脑子活,一听,就说:“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个数字么。你炼出来的那块疙瘩,有多重?你说它是一百斤,它就是一百斤;你说它是二百斤,它就是二百斤。像我们西北村任务是二百五,那就写上个二百五,有什么关系呢?你还见过有谁来秤过,有谁来看过?”(二百五,在民间是傻瓜蛋的别称。杜家骏在这儿也是自我调侃)

宗总指挥又高兴得直拍大腿,“还是你聪明,我看咱们公社得提拔你。”传话下去,明天起,各大队的数字,自己看着报吧。心里想,这事办好了,上级要表扬下来,功劳肯定在我,我是总指挥。真有了问题,要追查,也能推到姓杜的那小子身上去。

“这下,不用说翻一番、翻两番,就是翻十番,俺也不怕啰。”宗发奋的心里还没美够呢。

于是,不到年底,各大队纷纷敲锣打鼓、前来报喜,这个说:“我大队提前××天完成了‘大炼钢铁’的光荣任务!”那个说:“我大队超额××吨胜利完成炼钢任务!”

于村长有点急了,问大家:“咱们村,怎么办呢?”

“也去报就是了。”鲁队长说这话一点也没犹豫。

“能行么?我记的数字还差不少呢。”彭会计做事依旧很认真。

杜家骏随手朝外一指说:“差什么差呀。那一大堆,我们还没称过呢,算上,不就行啦。”

彭会计还真扭头去看。

没等彭会计再开口,鲁队长笑着说:“老彭啊,你多虑啦。现在做事,哪有这么认真的。像你这样,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啦。”

“对,赶紧写喜报上公社去吧。不争第一,也争个上游么。”平金刚说。

“也不是去争个什么。这事太折腾人,能了,就赶紧了了,算了吧。”(请注意“了”字的两种不同读法和用法)车素花的话,倒是道出了大家的心里。看起来,大家也都想得开了。

“那咱们到底是写多少啊?”彭会计拿着要填报的表格问。

“二百五,二百五。咱们的任务是二百五,就写二百五。”杜家骏说。

“二百五就二百五,咱西北村就二百五吧。”连往常不苟言笑的于村长也苦笑着说。

这不只是对统计数字的不尊重,而是整个社会信用的崩塌,在左倾狂热高压下的全面崩塌。

于是,光明大队(民主村)的一群人也手擎“胜利完成任务二百五”的大红喜报,敲锣打鼓,呼喊口号,去公社报喜了。

一到公社,被人喊过来的宗发奋已经满脸堆笑地站在大门口。

领头的于村长向宗发奋拱手致意:“我们光明大队特来向公社领导报喜,我大队已完成全年炼钢任务二百五!”

“好啊,好啊。”宗发奋回头一扬手,“点炮!”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立马响起,竟然也洋溢起一阵喜庆的气氛。

“可是你们怎么也没超额点啊?”宗发奋还有点意犹未尽。

没想到杜家骏还带了支大毛笔,递给宗发奋说:“二百五还不行啊?宗主任,那您对我们大队不管有多少要求,只要您在这喜报上写多少,我们回去就保证完成多少,就算是两个二百五也行。”

“呵,呵呵。”听了这话,连宗发奋也尴尬地笑着,“真是公社社员志气大,革命豪情冲云霄啊。我在你这产量后面再加上两个零,看你怎么办?”

“哈,哈,那我就在这喜报上再画上两座大铁山。”杜家骏轻松地应对着。

“那再画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得画成没有门板没有窗框、没有锅灶也没有桌椅的房子了。”鲁队长也打了个趣。

“哈哈,哈哈。”大家在鞭炮声中笑着。这也是人们在无奈中学会了革命浪漫主义?

真不知道这一幕叫什么剧。

只有老王头太实在,还没学会这一套,还在问:“这不是在虚报么?”

鲁队长在跟他讲实话:“你怎么还不明白。连县委书记都说了,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的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我们脸上无光。”

年底,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布,我国一共生产了1073万吨钢,胜利完成了全年任务。正好比上年翻一番,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如果是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吹吹牛,也就算了。这样的郑重其事,不顾国家形象,不顾政府信誉,所造成的影响,多少年也难以消除啊。

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别人会信么。

不过,在龙头公社,既没有人来核实到底炼了多少钢,也没有人来说明年还要不要再炼,更没有人来把龙头镇人辛辛苦苦、花了那么大代价炼出来的铁块运出去造机器。留下的是白雪覆盖了的座座高炉和地里大片没有收获的庄稼,留下的是各家各户没有了门板的院墙、没有了铁锅的灶台、没有了桌椅的居室,留下的是心中种种不敢说的疑惑和缺憾。

下一步再怎么走呢?还折腾啊?该收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