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解放思想
1.1 真理标准
1977年，一个新的春天。
大街上反复地播放着施光南作曲的“祝酒歌”：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朋友啊请你干一杯，
请你干一杯，
胜利的十月永难忘，
杯中洒满幸福泪。”
西北村的乡亲们又是高兴，又是期盼，又是等待。
高兴的是粉碎了“四人帮”，极左势力的猖狂终于走到了头，期盼着平和的好日子又能来，等待着新的政策早早地颁发，好让大家把憋了多少年的劲头再使出来。不是这地没能耐，更不是这人没能耐，而是这十多年把劲使歪了。
但是，“四人帮”是倒了，思想斗争却远没有结束，极左势力的影响也远没有结束。极左的那套做法，对于很多人已经是根深蒂固、习以为常了，稍一改变反而觉得不正常了。
这不，程贵安书记又召开公社三干会，布置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抓革命、促生产”。他拄着双拐，还不肯坐，站着靠在讲台边，讲得很辛苦、也很激动，不时还抬起胳膊舞动两下，又赶紧收回去来夹着拐杖，“我们要永远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搞好‘农业学大寨’。今年春天，要抓住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机遇，以阶级斗争为纲，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空前的大高潮。前两年我们规划的全公社万亩大寨田，被右倾翻案风和‘四人帮’的干扰而停顿了。我们要排除右倾翻案和‘四人帮’形左而实右的干扰，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在今年把它搞起来。我们全公社组成一个大兵团，打破各大队的界限，集中兵力，打一场‘农业学大寨’的人民战争。谁敢反对，那就是敌对势力，就是和林彪、四人帮一伙，我们的回答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永远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会场上鸦雀无声，只有听的，没有说的。
大队长平金刚回村，当晚就召开社员大会，传达公社程书记的讲话。
“明天一早，大家带上两顿饭的干粮，到望海山下集合，听从公社统一安排。叫上哪个村干活，就去哪个村干活，不得有误。”
邬中和虽然在文革时坚决和平金刚在一起，但这时两人的看法不一样了。因为自认为和平金刚的关系不错，所以也敢公开讲：“怎么还和四人帮那时候一个样啊？”
“是啊，干农活不能这么干，我们从1958年到现在，吃这种苦头还少啊？！”于又发也在下面喊。
“是啊，是啊，不能这么干啦！”下面一片吵吵声。
“这里公社的安排，你们吵什么？不怕无产阶级专政啊？”平金刚讨厌起邬中和、于又发了，也想学程贵安的办法压一下。
“我们不去，我们就是不去！”下面到处都是这样的声音，平金刚已经看不过来到底是谁在这么说。
平金刚感到，情况不一样了，不是几年前谁也不敢放一个屁的时候了。只好宣布散会，支部留下来讨论怎么办。
村支部在大队办公室里继续开会。
都已经过了半夜十二点了，15瓦的灯还在亮着。
“怎么办？”平金刚问。
“折腾了那么多年，应该让大家喘口气了。困难时期以后，1963、64年那两年的调整，和1974、75年的治理整顿，现在看来都是对的。”鲁队长说。尽管他已经什么队长也不是了，大家还都是这么称呼。
“四人帮不对，没说反击右倾翻案、搞社教，也不对吧？”平金刚问。
“现在没说，不等于以后也不说。”鲁队长很平静地说。
“那明天怎么办？社员都不去，程书记那儿怎么交待？”平金刚问。
“那你就说社员都喊不动，我也没有办法。”杜家骏说。
“要是程书记说再搞‘专政队’，再把秦德才请出来呢？大家不得更倒霉啦。”平金刚还是担心。
“现在还叫秦德才这种人出来？没等他动手，大家就先把他砸扁了。这家伙杀人打人，还一直没有受到惩罚呢。”鲁队长说。
彭小宾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趁现在这个时候，社会正在大变革，我们把有些办法改一改。把以前能调动大家积极性、行之有效的办法，再拿出来，比如：扩大自留地，人七劳三，甚至还可以改成人六劳四。这样大家干劲就大了。”(说明:人七劳三，是生产队年终分配的比例。增加按劳分配的比例,能鼓励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这个问题，平队长就更不敢去跟程书记说了。”杜家骏呵呵地笑了起来。
第二天，整个龙头镇没几个社员去望海山下集中。
程贵安眼看自己的宏伟规划成泡影，连忙召开公社党委会，要用党委的力量来推动计划的实施。
他显然被激怒了，用拳头敲着桌子：“胆敢对抗公社党委，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我建议再次组建‘专政队’，还是那句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就不信那些家伙，不怕对他实行专政。到时候，哪个也会一溜溜的。”
好长时间没人发言。程贵安的眼睛威严地四下扫视着，是在寻求支持者，也是在迫使别人表态。他的眼光停留在纪海洋的身上。纪海洋现在没有担任职务，本来他不想发言了，发现程贵安在盯着他，只好讲几句了：“现在再搞专政队的那种办法，恐怕不合时宜了吧。”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讲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毛主席讲的。怎么不合时宜？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啊，纪海洋同志！要知道，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指示，我们都要不遣余力地遵循。谁想改一个字，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对，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宗发奋也接着说。他现在是党委宣传部长兼公社政治部主任。“我们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他老人家不在了，我们更要按既定方针办，一字一句不走样。”
“你们讲到哪儿去啦，”纪海洋也正色道：“我没有说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我也没有说不要学大寨。问题在于怎么学。毛主席说了：要实事求是，要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当前条件下，在龙头镇这个地方，具体怎么学大寨，要好好研究。不能动不动就把过去极左的一套拿出来。”
“你说我搞极左啊？这个帽子戴不到我头上！我才是极左路线的最大受害者，我的腿都被造反派打成这样了，我还会搞极左？谁要搞极左，我第一个站出来和他斗。”程贵安都有点急了。
纪海洋说：“可是你这套办法拿出来，群众不欢迎，受到了群众的抵制，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毛主席也说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能再强制推行下去。”
宗发奋就说了：“你也找几条毛主席语录，他也找几条毛主席语录，哪个是标准啊？照哪一条语录办啊？”
这时祖云涛说话了。他是前不久，作为“吐故纳新”，“吸收新鲜血液”，刚提拔为公社副主任的。“看来我们也真需要来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啊。对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全面地、准确地加以理解，不是就某一句话、某一段话。哪个是标准啊？不知道你们注意学习了没有，不是哪个人的哪一句话就是标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死抱住一句话、一段话不放，搞‘本本主义’，这也是他老人家所反对的。”
这一番话，说得大家目瞪口呆。一是这样的话，他们都没怎么听说过，也没想过；二是，这年青人一来就和这些“土八路”不一样（注：“土八路”是解放初期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干部对自己既歉虚又自豪的称呼）。
“我听说，西北村有的干部还要求恢复1975年初治理整顿时提出来的一些办法，比如扩大自留地、分配改为人七劳三，恐怕你们就更不敢同意了。”纪海洋对程书记微微笑着说。
程贵安的劲头也没有刚才那么足了，说了句：“别人的意见，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同意。”
会议最后不了了之，无果而终。
1.2民主选举
西北村的社员们就这样等了一年。
1978年的春天又来了。
“还要等啊，我们不等了。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们十年，这又等了一年，我们还有几年可以等啊。”彭小宾兼任第三小队的队长。这天出工前，他在他们三队的饲养棚里对三队的社员们说：“咱们队自己改变一下，还按人七劳三来分。各家的自留地，1974年分给你们的那块，大队也没收回去，反倒荒了好几年，今年各户自己再去种上吧。你们看怎么样？”
“好，好，”大家叫好声一片。
于又发问：“好是好，大队能同意吗？”
“咱们悄悄地，就咱们队里知道，对外不要说。就像当年老村长分粮那样。”
“好，好，”又是一片叫好。
当然再有好事也有不乐意的。这件事上不乐意的就是申光荣了。因为他个子小力气也小，也可能是因为力气小，就更不爱干活。大家对他印象不好，只给他定了七分劳力，还是彭小宾把他加到了八分。分配当中把人口所分的比例降下来，劳力比例加上去，对他这样有两个小孩，自己工分值不高，又不能常去干活的人，有一定影响。虽然算下来也就相差几十斤粮，但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这可是个大数字。所以他是挺不乐意。但因为在文革初期，他跟着秦有理当了一阵真的造反派，到现在还有人嫌他，他也就不愿意多说话。这事大家都高兴叫好，他也只能憋在肚里生闷气了。
今天，三队的社员往北门外的地里送肥。你看邬中和和他的儿子、还有于又发几个驾着小推车，跑得真欢。别看齐成材戴着眼镜，推起来还是挺认真，挺像回事。申光荣，力气小点，彭小宾给他少装点，一路上也没有拉下。
大家正干得带劲时，申光荣又出了点小问题。
北门外立的那个大语录牌，这时就特别碍事。推车出镇时，又是上坡，又被那大牌子横挡在路中间，要连着拐四个急转弯，多出双倍的力还不止。回来的时候是下坡，本来放空车往下跑挺省劲，结果又要在这块牌子前后十几米的地方连着急拐弯。申光荣一不小心，没刹住脚，在第二个弯时，一头撞上了大牌子。“咣”的一声好大的声响，那白铁皮的语录牌也瘪了一大块。于又发看见了，就吓唬他：“好啊，撞了毛主席的语录牌，该当何罪啊？”
申光荣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急得满脸通红，手足无措。
迟解放也来拿申光荣开心：“哎哟，这要是在前几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可是死罪啊，枪毙都有份啊！”
申光荣都快掉眼泪了。
邬中和过来说：“嗨，这事别当真，要我说啊，这么碍事的东西，实事求是地讲，应该拆掉。大路朝天，一通到底，那走起来多痛快。现在这样算什么？”
邬中和说这话，胆子可真够大，听得人一愣一愣的，不敢多作声了。思想解放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心里先发了芽。他们几个把小车推得更起劲了。
平金刚看着奇怪，别的队都是蔫蔫的，怎么这三队不一样，来的哪门子劲？正看着，正巧推着空车的申光荣来了。他知道申光荣平常干活不是这个样，就问：“你们今天怎么啦？个个都像劳动竞赛似的，多少年也没看见这么肯出力的。”
申光荣就把这事都告诉了平金刚。平金刚一听觉得不行，这不又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吗，还不跟大队讲，要是公社程书记他们知道了，那还得了啊。
平金刚急匆匆地跑到饲养棚，找到正在装车的彭小宾。彭小宾就穿了件夹袄，站在猪圈里往上翻呢。
平金刚没管这些，拉开嗓子就责问：“你呀，彭小宾，这么个大事也不跟大队说。要搞独立王国啊！”
彭小宾一听，知道这是有人把事情捅出去了。他知道这事也瞒不了多久，心里早有准备，就不紧不慢地说：“你说的是改成人七劳三的事吧。这种事，生产队完全可以自己定，大队管这么多干吗呀？”
“大队不管？告诉你吧，这罪名重啦，你我都承担不起。”
“承担不起就不用承担，我们三队就用这个办法了。”
“好啊，你彭小宾，我去报告公社程书记，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平金刚气呼呼地往外走。
边上邬中和劝彭小宾：“你去跟平金刚好好说一下，就说是全队社员都同意这样做的。”
彭小宾说：“我才不和他去讲。当了三年大队长，人好像有点变了。生产没上去，脾气倒见长了。”
平金刚走到胡同拐弯处，遇上了杜家骏。
杜家骏看他走得这么急，就觉得有什么事。平金刚把事情说了一遍，说是要去找程书记。
杜家骏劝平金刚说：“算了，有些事睁一眼闭一眼吧。这也不是做坏事，群众又愿意，对生产又有好处，顺水推舟。捅到公社去，到头来你也不好办。”
平金刚不听，去了公社。
半个小时后，宗发奋就匆匆地赶到了三队的饲养棚。平金刚紧跟在后面。
宗发奋一进饲养棚，屎臭味扑鼻而来，不由得用手捂上鼻子，一开始都没看清彭小宾在哪儿。连忙问：“人哪？人在哪儿？”
彭小宾是在坑的最里头往外翻，看见宗发奋，就慢慢地走过来，说了声：“部长来啦？不怕这有味啊？”
“彭小宾啊，你还有心思讲风凉话，哭都来不及啦，你犯事啦！”
“我犯什么事？我调动群众积极性，又参加生产劳动，犯什么事？”
“你别嘴硬，你这是在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资派还在走的一个典型。”
彭小宾笑笑说“我赤着脚在挖猪粪，有这样的走资本主义吗？”
“彭小宾，你别犟了，马上停止三队的办法，这样宗部长还能放你一马，不然你就要负全部责任。”平金刚在边上说。
“负就负，有什么了不起！”彭小宾说。
“好啊，看来文化大革命还不彻底，结束了不到两年，又出来一个死不悔改的。怪不得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你敢写下书面保证，由你来承担全部责任吗？”
“写就写。”彭小宾毫无怯色。
“好，你小子有种。”宗发奋从上衣口袋掏出纸和笔，交给彭小宾。彭小宾把两手在衣服上擦擦就接了过来。
这时，三队的社员有不少推粪回来，饲养棚边上站着一些人。
于又发说：“宾哥别写啊，他们要整你的。”
“是啊，别写啊。”大家也都说着。
彭小宾笑笑对大家说：“我写。我认准了，能调动大家积极性自觉自愿地劳动，过上富裕日子，那才是社会主义。像四人帮搞那种强迫劳动，大家都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说着便在纸上写了起来。
“你又讲错了，彭小宾，你没听说那句话吗：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宗发奋很得意地拿过彭小宾写过的那张纸。
“我也签上名，这个事我也同意的。”邬中和说。
“是啊，我们也要签上，我们都同意的。”三队的社员都在说。
“不，你们就不用掺和进来了，我一个人来承担。”彭小宾说。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你们等着瞧吧。”宗发奋倒是挺高兴地拿着纸条走了。因为他又有了可以上报的材料，他又有了立功的机会。
果然，来了通知，西北村当天晚上就要开批判彭小宾的大会。公社的宗部长将要亲自出马。
衣春玲在家里急得快哭了，直埋怨彭小宾：“我知道你心是好的，想法也是对的。可是还要讲策略嘛，不能这样硬来啊。你看海秀姐那个结局，还不接受教训吗？”
彭小宾拍拍春玲的肩膀说：“我心里有数，现在已经不是文革那几年了，真理终究会胜利的。”
衣春玲将信将疑地看着自己的丈夫。
社员大会依旧是在西北场院召开。
来的社员不少，都想看看这文革结束了，再怎么批判人呢。
大会由平金刚主持。他也是学着一挥手，叫大家安静，“批判彭小宾错误大会，现在开始。”
会场上一阵骚动声，平金刚连说：“安静，安静，现在由彭小宾作检讨。”
彭小宾在一边站起来向大家说：“我没有什么可检讨的。我就是把三队的劳动分配由人八劳二改成人七劳三，原先收回的自留地还归各户自己种，队里的社员都同意了，我们就这么做了，就是这个样。”
“好，好。”
“我们队也应该这样做。”下面反倒是有不少叫好声。文革结束的头几年，出现的一个情况是干部的威信和控制能力大为下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不同于过去传统习惯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的产生提供了机会。
面对下面的嘈杂一片，平金刚也干瞪眼，只好往下进行。“现在由秦德才同志进行揭发批判。”
秦德才憋了两年，这下又轮到有表现机会，兴冲冲地几步就走了上来，哪知下面一片喝倒彩。有的干脆骂了起来：“姓秦的，滚下去！”“姓秦的，滚下去！”骂声越来越高。还有的捡起了地上的石子往上扔。秦德才还没张嘴，就被哄了下去。
“下面由时治国同志进行揭发批判。”平金刚接着说。大概是下午已经布置好了哪几个发言，提前都有所准备。
时治国一看这场面，哪敢上去，对着平金刚连连摆手，“还没准备好，还没准备好。”
平金刚气得“呸”了一声，又接着宣布：“下面由申光荣同志揭发批判。”
下面没有反应。等了一会，平金刚朝下面到处张望：“申光荣，申光荣，上来！上哪儿去啦？”
原来申光荣看这架势早就开溜了，哪还敢留在会场上。
宗发奋在一边看着，都气歪了嘴，也不顾场面，就说：“你这个大队长，当的什么队长啊？”
于又发听见了，马上大声叫起来：“那我们另选一个队长吧！”没等宗发奋回话，迟解放、皮高深都接过话茬，直嚷：“另选队长噢，另选队长噢。”
邬中和又说了句：“我提议选鲁队长担任大队长！”
“好，好。”会场上顿时热烈得不得了。
平金刚一时愣在那儿，不知如何反应。宗发奋一看不好，连说：“这个不算数。”
邬中和说：“那我们就举手表决。同意鲁来福同志当大队长的，请举手！”
整个会场顿时都举起了手。
“鼓掌，通过！”邬中和高举双手，直拍巴掌。
会场上又爆发出一阵真的是雷鸣般的掌声，一阵真的是响彻云霄的欢笑。这久违了的掌声，这久违了的欢笑，人们几乎都想不起来，曾经是哪年有过。
“不算，不算，举手不算数！”宗发奋还在叫着。
“那我们马上投票选举！”彭小宾立马对几个年青人布置相关事情。杜长贵转身就上队部办公室拿出白纸撕成一条条，辛狗狗点数，迟解放他们几个下去发票。皮高深拿个大篓子对大家喊：“同意鲁队长当选的，把票放这篓子里，”又拿了个纸盒喊道：“同意平金刚当选的，把票放这盒子里。”
衣春玲说：“也给杜家骏准备一个吧？”杜家骏忙说：“别，别，我就不掺和了。”
前后一、二十分钟的时间，整个过程就完成了。平金刚只得了四票，其余到场的三百多张都是鲁队长的。
“好啊，好啊，还是群众有眼光啊，”老于村长上来跟鲁队长握手祝贺。
鲁队长原本是个很平和、很看得开的人，不在乎这些功名利禄，但看到乡亲们从未有过这样的激情，他也感动了，走到中间跟大伙说：“我就没准备要当这个队长，但是老少爷们这么信得过我，这么看得起我，我领这个情了。”说完，朝四周再三鞠躬致谢。
宗发奋一看不行，便吼起来了，“你们不要来这套。一人一票那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是不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不搞那一套。公社党委不承认！”拍屁股走了。
“我们承认鲁队长，我们承认鲁队长！”这声音在全场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恐怕在公社大院里都能听到。
见平金刚还直愣愣地站在那儿，杜家骏最后说了：“这样吧，平金刚也还是队长，公社要开会就平金刚去。咱村里面呢，就是鲁队长了。”
“也好，也好。”大家也都这么说着。
没查过相关资料，这恐怕是中国农村村民直接选举的最早案例之一了。
1.3 新老校长
1978年底，中共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跨出了历史性的关键一步。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龙头公社由纪海洋任书记兼主任，祖云涛任副书记、副社长，排名第二（县委下发的文件里都要写明谁是排第几）；宗发奋任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经学文任副主任兼生产指挥部主任。
程贵安按年龄和身体状况，应该是退休了，可是他不肯。为照顾情绪，正好龙头中学肖校长要退休，便把他安排当中学校长。好在他以前当过教育局副局长，对教育工作也熟悉。可是公社党委书记是正科级，中学校长才是股级，又特地把龙头中学拔高为县重点中学，与一般中学不同。所以公布的文件里是写：程贵安任县重点中学龙头中学校长（正科级）。这在官场上都摆平了。
公社再公布西北村的班子：杜家骏任支部书记，鲁来福任大队长，彭小宾任副书记，平金刚任副大队长。
之所以要多费口舌，说上这么一大段，是请各位理解有关部门的良苦用心，和有助于理清日后又一番眼花缭乱、纷繁变化的基本线索。
公社新班子成立以后，经学文又提出来北门外那块大语录牌的事。“上面还写着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这可是毛主席的话，最高指示，不能随便动。”宗发奋说。
“毛主席的话，我们也可以换一段嘛。”纪社长说。习惯了，我们还是叫他纪社长吧。
“我说啊，拆了吧。放在那儿多碍事。学习毛泽东思想，不一定非要用这种方式。”祖云涛说得很干脆。
“那怎么行？你才上来几天，不要犯错误哦。”宗发奋警告说。
“我看也可以拆。竖在那儿妨碍交通，那天西北村推车积肥，还把它撞了呢。到现在还凹了一大块，多难看，拆了吧。你说呢，纪主任。”经学文又说了。
“不是不可以拆，但这事得大家统一认识，要写下书面决议，所有的党委委员都要签字，这样才能拆。等下次运动来了，党委所有成员集体承担责任。”纪社长说。
“我第一个就反对，不用说签字了。”宗发奋歪着头说。
“那就换个语录，就用‘抓革命，促生产’吧，凹的地方，找人敲敲平。”
“好，没意见。”
公社领导班子为这事讨论了一个下午，终于达成了这个一致意见。
1979年，年初的寒假前。龙头中学召开“欢送老校长，迎接新校长”全体师生大会。虽然天气挺冷，刮着北风，操场四周插着的彩旗被吹得呼啦啦直响。但肖校长，肖福兴，坐在台上依然还有几分精神，他在讲：
“我今天来向老师们、同学们话别了。”
“我来龙头中学二十多年了，看着它变化，看着它发展，对它的一草一木都很有感情。要离开它，很舍不得，我最舍不得的是，教育战线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我却要离开学校了。”
“回忆过去的十年，在文革中教育领域是重灾区。学校受冲击，操场变成了武斗场。许多老师被批斗，挨打骂，甚至死于非命。尤其是在政治上对教育领域的两个估计：说是解放后的学校是被资产阶级统治的；说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基本上都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把我们压得抬不起头来。是邓小平同志帮我们掀掉了。今年我们又恢复了高考制度，27万新的大学生跨进了大学校门。所以，我羡慕你们，也祝福你们。”
“在新的历史时期里，你们要好好工作，努力学习，抓住机遇，创造优异成绩！谢谢大家！”
师生们一阵阵地鼓掌。
李辰坐在下面，手在拍着掌，心里思绪万千。他是今年刚被喊回学校来工作的。既是因为政策宽松了，也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恢复高考了，教学任务重了。算起来，他是龙头中学在校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人，可还是个代课老师。能喊回来就已经不错了，这还是亏了肖校长上上下下做了不少工作才能回来的。他对这一点，早已不抱希望，能回到学校也没有更多的欣喜。他天天难以释怀的，是他失去了最亲爱的妻子林海秀。是他害了她，沉重的负罪感，时时痛击着他的心灵。精神的煎熬，使他生不如死。回学校来，唯一的好处是，把所有的时间用来学习，更新知识，投入教学，和学生在一起，能减轻点他心中无尽的痛苦。唯一能够安慰自己和告慰亡妻的是，他们的女儿长大了。他特地把女儿改名叫林李，以永远地铭记自己的妻子。林李，现在就在龙头中学读高中，品学兼优，聪明、热情、能干、正直，就像了她的妈妈。他没有跟女儿更多地谈起她的母亲，在她的履历表上只有简单的四个字：自幼丧母。
一个沙哑、刺耳又装腔作势的声音，打断了李辰的思考——新校长程贵安在讲话。
“我虽然是新校长，但是，是教育战线的一个老兵了。刚才肖福兴讲了文化大革命，受冲击。受点冲击怕什么，要正确对待，这也是一种锻炼嘛。你看我，受的冲击还小吗？”他拿起拐杖往地下敲了两下，“我们始终要相信党。野鸡打了满天飞，家鸡打了团团转。我们就要做个挨打的家鸡，就是挨打了也无怨无悔，还要围着主人转。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宽广胸怀。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那就要斗私批修，认真改造世界观。你们知识分子跟我们工农干部就是不一样，自以为是，自命清高，动不动就爱提个意见，这种人最讨厌了。不要一听教育战线的春天来了，就又要翘尾巴了。你们听着点，做人要夹着尾巴做人，你们谁要翘尾巴，我就把它打下去。哪个教师要翘尾巴，我就要从人格上侮辱他，叫他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我这个人是做得出来的！”他又把那拐杖使劲地往地上砸了两下，连大喇叭都传出了“通通”的声音。
全场鸦雀无声。